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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视域中的革命老区减贫问题——兼论农村合作组织的益贫作用
作者:吴彬、徐旭初     来源:《新疆农垦经济》2018年第9期     日期:2018-10-30  浏览:106

[  ]在脱贫攻坚进入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加快革命老区开发建设与脱贫攻坚,让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对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当前革命老区的贫困问题,主要是资源性贫困问题,还突出地表现在社会资本的严重缺失上。在老区脱贫攻坚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农户自身的主体性、主动性、自助性和创造性,通过积极引导发展农村合作组织,有效拓展贫困农户的社会资本,重塑其社会信任,着力提升贫困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增强老区的内源发展动力。

[关键词]社会资本;革命老区;农村合作组织;贫困农户;减贫

 

一、引 言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重点无疑在农村,难点则在革命老区。革命老根据地(简称革命老区或老区)是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而贫困革命老区更是短板中的短板。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革命老区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革命老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但由于自然、历史等多重因素影响,一些革命老区发展相对滞后、基础设施薄弱、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脱贫攻坚任务相当艰巨。据有关部门统计,老区中的贫困县占全国贫困县总数的近一半,近4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分布在老区,有近3000万贫困人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老区的全面小康,特别是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那是不完整的。因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关于加大脱贫攻坚力度 支持革命老区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办〔2015〕64号),明确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改变革命老区发展面貌为目标,以贫困老区为重点,……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着力破解区域发展瓶颈制约,……着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推动老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确实,从革命老区贫困农民自身角度看,实现减贫脱困目标绝不能停留于传统认识中的“等”、“靠”、“要”,要充分发挥农民自身的主体性、主动性、自助性和创造性,着力提升贫困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增强革命老区的内源发展动力。继而,问题又来了,革命老区贫困农民何以发挥主体性,增强内源发展动力?可以认为,农村合作组织无疑是革命老区农民通过自身努力彰显主体性、提升自我管理水平和发展能力,进而减贫脱困的最合宜、最合意的组织化形态[1]。需要指出,所谓农村合作组织,泛指在中国农村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以合作社原则——简言之:服务成员,民主控制——为基础的,具有较为稳定的组织形态的各类社会经济组织,大致对应于人们平素统称的“农民合作社”。然而,当前革命老区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依旧步履维艰,其中关键的原因无疑是社会资本的缺失。因此,本文尝试从理论层面剖析社会资本对于革命老区减贫的重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农村合作组织发展对增进革命老区贫困农户社会资本的作用。

二、革命老区社会资本的发展现状

社会资本理论启示我们,对社会个体或群体而言,社会资本的占有或缺失,对于个体或群体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及其社会存在状态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虽然革命老区拥有革命优良传统、政府优先扶持、红色社会网络(结对扶持)等独特的社会资本优势,但相比发达地区而言,革命老区贫困农户的社会资本仍然缺失严重。

(一)革命老区贫困农户的社会资本基础先天不足

在我国广大革命老区,由于地理环境、人口分布、交通通讯等方面与区域中心地区相比所具有的位势差,相当数量的贫困农户几乎必然地滞留在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源的瓶颈中。就革命老区贫困农户本身而言,由于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所在社区,交往对象主要集中于本村村民及自己的亲戚,社会网络规模和网络位差相对较小,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呈现单一化趋势,与资本、技术、市场、信息等现代要素普遍比较疏远,这就导致其与外界社会交流和联系的机会减少,较少能够运用网络资源达到工具性目的。他们往往比较缺乏社会流动性,因为经济上的困厄是他们参与社会流动的第一障碍。即使在空间上发生一定的流动,也很容易不足以支撑其流动过程中的收支平衡而不得已退回到原来的生存状态,其时弱势状况无疑会更加恶化。无疑,社会资本基础先天不足是导致其贫困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革命老区贫困农户的弱关系网络资源严重缺失

根据格兰诺维特(M. Granovetter)和林南等人(N. Lin et al.)的观点,强关系网络往往局限于较为同质的信息,对个体助益不大;而弱关系网络则不同,它能为个体带来较为丰富的信息和知识,从而可以提高个体的竞争能力[2][3]。但而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的人际观恰恰严重影响了贫困农户的弱关系网络资源的积累和拓展。费孝通早在上世纪中叶就提出著名“差序格局”理论,认为“差序格局”是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在差序格局,社会关系随时随地如同一个“以‘己’中心的,像石子投入水中……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4]由此,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所传承下来的保守、落后的思想观念影响下,农民们更加倾向于跟自己有血缘关系、比较亲近的人来往,人际关系网络相对狭窄,他们所能信赖的人也相对较少。他们要想获得异质性信息是很困难的,而且也对来自于外界的异质性信息保持着与生俱来的排斥和不信任感。不仅如此,由于网络成员的同质性程度较高,也大大降低了社会资本的可利用率。革命老区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他们几乎不可能跟高阶社会阶层发生任何联系,也就不可能从他们那儿得到任何资源。

(三)社会体制因素加剧了革命老区贫困农户社会资本的困境

令人难以释怀的还在于,在很多情形下,社会体制因素不仅没有惠及贫困群体,反而强化了社会对他们的排斥和偏见。换言之,贫困和政策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穷人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穷人是由那些反映贫困的经济政策创造和再创造的。不平等和贫困是社会各群体之间在利益分配过程中争夺有限资源的结果。

从理论上讲,通常来源于非正式家庭和共同体结构的有限团结和可行信任,能够使形式或表面的社会排斥和控制失去功效。因此,出于利益的考虑,任何社会群体都有必要在契约基础上建立内部团结和相互信任机制,作为一个共同体结构一致行动,对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施加影响。而且,个体资源贫乏的弱势群体尤其必须联合起来,结成一致行动联盟,形成社会压力集团,以更有效地保护自身利益。但是在我国农村,尤其是革命老区,那些处于弱势的贫困农民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广泛而有力的联盟组织,从而也就失去了与那些既得利益者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和条件。

通常,社会自愿组织是社会资本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桥梁和纽带。通过自愿组织,沟通得越频繁,越能够形成共识和彼此的信任,越能形成有机团结,如此社会资本就会越厚。然而,我国是一个十分缺乏社会中间组织的社会,社会协调呈“哑铃型”——一端是强大的政府,另一端是原子化的个人和家庭,独缺中间组织。这也更遏制了农村贫困农户进行社会联合的可行空间,加剧了其社会资本困境。

三、社会资本在革命老区减贫中的意义

(一)社会资本为革命老区减贫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

武考克指出,“镶嵌”和“自主”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基本维度。根据镶嵌(整合)和自主(链结)的高、低不同发展水平的相互组合,他分析了四种社会资本形态(低整合-低链结、高整合-低链结、低整合-高链结、高整合-高链接)及其不同的发展绩效[5]。基于武考克的理论观点,我们不难发现,贫困农户(特别是革命老区贫困农户)普遍面临着微观社会资本困境:(1)低整合—低链结。这是指既没有整合也没有链结的现象。在贫困问题上表现为既缺乏家庭信任,又缺乏普遍信任,其成员隔离于所有形式的有凝聚力的社会网络。赤贫者无家可归,处于生活困境之中,他们没有任何家庭和社群资源可以依靠,只能流浪。(2)高整合—低链结。这种现象是指普遍信任只是扩展到家庭成员和血亲人群。社会出现整合但缺乏链结,不存在普遍共享的社会道德和规则。贫困农户主动或者被动地被“锁定” 在特定一个社群内(家庭、贫困群体),只能倾向于跟自己血缘关系亲近和身份相同的人来往,难以在不同群体之间获得信息与知识的有效沟通和交流,改变自身的贫困处境。(3)低整合—高链结。这是指有链结却没有整合的状态,社会成员个体发现了大范围行动的自由和机会,但缺乏为其提供指导、支持和认同的稳定的社群基础。比如一些贫困的打工者。武考克认为,高整合—高链结是理想的微观层面社会资本状态。贫困社群要获得良好的发展结果,就要把整合和链结协调在一起。

由此可见,在社会资本框架中,贫困农户不仅缺乏经济资本,同时缺乏政治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综合表现为物质贫困、精神贫困和政治资源的分配不合理。也就是说,在社会资本框架中,贫穷意味着被剥削,贫穷人口的选择权与机会遭到剥夺。他们没有接受平等的教育与医疗机会,社会支持网络脆弱,处于不安全与易受伤害的情况。

(二)社会资本为革命老区减贫提供了新的策略选择

杨雪冬指出,“社会资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组织(广义上的)通过与内部、外部的对象的长期交往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信仰和行为范式。”[6]它具有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和增加生产力的能力,可作为其它形式资本的补充。社会资本理论跳出了传统发展和反贫困理论在市场和政府的二维框架中非此即彼的扶贫方式选择和“狭隘的资本观”的扶贫思维,从多维扶贫方式选择和广义资源论来看待扶贫策略。实际上,市场、政府、社区都是能够影响扶贫工作的关键变量,同时三者的失灵也是永远存在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包打天下,它们相互之间和各自内部都应当建立互补关系和合作关系。在社会资本框架中,可行的贫困治理框架是要考虑市场与政府的适当平衡,同时考虑建立包括以社区和自愿者组织等为基础的中间组织形式的可能性。

显然,在社会资本理论视域中,扶贫减贫的核心内容和发展趋势则是建立一种以社会资本投资主导的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资本投资的联动机制,也即如何在培育社会资本基础上,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三大资本之间的协同,既满足贫困农户的基本物质需求,也促进贫困农户的社会参与,在社会参与中锻炼和恢复自己的竞争能力,把握获取收入的机会,融入主流社会,防止走向边缘化。

(三)社会资本为革命老区减贫揭示了新的独特资源

社会资本理论表明,与富人相比,穷人更依赖于社会资本。而且,穷人没有富余的物质资本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因而社会“规范越健全,相对富人而言,穷人获得的收益越多”[7]。还有,穷人没有物质资本作信贷担保,而成立组织,利用社会制裁机制获得信贷是一个有效的途径,而富人有物质资本作信贷担保,因此,“富人不需要社会制裁,而穷人就需要”[7]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革命老区贫困农户在面临某些开放性社会资本缺失困境的同时,也天然保有着某些极其可贵的乡土性社会资本。而正是这些乡土性的(未必具有足够现代性的)社会资本,如信誉、荣誉、革命传统、互助机制,长期以来一直支撑着贫困农户的生存和发展;如果得以合理挖掘、运用和改善,完全能够成为现代减贫行动的文化基础和组织保证。

四、农村合作组织发展对革命老区贫困农户社会资本的增益作用

(一)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可以有效拓展革命老区贫困农户的社会资本

正如科尔曼指出的,“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过程之中。”[8]长期以来,农村居民以强关系为基础,在相似的生活背景和思想观念作用下,形成互信、互助和互惠机制;同质性社会资本是中国农民社会资本的主体,并为乡村社会治理和经济增长提供便利。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高素质劳动力向区域外转移,“空心村”增多,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出现节点流失、联系中断、网络破裂。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合作组织及时强化了乡村社会的群体性和组织性。它在把众多农户集结起来、共同形成规模化农业生产的同时,也发挥了黏合作用,帮助现存的农村社会关系节点重新建立联系,从而修补了农村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吸引高素质劳动力回归和加入,继而增加了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节点数量。不仅如此,合作组织以共同的利益追求为导向,还能把众多非血亲缘关系的农民纳入同一社会网络。凭借合作组织的平台,农民可以与流通领域、农产品加工领域等众多不同利益集团和社会层次的人员建立直接或间接联系,即各类弱关系开始建立。在这种广泛的互动过程中,农民的社会资本突破了同质性社会资本限制,这不仅扩大其社会关系网络规模,也增加了其社会资本类型。

(二)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可以积极重塑革命老区贫困农户的社会信任

       农村合作组织可以扩大并加强革命老区贫困农户的信任半径和强度,在信任与合作之间形成互动机制,丰富革命老区社会资本的内容。米什勒和罗斯指出,“信任(对公民社会的建立)是必不可少的,只有信任,个体才会自愿加入集体性设置,不管是政党之类的政治设置,还是工会、商会和教会等经济和社会设置。”[9]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也是社区团结的基础。社会资本之所以具有资本性,就在于相关群体中人与人之间建立了信任关系。近年来,包括革命老区在内,农村合作组织(尤其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迅速发展,其初衷是为了追求生产上更有效的合作和经济上更显著的互利,因此它在帮助农民突破原有社交网络的同时,也将其信任半径扩大,原来仅仅对强关系的信任可能发展为对同一合作组织内其他成员的信任、对有助于该组织合理运行的社会力量的信任。这种初步信任就此引发试探性合作,同时在合作中信任得到强化,于是在多次重复合作中,任进一步固化……这种互动机制将产生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是促使该合作组织进一步取得合作效益;另一方面是继续衍生出新的信任和合作。由于合作组织能构建这种信任与合作相互驱动的局面,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被良好组织的信任结构。

五、结语

当前革命老区的贫困问题,主要还是资源性贫困问题,其中不仅包括经济资源、文化资源、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均衡,而且还突出地表现在社会资本的严重缺失上,主要包括革命老区贫困农户的社会资本基础先天不足、弱关系网络资源严重缺失,而社会体制因素更加剧其社会资本困境。农村合作组织从一开始就根植、生发于农村社区基层,天然地带有“乡土”或“村社”的印记,并在与村社组织、制度与文化的共存互动中呈现着不同的均衡态,革命老区尤其如此。贫困问题的明显特征是,市场化程度越高、越现代化的地区,农村社区传统转变的程度越高,农村地区贫困问题越小;而市场化程度低、较封闭的地区,农村社区传统保留较完好,贫困的概率更高。当我们思考如何利用社会资本来扶贫减贫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应对社会资本对于扶贫减贫的阻碍?

由于社会资本可以出现于不同层面,所以社会资本的影响未必都是正面的。社会资本也可能被用于不正当的或者损人利己的目的,在农村合作组织中也是如此。当组织内社会资本分布出现非均衡性时,处于相对弱势的成员将会愈发陷入困境,这不仅起不到社会资本减贫作用,反而妨碍合作组织的公正原则;即使合作组织内部存在信任和公平,但如果缺乏正确引导,它也可能演化为对社会有损害的组织。因此,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思考的是,我们要以何种方式来契合革命老区的社会资本现状,以期革命老区扶贫减贫能够利用好社会资本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吴彬,徐旭初.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益贫性及其机制[J].农村经济,2009,(3):115-117

[2]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 481-510.

[3]Lin, N., Ensel, W. M. & Vaughn, J. C. Social Resources and Strength of Ties: Structural Factors in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1, 46: 393-405.

[4]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迈克尔•武考克.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一种理论综合与政策架构.载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6]杨雪冬.对一种解释范式的探索.载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7]格鲁特尔特,范•贝斯特纳尔.社会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M].黄载曦等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8]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

[9]Mishler, W. & Rose, R. Trust, Distrust and Skepticism: Popular Evaluations of Civi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J].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1997, 59(2): 418-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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