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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合作社资本约束: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

时间:2017-09-19 14:40来源:中国农村观察 2017年第5期 作者:余丽燕 点击:

  一、引言

  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合作社(下文简称“合作社”)被普遍认为具有内生性的资本[1]约束困境,其背后产生的逻辑在于公性与私性冲突。合作社价值理念追求互助、平等、民主、公正等社会性,而市场经济强调个人主义和竞争性。具体来说,合作社“社员进出的自愿和开放”、“一人一票”“社员的经济参与”等基本原则的规定限制了资本回报。与此相反,投资者所有企业则强调财务资本回报最大化。因此,合作社基于“人”的联合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其资本产生的背后逻辑不同于一般投资者所有企业,决定了其“劳动雇佣资本”以及资本的辅助地位。然而,合作社与其他类型企业一样,必须面对市场经济纵向一体化与横向一体化提出的资本扩张需求。当资金需求难以满足时,对导致资本约束的合作社原则进行修订,成为当前许多合作社的应对之策,然而,类似做法因可能改变合作社本质属性而备受质疑。而根据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在促进信息交流、减少交易成本方面具有显著作用,对促进融资活动开展具有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合作社是一种以成员为导向的制度设计,是以社会资本为基础的组织,社会资本的运用还有利于保持合作社的属性。因此,本研究关注如何应用合作社社会资本的优势应对其资本约束的劣势。

  二、社会资本破解资本约束的理论分析

  (一)两种资本的关系

  合作社的财务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关系可以从合作社原则的规定中获得启示。既然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使得资本约束不可避免,那为什么还是制定了这样的原则呢?其根本原因还需追索到合作社背后的社会价值理念。在对合作社各种关系的阐释中,“劳动雇佣资本”无疑是最形象的描述之一,即劳动是“主人”而资本是“仆人”。这一表述阐明了劳动优先于资本的地位。其原因可从成员投入资金的目的中找到答案。一般来说,农户为了获取成员资格,需要投入一定的财务资本或者权益资本。该权益资本投入的目的并非获取纯粹会计意义上的股本增值或其他形式的资本回报,而是获取联合的资格。即资本投入的真正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合作的关系,即“人的联合”。值得一提的是,这里“人的联合”是基于关系网络建立的合作和联系,而这正是社会资本的内涵。Nilssonet al.(2012)认为合作社财务资本是社会资本的转化和“乘数效应”的结果。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合作社其实就是“社会资本雇佣财务资本”的一种联合,合作社财务资本的获取是基于社会资本。

  (二)合作社社会资本破解合作社资本约束的内在机理

  1.合作社社会资本破解资本约束的优势性。对于以社会资本为根基的合作社来说,利用其社会资本向财务资本转化从理论上是可行的。Nilssonet al.(2012)对合作社财务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关系的构建逻辑,有助于理解社会资本之于合作社破解资本约束的优势性。一是合作社完成目标的优势在于其丰富的社会资本。现实中活动主体为了完成某一行动,需要投入不同资本(假设这里只考虑社会资本与财务资本)。对于合作社来说,完成不同的行动均是需要高比例的社会资本与低比例的财务资本的组合。二是具备更丰富社会资本的合作社在社会资本转化为财务资本上具备优势。根据合作社的资本组合图,社会资本比例越高,其在转化为财务资本上越有优势。

  2.社会资本可缓解资本约束中的内在性问题,解决成员激励问题。具体来说,合作社可利用社会资本缓解资本约束的内生性问题,从而提高整体成员的融资参与。合作社资本约束的内生性,主要是指合作社基本原则的设计将资本置于从属地位,导致对资本投入缺乏激励。但是合作社治理机制的优势在于可利用社会资本减少会主义行为,其实现的可能性在于对群体目标的内化,即每个参与成员意识到个人目标的实现与群体目标的实现正相关时,将合力实现群体目标从而实现个人目标(Valentinov,2004)。同样的原理,合作社可利用社会资本激励成员融资参与。

  (三)合作社社会资本破解资本约束的挑战——资本控制问题

  无论在合作社发展历史悠久的西方世界,还是在发展时间较短的中国,合作社制度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变迁,其社会资本也由此遭遇了重大挑战,使得合作社融资潜能遭到抑制。过去几十年里,西方世界传统合作社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它们在追求“经济”资本扩张的同时,大量的社会资本的被驱逐,其主要原因在于资本需求与合作社治理之间的传统平衡被干扰。中国合作社制度设计基本遵循了国际合作社基本原则,但面临资本控制问题,即合作社的财务资本被赋予了与社会资本同等甚至超过社会资本的地位。中国合作社成员异质性明显,核心成员往往也是主要资本贡献者,他们通过资本的参与拥有绝大部分治理权和收益分配权。然而资本控制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一些消极效应,即容易导致合作社的根基“社会资本”被破坏,比如表现为合作社功能弱化、甚至合作社本质属性遭遇挑战质疑。当前中国合作社应对资本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社会资本地位,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合作社社会资本有助于调动整体成员的融资参与意识,激发普通成员的融资潜能,从而缓解资本约束问题。另一方面,社会资本有助于缓解当前中国合作社的资本控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三、社会资本破解合作社资本约束的现实检验

  为验证中国合作社是否可以应用其内涵的社会资本解决当前所面临的各种资本约束困境,本研究分别选择福建厦门(内部融资代表)的三秀山蔬菜专业合作社和琴鹭鲜花专业合作社、以及宁德古田(外部融资代表)的农丰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和富闽食用菌专业合作社作为研究案例。

  (一)基本情况

  1.厦门地区案例。(1)资本的基本判断。根据从合作社目标(成员利益最大化)、剩余索取权(以交易额比例分配为主)与控制权(一人一票)等情况初步判断,这两家合作社虽然强调一定的资本贡献,但对社会资本都赋予了重要地位。(2)融资经验。三秀山合作社主要通过内部利差竞借和协议利率方式向其成员融资,琴鹭则则采用信用互助的方式解决合作社及成员的资本约束难题。

  2.宁德古田案例。(1)资本的基本判断。根据股金集中度、决策方式以及盈余分配制度,这两家合作社具有明显的核心成员和普通成员之分,资本控制特征明显。(2)融资经验。宁德古田合作社借助两个合约成功实现了信贷融资。第一是合作社与成员签订非正式合约并为成员担保,即农民拥有的未确权、银行不能抵押的资产通过民间契约的方式抵押给合作社。第二个是合作社与信用社签订正式合约,以存入资金(全部股本金)作为为成员贷款的风险保证金。

  (二)讨论

  1.社会资本与内部融资。厦门的案例反映了合作社社会资本破解资本约束的一般机理,突出体现了社会资本优势的运用,即通过地缘人缘优势,采取不同形式进行成员交流,通过民主表决方式重视成员心声,加上理事长的奉献担当,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合作社横向的 (成员之间) 与纵向的( 成员与领导层之间 ) 的信任的产生,从而提高了整体成员的融资参与意识,于是有了三秀山合作社的内部利差竞借和琴鹭合作社的信用互助的成员融资实践。

  2.社会资本与外部融资。宁德古田案例中其内在作用机理在于社会资本与“资本”贡献的有效结合。一是对于合作社来讲,社员的菇房、果林、工具等资产的价值不被金融机构认可,却可用于他们的反担保物品。这种价值实现的背后正是社会资本中信任以及合约执行有效性的作用。二是合作社核心成员的财务资本贡献。

  3.两个地区对比分析。厦门地区合作社对资金体现出“短、少、快、活” 的要求,成员内部融资无疑是其中最便捷的渠道。而这一渠道实现的关键在于合作社运用成员网络以及信任实现资金的互通有无,即赋予社会资本重要地位并善于挖掘其潜能。宁德古田地区样本合作社对资金需求量较大,必须借助正规信贷融资等外部融资途径。第一个非正式合约的担保环节重点发挥了内部社会资本的作用,第二个正式合约的担保环节对财务资本的投入(大数额的风险保证金)提出了较高要求,合作社通过对出资者的让权和让利来激励资本提供者(核心成员)的贡献,从而实现两种资本的有效结合。由这两个地区的实践可知:成员是合作社的根本,整体成员的融资参与是解决这资本约束困境的根本途径,而社会资本的运用不仅是整体成员融资激励的关键,还有利于保持合作社成员属性。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是:合作社的价值理念决定了其财务资本是基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合作社解决资本约束的优势资源,合作社利用社会资本可缓解资本约束的内在的成员激励问题以及现实中的资本控制问题;成员是合作社的根本,提高整体成员融资参与是破解合作社资本约束的根本途径,而实现这一途径的关键在于社会资本与财务资本的有效结合,即重视普通成员的利益诉求以及对核心成员资本贡献的激励。

  政策启示:一是合作社应善用其社会资本(如注重成员参与合作以及成员信任感、归属感的培育),结合资金需求的实际情况,探索创新融资手段。二是政府引导不可缺少。政府可通过各种方式如举办培训班等,增进成员特别是理事长对合作社内涵以及社会资本的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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