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ideshow
返回首页
当前位置: 主页 > 理论前沿 >

面对农合组织缓慢与失范困局政府当何去何从? ——论基层政府介入农合组织培育和发展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基本路径

时间:2016-10-27 10:10来源:《宁夏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作者:韩斌全 董江爱 点击:

 摘 要“组织化”程度无疑是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短板”。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实是:或者弱小而无能或者严重失范的无序发展是其显著特征;实际运行的规范的真正是“小农”自己的农合组织少之又少。我国农合组织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表明,中国农合组织的发展必须由农民群体之外的外部力量的直接介入和强力推动才有可能得以实现。在农民自身合作意愿、合作动力、合作人才、合作能力和合作资源严重不足,在我国有可能助推农合组织发展的非政府组织发展严重不足的现实条件和现实环境下,基层人民政府在农合组织工作上应从所谓的“支持、扶持”向实实在在的“主导”、“参与”转变,向实实在在的“孵化”、“培育”转变。基层政府可从十个方面介入到农合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之中。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农民合作组织;合作资源;基层政府;实质性介入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在设施装备、技术应用、农产品市场化率、农民素质等方面都达到较高水平,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农民总体收入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属较高层次。在农业现代化的意义上,“组织化”程度无疑是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短板”。阙如《中国合作经济》编辑部在该刊2013年第1期“卷首语”中指出的:“在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推进农业合作化,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别无选择的道路。”[1]如何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如何实现农民经营活动的组织化,已经成为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问题,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制约整个中国大陆地区农业农村发展的普遍性的瓶颈性难题。如何破解这一瓶颈性难题,如何实现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又好又快发展,从而使农民合作组织真正成为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基本主体”、“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无疑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认为:基层政府实质性介入农民合作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是破解这一瓶颈性难题的不二选择。

一、发展农合组织的意义和对我国农合组织发展现实的反思

张晓山和苑鹏认为:“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组织体系健全的中国农民合作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治本之策。”他们还指出:“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既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一部分,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部分。促进合作社的发展,保持合作社的自主权及生命力将有助于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政体,有助于转变政府的职能,有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及和谐。”[2]序言p.2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合组织”,既是促进农民增收、化解“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扩大内需、保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我们必须看到,在传统农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最难以解决的是“农业现代化”问题。对于一个农业人口庞大的国家而言,“农业现代化”是最难以解决、也最为根本的发展难题。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如果不解决好“农业现代化”问题,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陷入“拉美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在当代中国,农民“单打独斗”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农村“一片散沙”的农业经济格局,是我国农业、农村能否实现现代化,是我国能否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是我国能否在2050年实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根本难题。我们不妨将这种“难题”叫做“国运难题”。因为“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对于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对于我国实现整体的现代化,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更具有基础性、根本性和全局性。如果解决不好“三农”的现代化,这些理想的实现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培育和促进农合组织的发展无疑是政府破解“三农”发展难题的基本抓手,甚至是党和政府当下“三农”工作的中枢。

2013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农民合作社是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基本主体,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后的农民合作社将通过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等实践形式,担负起作为现代农业经营的基本主体、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型实体和农村社会化服务重要载体的重大职责。”[3]

然而,就总体而言,我国新型农民合作组织虽然已经经历了20余年的发育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也已实施近10年,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合组织依然是发展缓慢、模式异化(几乎是“大农吃小农逻辑”模式一统天下)、农户覆盖率过低;农民依然缺乏合作意愿,“小农”群体依然缺乏内在合作动力,就如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和王念所言:“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出台,为专业合作社提供了良好的外界条件,但是在实践中却没有因为该法的出台而激发起农民对合作社的热情,相反,许多地区的农民对合作社表现出冷淡的态度,甚至出现‘合作社运动而农民不动’的现象”。[4]

就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下简称为“农合组织”)的发展现实而言,或者弱小而无能或者严重失范的无序发展是其显著特征;实际运行的规范的真正是“小农”自己的农合组织少之又少,这是任何实地“田野调查”都会得出的结论。我们通过一年多对山西省太谷县农合组织发展状况的走访调查印证了这一基本判断。

十分令人揪心的是:一纸空文“组织起来”的“小农”依然是“田野”上散落的“马铃薯”,遍地开花的农合组织几乎丝毫没有改变广大“小农”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关系中的弱势地位。

令人十分忧心的是:农合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大农”、企业家套取财政扶持资金和极个别政府官员“寻租”的新的逐利场;除了用于农业和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的资金,各级政府扶持“三农”的财政资金几乎无一例外地装进了所谓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大农”的“口袋”。

温铁军、张晓山和孔祥智等“三农问题”高端学者的基本判断是:支持农业产业化的扶持模式,事实上只是支持、扶持了“龙头企业”和“大户”,普通的小农户并未受益;至少80%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假”合作社。非常诡谲的是,一些基层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官员,痴迷于此类见效很快的“政绩工程”,甚至在总结和汇报时不惜欺上瞒下,给形形色色的“假”合作社以及相应的工作思路、工作模式涂脂抹粉在支持、扶持农业产业化和公司、企业和农村大户把持的所谓农合组织过程中,政府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与公司老板以及农村大户相互苟合,事实上已经非常普遍地形成了共谋“套吃”国家财政扶持“三农”资金以及农业产业化发展得益的“利益共同体”或者“寻租者共同体”。非“小农”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套吃”国家财政扶持资金现象屡见不鲜,甚至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在私下访谈中,“龙头企业”老板和“大户”不但直言不讳地承认这一点,而且还津津乐道。

以支持、扶持“龙头企业”和“大户”来发展农合组织这种行政作为模式,事实上已经导致形成看不见的“潜规则”联结起来的吞噬本来应当惠顾“小农”的财政扶持资金的利益链条,这种行政作为模式的后果是导致形成“寻租者共同体”内部默契、外部无法监管的大量滋生腐败的温床,而且种种“套吃”国家扶持“三农”资金的“潜规则”也在“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这决不是危言耸听!非常诡异的是,以“不参与”而防止腐败为名,却造成了合法的根本无法监管的更加隐蔽、更加容易滋生腐败的政府扶持“三农”财政资源的私下授受。

对于真正的农合组织——“小农”自己的农合组织——的发展而言,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这种施政路径和工作模式实质上是行政作为上的“不作为”和“乱作为”。这种节约行政成本、貌似合理规范的扶持“三农”和农合组织发展的施政路径和工作模式,是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的。无疑,在农村,“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小农”为本,而不能是以“企业家”和“大户”为本。然而,农合组织发展的实际情形却是,广大“小农”成了所谓“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旁观者,而非参与者;政府(官员)则成了“小农”自己的农合组织创建和发展的“旁观者”。

因此,理清发展思路、明确政府作为,从而大力发展“小农”自己的农合组织,规范、改造和扶持现有农合组织,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中国农合组织的发展将何去何从,政府在农合组织发展进程中将何去何从、如何作为,政府已经处在做出抉择的十字路口。

二、政府实质性介入:发展农合组织的现实选择

事实上,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面临发展缓慢和模式失范两大难题。对于破解农合组织发展缓慢难题,相关部门和相关领域专家至今也没有推出或者提出确实可行的方案。政府相关部门延续了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套路,导致了“大农吃小农逻辑”的蔓延。即使是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施行10年的今天,学者们大多也没有跳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逻辑”。对于破解农合组织模式失范难题,农合组织以及“三农问题”领域学者乃至顶尖专家,在面对不断加深的“城乡二元对立”、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不断加大,在面对中国农民难以“组织起来”的现实困境,除了一味批评政府扶持“三农”以及农合组织政策措施的“异化”,除了一味批评政府扶持“三农”财政资源未能惠及“小农”,除了对政府参与或者干预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断提出质疑外,对于“发展缓慢”与“模式失范”的二难选择似乎也无计可施,对于如何加快规范化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合组织的发展未能提出可供实际操作的路径和模式。

张晓山和苑鹏指出:“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符合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世界各国所走过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与各自国家的历史背景、具体国情和社会形态密切相关。发展现代农业必然要涉及‘走什么样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和‘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的问题,不同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和不同的农业发展模式必然要求在农业上有不同的制度安排和组织架构。”[2]2一个国家、一个地方政府乃至一个基层政府要想推进本国(/本辖区)农业现代化,就必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或者本地实际的发展道路。

无须讳言,模仿北美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来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以推动农业“公司化”、“企业化”产业化模式,以及通过土地流转等手段推动和扶持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固然有可能实现我国农业的现代化,但广大农民、广大农村社区并不会由此而享受到政府支持、扶持“三农”的“阳光”,更不可能带动农民和农村走向现代化。以推行“公司化”、“企业化”、“规模化”的农业产业化模式来带动“农合组织”的发展,终究是公司、企业和大户“代表”(实质上是“窃取”)农民应当享有的国家财政扶持资金。这种模式的农合组织只会遵循“大农吃小农”的逻辑;这种发展模式很可能将中国农业带入置大量“小农”于“被贫困化”、“被边缘化”境地。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大支持“三农”以及农合组织发展资金,而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拉大,这一事实足以印证对于这一严重偏离“正道”的发展模式的否定性判断。

对于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路径而言,学术界和一些政府官员盲目信奉或者认同的所谓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农民自发自主发展“农合组织”的“历史规律”或者“历史逻辑”并不真实。如果说欧洲有此种“历史规律”,也仅仅是“地方性的”历史规律,它是中世纪中晚期欧洲基督教修会及其附属修道院社会公共(/公益)服务文化(一种特殊的非政府组织文化)、“文艺复兴”之后欧洲逐渐兴盛起来的科学共同体文化(它们往往为社会提供一些技术性较强的公益服务)和崇尚个体独立的自由主义共同影响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它遵循的是欧洲文化(传统)的“历史逻辑”。我国学术界及一些政府官员的上述观念既与世界上“农合组织”发展史的逻辑,也与中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几起几落的“农合组织”发展的实际情形不相符合,更与我国“农合组织”发展的现实逻辑相背离。无论国情、省情、县情如何,虽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有市场推动和政府推动两种成长模式但不管是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政府推动模式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5]

虽然,国内学术界就中国大陆地区在农合组织发展上应主要借鉴我国台湾地区、日本和韩国的“东亚模式”,而不是“北美模式”或者“欧洲模式”,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国内学术界并未梳理更未厘清我国大陆地区与“东亚模式”原发地,农合组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环境和社会资源上的发展条件差别;也未梳理更未厘清我国大陆地区农民与“东亚模式”原发地农民,在政治心理、社会心理和组织心理上的巨大差异,毕竟中国大陆地区农民在生产和生活难题上普遍存在依赖政府、依赖“组织”之心理,中国大陆地区农民普遍存在建立组织是党和政府的事情之心理,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内陆省份尤为如此;因此未能真正理清农民自身农合组织发展意愿不强、发展动力不足,对于组建和发展农合组织既无自发性更无自觉性的原因。

然而,对于“农合组织”的快速健康发展乃至“三农”的现代化,学术界和政府在施政理念上都没有能够在历史背景与现实条件、理性抉择与现实选择之间,做出既符合理论理性又符合实践理性的总体分析和有效整合的合理性研究和正确决断;学术界始终未能提出相应的既合理又可行的促进发展的工作模式;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迄今也未能理清并确立相应的既合理又具体的工作路径和工作模式。反思和调整政府在农合组织发展中的行政作为已是刻不容缓。

盲目信封或者认同所谓的“历史逻辑”而不在“小农联合”的农合组织发展上积极参与、积极作为,只错位地在公司、企业和“大户”附属或者操纵的并不属于“农民”自己的所谓农合组织发展上积极作为,而对于广大“小农”农合组织的发展,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基层政府上下一致地仅仅在“外部环境”营造和运作硬件资助上有些许行政作为,这些对于大力发展“小农”自己的农合组织,从而对于破解“三农”难题而言,无异于隔靴瘙痒。

我国农合组织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表明,中国农合组织的发展必须由农民群体之外的外部力量的直接介入和强力推动才有可能得以实现。并且,对于全国农合组织的普遍(在普及率的意义上)而且联合广泛(在农户覆盖率和社会资源的双重意义上)的发展和进一步联合壮大而言,只有资源富集的各级人民政府才具有资源介入和动员推动的能力。在文化传统和农民资源禀赋上相同或者相近的我国台湾地区、韩国和日本的经验业已旁证了这一基本判断,而我国大陆地区的零星案例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基本判断。

虽然基于前述种种理由,“三农”专家们对政府主导、参与(或者“干预”)农合组织的发展的质疑有一定道理,但这些并不足已成为拒斥政府直接介入“农合组织”创立和发展的理由。而所谓行政作为上的廉政风险判断,更不能成为政府拒绝直接介入“农合组织”创立和发展的理由。

在农民自身合作意愿、合作动力、合作人才、合作能力和合作资源严重不足,在我国有可能助推农合组织发展的非政府组织发展严重不足的现实条件和现实环境下,如何将散沙一片的“小农”组织起来、联合起来,这是政府不得不考虑的重大问题。而且,无论是在组织能力、合作人才和合作资源等方面,还是在诱导合作意愿和激发合作动力等方面,政府都拥有可以充分使用的资源,这是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根本无法比拟的。因此,无论如何政府(特别是基层人民政府)都不能在推进农合组织发展进程中将自己“置身事外”;而且,如果政府不去直接参与农合组织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之中,中国农合组织的全面健康发展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全党将农村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的今天,任何关心中国现代化总体进程,任何关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府工作人员,都不能对于“小农”自己的农合组织的创建和发展麻木不仁,都不能将实实在在地推进农合组织发展工作置之度外。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在支持和扶持“农合组织”发展的政策导向上必须有所调整,而基层人民政府在支持和扶持“农合组织”发展的行政作为上更应当做出根本性变革。全党和各级政府在农合组织发展上的工作重心和工作思路必须做出重大调整,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支持农合组织发展政策和策略的顶层设计必须优化重构,基层人民政府在支持农合组织发展行政作为上的工作模式必须紧贴实际。

面对农民自己的农合组织的发展困境,无休止地争论政府该不该介入农合组织的发展这个与中国国情严重脱节的伪命题是没有意义的。确如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赵泉民指出的:“当前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已不是政府力量‘要不要介入’而是‘如何介入’及‘介入到何种程度’的问题:若介入过度则会使合作社发展陷入到‘诺思悖论’之中;若不介入单靠农民合作组织又实难发展。”[6]

我们认为:基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农合组织工作上应从所谓的“支持、扶持”向实实在在的“主导”、“参与”转变,向实实在在的“孵化”、“培育”转变,从而扎扎实实地推进兼顾农户利益与合作组织发展的互生共荣的合作组织的快速、规范、健康发展

三、关于基层政府介入农合组织培育和发展的意见框架

基层政府究竟该如何介入农合组织的培育和发展,鉴于相应实践案例和可资参考研究的稀缺,也由于文章篇幅所限,笔者只能就基于“东亚模式”和我国农合组织的既有经验,结合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民生产经营的现状和农民的资源秉赋等现实基础,提出尽可能系统完整的建设性意见框架。

总体而言,广大“小农”对于“农合组织”的创立和发展意愿不强,农村自身“农合组织”发展动力不足,农村自身“农合组织”要素资源缺乏。换言之,农民缺少或根本不具有发展农合组织所必需的各种必要资源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些资源既包括内在的思想观念资源(诸如组织思想、经营观念和管理理念等方面),也包括自身素质方面的软实力资源(诸如管理能力、技术集成和市场信息等方面),更包括硬环境资源(诸如市场渠道、设施装备和财政金融等方面)。因此,在关涉农合组织的非政府组织(NGO)缺位的情况下——欧美相当大比例的早期农合组织是在非政府组织“孵化”和扶持下发展起来的,这些方面资源性要素的介入,就成为基层政府促进农合组织培育和发展所必需担当起的基本任务。

首先,是要将组织思想”介入到农合组织之中。小农户合作的“东亚模式”,是政府高度干预下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这种干预首先在于思想观念干预。将农业生产经营建制化、市场化规模运作的农合组织运营的基本理念、运行机制和运作模式等方面的思想观念,灌输到参加以及未参加农合组织的广大“小农”的思想观念之中,是基层政府促进农合组织培育和发展的首要任务。基层政府可采取集中培训、参观学习、媒体宣传等各种手段和渠道,不断强化广大农民合作经营的思想观念意识,不断增加和提升他们的农合组织基本知识。

其次,是要将经营观念”介入到农合组织之中。生产什么、怎样生产、怎样销售,是小农生产者既困惑又无解的根本性问题。对于刚刚起步的农合组织而言,这些问题同样也是既困惑又无解的根本性问题。因此,市场经济观念和市场经济基本知识的灌输,组织化经营观念和农合组织经营基本知识的灌输,基层政府促进农合组织培育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任务。基层政府应当在这些方面加强对农合组织骨干成员、辅导人员以及乡村干部的培训,从而引导农民真正走上合作化生产经营的道路。

第三,是要将管理理念”和“管理能力”介入到农合组织之中。“管理理念方面的介入实质上就是灌输,管理能力方面的介入实质上就是“植入”。新型农合组织对于广大小农而言,是个陌生的新鲜事物;而计划经济时代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管理模式的经验对于新型农合组织根本派不上大用场。因此,管理理念的灌输和管理能力“植入”,基层政府促进农合组织培育和可持续发展的又一基础性任务。基层政府应当在这些方面加强对农合组织骨干成员(包括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以及辅导人员的培训,不断提高农合组织骨干成员的管理能力、管理水平。另外也要向普通合作组织成员普及相关方面的知识,以利于推动和推行合法合理的民主化管理,从而引导农合组织走上健康发展道路。

第四,是要将市场信息”介入到农合组织之中。由于信息渠道的多元化,农产品市场信息庞杂且真假难辨,广大农民根本不具备采集和分析信息的基本能力。然而,农产品市场信息特别是农产品中长期市场信息以及市场信息评估,是农合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前提。显然,要想在短时期内提高农民在这方面的能力是不可能的,并且在较长时期内让农民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市场信息”介入乃至“市场信息”提供(或供给),基层政府促进农合组织培育和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长远任务。在市场信息供给方面,起码县乡两级都应建设具有针对性的专门服务于农合组织的农产品市场信息平台,建设专门化的农产品市场信息情报技术人员队伍,并且加强农产品市场信息情报技术人才的培养,从而为农合组织的稳定运营和健康成长提供可靠的市场资讯。

第五,是要将技术集成”介入到农合组织之中。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技术,特别是涉及仓储、商品化和销售等方面的技术技能,无疑是习惯于传统小农生产者的主要短板。然而,市场化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活动,需要的不仅仅是生产技术,还需要由产品转变成商品的各种现代技术。因此,技术集成”的介入(或供给),无疑是基层政府促进农合组织培育和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持续性任务。基层政府应充分整合利用好“职业农民培训”、农民技能培训等国家政策,加大本级财政专项投入,开创性地开办针对本地“一村一品”、“一乡一品”、“一县一业”和特定农合组织所需技术的集成化培训,使得农合组织成员获得生产、仓储、经营和销售整个生产经营链中的各种技术技能。

需要指出的是,因县乡机构改革未到位,农业技术部门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在职能上难以整合,这是目前基层政府扶持农民合作组织在职能整合动员上的最大瓶颈。基层政府应在中央顶层设计的框架内,积极探索能为农合组织提供集成技术供给的体制机制,适度缩小县级技术推广部门编制和人员,充实乡镇和农村社区的专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真正将农业技术推广力量“下沉”到基层一线。

第六,是要将市场渠道”介入到农合组织之中。市场渠道实际上包括两大方面:实体市场场所和社会人际关系资源。其中,“实体市场场所”又可区分为两大类:本区域的(或位处本地的)与采购商、中间商对接的市场和农合组织延伸到城市的直营销售实体。位处本地的市场场所似乎较为容易获得——尽管未必竟然,但延伸到城市的直营销售实体所需场所就不是“小农”能够获得或承受起租赁费用的便宜之事。就农合组织的长远发展而言,完善的市场营销体系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因此,市场渠道”的持续供给或扶持,无疑是基层政府促进农合组织培育和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持续性任务。特别是在与城镇的对接方面,基层政府应争取上级和兄弟城市的支持,充分利用自身行政资源和社会人际关系资源,充分运用财政资源,为农合组织的市场营销体系建设提供必要的城镇消费市场资源,例如在城镇免费或者财政补贴开办农合组织商品直销(直营)零售店,或在城镇开办农民与市民共同参与的消费合作社。

第七,是要将设施装备”介入到农合组织之中。财力不济是“小农”组建的农合组织的致命性短板。而从农产品到商品的“质变”链条中需要一整套的适合不同环节的基本装备。因此,设施装备”的介入(或集成供给),无疑是基层政府促进农合组织培育和发展的一项基本任务。基层政府应充分整合利用好相应国家政策,且加大本级财政专项配套投入,不断加大在农合组织设施设备集成装备方面的力度,使得农合组织尽早获得生产、仓储、经营和销售整个生产经营链中的各种设施装备。

第八,是要将财政金融”介入到农合组织之中。上述七个方面的“介入”都需要财力支持,当然是财政介入”农合组织的题中之义;有些方面还需要金融支持,自然也是“金融介入”农合组织的题中之义。这里将“财政金融介入”单列,是考虑到除了财政金融支持扶持“专项”之外,还需要对农合组织的基本运行方面提供必要的周转资本支持;并且,中央和省级“三农”扶持政策、农合组织支持政策在具体项目类型上未必能够涵盖各地农合组织的发展实际,未必切合各具特色农合组织的实际需求。因此,一方面,基层政府可采取贴息和担保等政策和举措引导金融机构对农合组织周转资金的支持,同时鼓励、引导和支持农合组织自身的股本扩张。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应按照中央赋予的灵活自主权限和相关项目资金整合政策,或配套或自主单列具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不妨参照扶持“三农”的“一事一议”政策,对农合组织具体环节上的资金困难实施“一事一议”精准扶持政策。

第九,是要将监管体制”介入到农合组织之中。按照我国现行政策和法规,对于农合组织的监管存在内在的和外在的监管体制机制。内在的即农合组织监事会监管体制机制;外在的即农村经济组织管理机构以及纪检监察部门监管体制机制。相应地,基层政府对于农合组织监管体制”的介入,内在的监管体制机制介入重在辅导和规范其组织架构、人员构成和日常运行;外在的监管体制机制介入重在监督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对于基层政府而言,这两项工作要比其他方面的“介入”任务更加繁重、繁琐——在创建初期和早期又是如此,但却是农合组织能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因此也是基层政府促进农合组织培育和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持续性任务。基层政府应根据本地和具体农合组织实际,有针对性地利用好合作组织内部和外部人才,帮助农合组织搞好自身理事会、监事会和管理经营队伍建设。在跟踪辅导、跟踪监管的基础上,使得“农合组织”大会或代表大会,“农合组织”理事会、监事会拥有法定和本社章程所赋予的一切权力,万不可使得民主议事规则和监事会监督体制机制形同虚设。县乡两级农村经济组织管理机构以及纪检监察部门,要尽心履职履责,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行使好自己的监督管理权。

最后,是要介入到农合组织的联合进程之中。目前,我国的农合组织联合组织尚在“试水”阶段。各地应根据本地农合组织发展实际,积极扶持和引导各种联合社的发展。因为走向联合是农合组织走向成熟,能够可持续发展、给小农带来收益、给小农带来希望和未来的必由之路。

总之,政府对农合组织的介入应当是“资源介入”,而不是“行政体制介入”;是“环境性”介入,而不是“管理性”介入;是“支持性”介入,而不是“包办性”介入。“介入”不等于“融合”、“兼并”。必须坚守“政社分离”底线,特别是在经济收益方面。另外,如无必要(如基于精准“扶贫攻坚”任务,且有素质结构合理的专门扶贫工作队)不应盲目发动和组织农民组建农合组织,更不应为了政绩而组建。

以上议论权当抛砖引玉!我们期待展开讨论和争鸣,更期待有识之士为“小农”发展农合组织“支招”!

四、余论

面对“合作社运动而农民不动”之现实,如朱启臻和王念所言:“这就需要我们探讨农民专业合作社产生的条件问题”。[4]不仅如此,而且要研究农合组织产生的动力和机制问题,还要研究农合组织发展壮大并走向联合的内部机制、政策环境、市场博弈策略、政府扶持的路径和模式等等关键问题。只有将这些问题梳理清楚,并且寻找出农合组织发展缓慢和模式异化等问题的症结所在,才有可能厘清应对之策,才有可能找到基层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介入乃至参与农合组织培育和发展的基本路径和基本模式。这就需要认真研究下列问题:1)解决化解或者规避政府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现实作为与“农合组织”自身发展逻辑的冲突等问题的路径和方法;(2)解决化解或者规避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合组织”运行模式及其利益分配模式与农民现实利益的冲突问题的路径和方法;3解决“农合组织”发展缓慢难题的路径和方法;(4)基层人民政府在发展“农合组织”上工作不力甚至“异化”的现实问题,以及基层人民政府加快“农合组织”发展的工作路径和工作模式;(5)农民的利益风险、合作社的发展风险以及政府官员的腐败风险,以及政府官员克服、防止或者减少权力滥用问题。在我们看来,这些问题迫切须要学术界和政府相关部门尽快展开系统而全面的研究。

 

注 释:

“农民合作组织”这一提法以及对它的定性在官方文件中首次出现于中央20131号文件。

储德银经庭如指出:为了更好地以扩大内需作为保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通过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载体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并最终达到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目标无疑是一种理性和现实的抉择。”(政府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的行为定位与制度创新》,载《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将法国农民的生产经营状况比喻为“口袋中的马铃薯”。马克思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农民“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下)》,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93页)

在温铁军看来,集中规模化的农业产业化,不是中国农业出路20年实践证明,中国农业学习美国、加拿大搞农业集中规模化,没有出路。(温铁军:《搞规模集中不是中国农业出路》,载《重庆商报》20121112日第A06版。)

此结论由对下列文献的研读读出:(1)仝志辉、温铁军:《资本和部门下乡与小农户经济的组织化道路——兼对专业合作社道路提出质疑》,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2)仝志辉、楼栋:《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农吃小农”逻辑的形成与延续》,载《中国合作经济》2010年第4期;(3)张晓山:《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趋势探析》,载《管理世界》2009年第5期;(4)孔祥智、史冰清:《大力发展服务于民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载《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5)孔祥智、郭艳芹:《现阶段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状况、组织管理及政府作用——23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调查报告》,载《农业经济问题》2006年第1期;(6)黄胜忠、徐旭初:《成员异质性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结构分析》,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⑥ 因为,只要让每个参加合作组织的农民都确实拥有财务知情权,只需将财政扶持“三农”项目的对象、资金额度以及整个审批过程公诸政府网站、摊在阳光下即可有效遏制腐败。其实,对于防范各种行政审批中的腐败问题而言,都可以采取这一模式,就这一问题我们将另撰文予以讨论。

顶一下
(1)
10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发表评论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法规,严禁发布色情、暴力、反动的言论。
评价:
表情:
验证码:点击我更换图片
点击排行 季度 半年 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