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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为与农村合作社发展

时间:2016-04-06 20:41来源:卓越亚马逊-当当网2016-04-06 作者:刘纪荣 点击:

 

  

  编辑推荐

  乡村社会的改造是一个长期复杂而又艰巨的系统工程,它要求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土地制度、生活方式、经济结构、社会教育及各利益团体间的协调等方面做出努力。本研究选择1927-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与农村合作社发展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是因为这一时段内的农村合作运动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运行机制,农村合作社曾经相对发达;更因为南京国民政府作为这场运动的实施者和推动者,曾经付诸于一系列措施和方法,经历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发展过程,并将“农村合作社发展”提升到了“国家建设”这一历史高度,以此来解决民生问题(或“三农问题”)。也许这场农村合作运动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并未导致乡村社会结构的质的变迁),但其发展“过程”本身还是值得深入探讨。


  内容推荐

  乡村社会的改造是一个长期复杂而又艰巨的系统工程,它要求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土地制度、生活方式、经济结构、社会教育及各利益团体间的协调等方面做出努力。本书利用1927~1937年南京政府推动的农村合作化资料,利用实证分析和历史比较方法对其进行深入分析,描述出这一时期农村合作运动相对完整的运行机制,提供了南京政府农村合作政策的产生及演变过程,对当今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农村合作化健康发展有借鉴作用。


  作者简介

  刘纪荣,男,1968年8月出生,湖南茶陵人,博士。现任安徽财经大学中国合作社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早年执教于家乡中学,先后考入贵州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分别获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2000年任职于福建漳州师范学院(现闽南师范大学),2007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林经济管理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2009年挂任贵州省纳雍县副县长。主要从事中国近代乡村社会史和农村合作运动史研究。


  目录

  第一章 导论/1

  第二章 南京国民政府农村合作政策的历史背景/25

  第一节 孙中山及早期国民党人的合作宣传/25

  第二节 薛仙舟与《全国合作化方案》/31

  第三节 华洋义赈会与合作防灾实验/39

  第三章 初期农村合作社发展:江浙先行、各地效仿/55

  第一节 江苏、浙江农村合作事业(1928~1935年)/55

  第二节 其他省份农村合作社发展概况(1929~1935年)/71

  第三节 初期农村合作社发展及其主要问题/80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对农村合作社的规范发展/98

  第一节 国民政府规范合作行政的努力/99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合作教育/122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农村合作金融/136

  第四节 规范时期的农村合作社发展:以江浙为例/151

  第五章 农村合作社发展的整体评估/167

  第一节 国民政府农村合作政策的确立及其实施过程/168

  第二节 农村合作社的总体考察/176

  第三节 农村合作社的社会作用/190

  第四节 农村合作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若干问题/208

  第六章 结语/221

  参考文献/232

  附 录/239

  致 谢/254 显示部分信息前言


  

  合作是人类的本性。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各类人群,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他们从聚合到成立组织或是形成集体行动(特别是对以“人的结合”而“非资本的结合”为要旨的合作社组织而言),要么是靠利益联结,要么是因价值观认同。若两者都不具备,其最终也只能依靠来自群体之外的力量,如政府行政“自上而下”的强制政策驱动促使人群的“聚合”。我们若是从这一角度去审视,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合作社组织设立,政府倡导的所谓“合作运动”的兴起便多是如此,即更多的是仰仗某一政权力量或是其各种社会动员政策的结果。

  行为经济学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行为是人类社会经济环境的产物。因此,从发生学视野上看,进入工业社会后,中西方社会中合作社组织发展有着较大的差别。西方乡村社会的组织化,是其社会经济环境的内生性产物,即立足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人的独立性”高度发达的公民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内生性特征,合作社组织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对于中国而言,则是一种“舶来品”,更多地体现出外力的嵌入性特征。同样均为合作社组织成立及合作制度运行,然中西方之间竟会有如此大的路径差别,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在中国市场经济尚未充分发展的背景下,政府在灾祸侵袭、乡村经济衰败、小农经济凋敝及政权合法性问题等“多重危机”交织困境中,为摆脱诸多困境而从自身利益需求出发,在“富民强国”和“社会整合”之功利性心态驱迫下对西方合作经济“贩卖”(横向移植),进而又借助于政府强力形成一种“强制性” 的制度安排。 实际上,前者是民众基于“社会之需要”(捍卫或保卫社会利益)作为创新主体, 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 为确立预期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和权利界定,而自发组织实施的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 制度创新;后者则是由政府基于“政府自身之需要”(政权合法性建立或加强、社会动员等)借助行政、经济、法律手段自上而下组织实施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创新。

  由此而来,进入20世纪后,中国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进程中,对自西方而来的合作社组织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及由此而成的合作政策进行深入分析不仅是极其必要的,而且也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实际上,笔者认为这个时段可被视为现代中国诸多方面的制度或政策的“创设期”、“滥觞期”(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内涵:各种政策或制度一是从无到有;二是从传统到现代转型;三是奠定了后来该类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通过现代性制度供给来培植现代国家所需的社会—文化、社会—经济与国家政权等方面的合法性,这其中自然而然地也就包括政府的合作经济制度供给在内。甚为遗憾的是,学术界至今鲜有对该领域相关问题做出认真仔细深入研究的论著及作品。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纪荣兄的博士后研究报告在其博士研究(合作问题)的基础上才以《政府行为与农村合作社发展》为题,着重对1927~1937年“国家建设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合作政策进行了深入的解剖。试图从中窥探南京国民政府在谋求现代化转型中,如何通过合作政策将政府行为下沉到乡村社会来拓展国家政权合法性所需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即“不断增长的国民经济和民生体系”。

  具体到该论著,作者把“政府行为”作为基点,以“政策建立”或“制度供给”为轴心,使其研究呈现几个较为鲜明的特点。其一,研究的逻辑性强。任何一种政策形成并非空穴来风,凭空产生,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对于中国而言,合作社政策形成体现出的是“政府偏好”,为何理应彰显“社会需求”的制度却变成一种“官方偏好”呢?透过本书作者“抽丝剥茧”式的研究思路,我们也就不难从中得出人们所关心问题的答案。其缘由就在于,一方面除孙中山本人对合作社重视和推重外,还有为数众多,如戴季陶、陈果夫、薛仙舟、楼桐孙等一批以“三民主义”为职志的国民党要人对此表现出“极大热情”,视合作社制度为改良社会生产、解决民生问题、建设现代国家的一个“最稳妥、最切实”,也是“最合于民生主义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在前者基础上,又加上了民间社团——华洋义赈会的合作社实践为“新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所赏识与认同,特别是其有关农村合作社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就,为政府推行合作政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参考”。可以说,前者为政策形成提供了意识形态之基础,后者则是贡献了社会实践的逻辑,两者结合促成了政府的合作社“官方的偏好”及强制性制度变迁。其二,资料翔实,论据充分。任何一项学术研究都离不开资料,资料是立论的依据,否则就是空论或“无病呻吟”。而作者在对政府行为和合作政策解析的过程中,则是综合运用了各类资料,诸如各种档案资料,大量存在的历史文献,特别是当时学术团体、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及政府有关部门对不同地域的农村进行了实证性的社会调查而来的调查资料,以及时人一批很有见地的论文、专著。作者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翻阅了这些资料并交叉运用,既使研究建立在更为可靠的基础之上,同时也使论点富有说服力。其三,研究方法上大胆创新。合作社问题涉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尤其是20世纪20~30年代国民党政权实行的农村合作运动,其已不单纯是一次经济运动,更多的是“一项引人瞩目的社会活动”,而且“合作社的政治意义,远超过经济的意义”。显然,对于此项运动,若是仅从经济或者历史一个领域来立论剖析是极为不全面的。基于此,作者以经济史的方法为主,拆除学科之间的壁垒界限,尝试以“结构—行为—绩效”为基本分析方式,汲取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实施“多元杂交”,以期对那个时段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政策进行全方位的透视。而且其在叙述过程中,一方面将宏观与微观结合,力求做到“森林”与“树木”互见;另一方面为更好地说明问题,文中多处又绘制了大量表格,把“定量”和“定性”、“点”与“面”结合起来,使得论述更具说服力。正是上述这几个方面的特点,才使得整个研究内容翔实,文风质朴,仿佛给我们读者再现了一幅那个时代社会合作经济运行的图景,当然,也使得作者的研究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

  当然,若是从“制度变迁”角度来认识政策(实际上政策是制度之一种),自然就会有“政策供给”和“政策需求”,乃至于“政策执行”等一系列问题。“政策供给”是满足制度相关者利益需求的过程;“政策需求”作为一种社会利益需求是各种利益综合的产物;“政策执行”是指政策执行者通过建立组织机构,运用各种政治资源,采取解释、宣传、实验、协调与控制等各种行动,将政策观念的内容转化为实际效果,从而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的活动过程。三者在动态演进中构成了“制度系统”或者是“政策网络”。同时,在政策网络联系中,至少包含着两种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权力与利益,利益是政策网络中促使各行为主体行动的原初动力,权力则为各行为主体目标达成的最有力手段。不同主体(个人和组织)会出于自身利益追求,依据各自拥有的权力,对稀缺资源进行争夺。故而,权力大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利益争夺中所得可能性。一语以蔽之,政策网络中权力结构与利益结构是同构的。这也就给我们分析政府的政策体系提供了一个视角。显然,由此来看,作者更多的是对当时政府的“政策供给”做了相当分析,而对当时来自社会的政策需求及政策执行的分析略显不足。如果能在此基础上最后再从“政策网络”高度对政府“制度系统”做一总的分析,这样的话,不仅可使著作的厚重感和现实性更强,而且还可消解至今依然萦绕在人们心头许多悬而未决的疑惑,如合作政策为何在执行中会“异化”产生大量的“负外部性”?是什么力量使得合作制度在演进中偏离了政策的“初衷”?……对此,尽管当时学者陈仲明已有所觉察和反思:“本来,合作运动是一种社会经济改革运动的具体实践形态,而事实的表现,往往非但对社会经济的改革不利,反而为经济现实中的坏的权力倾向所操纵、所控制。同时,合作社是社会经济弱者的自救运动的组织,是为了改善社会经济弱者的经济生活,为提高社会经济弱者的经济地位。同样,事实上的表现,也往往非但不能完成此项使命,反而被有社会经济操纵权的强者所利用,加强对社会弱者的压榨。中国过去合作运动的情形, 虽未必尽走上反作用的歧途,但究竟有多少社会经济弱者(也就是广大的人民大众)在合作运动的开展下改善了生活,提高了地位,却也是很难说的,至于改革社会经济的不良制度,矫正社会经济发展的不良倾向,那更是有心人的一种希望了。合作社在本质上,也就是表现民主精神的一种尺度,在民主体制的制度下, 代表人民的经济利益的合作组织,能发挥其民主的精神;否则, 整个政治经济的体制如果是在独占、操纵、垄断的情形下,则合作组织的民主精神往往被阉割, 合作运动的灵魂往往被出卖, 合作的效用亦就往往被变质地利用”。但是,这种“觉察”和“反思”也只是描述性和初步的,若是借用今天学者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 罗宾逊在合著《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提出的“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汲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分析框架,可能会更深刻和令人豁然开朗。当然,瑕不掩瑜,说这些东西丝毫不损伤该论著的学术价值,只是从个人角度提出一点看法,以使研究更加深入而已。

  是为序。

  赵泉民

  2015年12月圣诞前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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