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因为那笔独特的捐赠，荣涛豌豆产销合作社恐怕至今还处于“野生”状态。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

　　5月18日，原平谷区委秘书科干部梁茂辉走马上任王辛庄镇副镇长，主管农业。

　　在一次查看涉农单位捐款明细的过程中，一笔特殊的捐赠引起了梁茂辉的注意：360吨优质低价豌豆种子。捐赠人：北京荣涛豌豆产销合作社。

　　360吨就是36万公斤，按亩产300公斤算，是1200亩地一年的收成！每公斤便宜1.2元，折合人民币40多万元！

　　什么样的合作社，这般慷慨出手！为什么从来没听说过？

　　200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实施，通过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现代化、产业化水平，是各级政府做好“三农”工作面临的新任务。刚刚上任的梁茂辉，正苦于找不到一个典型合作社做抓手，来推动这项工作。

　　梁茂辉决定抓住眼前这颗“野生的豌豆”，把合作社的问题弄个清楚。

　　“农民商人”回乡创业

　　1998年前后，在邻村人眼里，李广荣和张涛两口子，就是一对走南闯北的小商贩。

　　“家里只有两亩地，产点儿粮仅够吃的。当时农民手里没钱，想吃点大米，只能用麦子豆子等换，我们就拉着大米走街串巷换杂粮。”张涛说，那时农村地少人多，种地不能维持生活，要么出去打工，要么做点小买卖。1997年，夫妻俩借钱买了一辆农用三轮车，做起小买卖。

　　在倒卖杂粮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豌豆转手的利润比其他杂粮高，干脆就只收购倒卖豌豆。

　　也许天生就是经商的料，短短两年后，夫妻俩从“小商小贩”跃升为“大老板”。到1999年，他们不但还清了做买卖借的债，还添置了一辆130货车；此时当地的豌豆已不够收的，他们就到甘肃、宁夏、四川等地收购，当年一起贩杂粮的小贩，渐渐地都成了他们的供货商。

　　2002年他们夫妻俩成立“荣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时，俨然已是成功的农民商人。

　　在深入调查的过程中，梁茂辉发现，一个成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离不开一个好的带头人。带头人从哪里来？那些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商人值得关注。在农民当中，具备一定的商业头脑，并在市场经营的大风大浪中闯荡出来的农民商人，是带领农民闯市场的最佳人选。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自己的豌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时，2003年，妻子张涛忽然返回村里，开始租地种豌豆。好不容易离开土地的泥腿子，怎么又回来了？

　　“公司＋农户”也有局限性

　　一次不经意的发现，让李广荣、张涛夫妻俩决心返乡创业。

　　“有一次我在外地收豌豆，听人家说当地豌豆亩产量能达到五六百斤，平谷当时才二三百斤。”张涛说，“我一打听，才知道他们从中国农科院引进了豌豆新品种。”

　　李广荣告诉记者，当时到外地收购豌豆，一火车皮豌豆的运费就要两三万元，车皮还特别不好批，有时一等就是一两个月，抬高了成本。要是能在本地推广种植新品种扩大产量的话，就不用再到外地调货了。

　　但是，凭他们夫妻俩的力量，推广新品种谈何容易！

　　要让农民动心，就得有看得见的真金白银。

　　2003年，张涛回村租了80亩地，在农科院专家的指导下种新品种豌豆。当年亩产300公斤，第二年达到350公斤！

　　有些种豆农户动了心。也有一些人担心：产量高了，价格就下来了，而且卖不出去怎么办？

　　“签合同，公司包销。”今天看来，荣涛公司当初采用的是“公司＋农户”的形式，公司负责提供种子、种植技术和组织销售，农户只负责生产。

　　2005年，荣涛公司豌豆基地的种植面积达到三四千亩，但豌豆产量仍满足不了公司客户的需求。

　　“‘公司＋农户’赚大头的还是公司，农户虽然没有市场风险，但增收有限。”梁茂辉说。

　　急于扩大基地种植规模的荣涛公司，决定追加“让利”幅度。

　　2006年底，跟着“荣涛”种豌豆的农户，意外地被叫到公司领取“二次分红”。“当年公司的豌豆收购价是每斤一块二，到年底，一斤又返还农户6毛！”此番让利于民，大家至今提起来仍心存感激。

　　2007年，荣涛公司种植豌豆的面积，从1万多亩激增到2万多亩，遍布顺义、密云、通州、河北三河、天津蓟县……

　　也是在这一年，国家一部新法的实施，让豌豆合作社信心倍增。

　　200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实施。作为中国第一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其一出台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在政府相关扶持政策的吸引下，农村中此前存在的各类经济组织，都纷纷转制为合作社。

　　荣涛公司也从中看到了机遇。“合作社要求‘二次返利’，我们早就这么做了。”2008年1月，李广荣、张涛带领500多农户，注册成立了“北京荣涛豌豆产销合作社”。

　　在张涛看来，公司改成了合作社，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农户的生产积极性被真正调动起来了。

　　“在合作社里每个社员都有股份，合作社是大家的，经营好了，不但二次返利多了，还能分红。”能赚更多的钱，农户当然更乐意。

　　但是，荣涛公司为什么愿和农户分享利润？以原来公司为基础发展豌豆种植，他们不是能赚到更多的钱吗？

　　面对记者的疑问，张涛笑了。

　　“这么说吧！同样是一亩地，给自己干，半天就干完了，要是雇人干，两天也干不完。办合作社，农民都入了股，等于给自己干活，比雇人效率高多了。”

　　平谷区农委主任吴连江的一席话，让张涛事后找到了这么做的理论依据。

　　“农民能做的事儿，让农民做；合作社要做农民一家一户做不了的事儿。”吴连江告诉张涛，合作社也是一个企业，也要讲究分工合作。农户擅长种地，相当于企业的生产车间，那就让他们专心生产；而像荣、涛夫妻这样的带头人，熟悉市场，相当于企业的销售部，就应该集中精力抓销售。两边都不放往往两边都做不好，事倍功半，得不偿失。

　　很显然，生产车间好找，带头人却得之不易。

　　《合作社法》规定，合作社是一个自愿互助组织，带头人有责任多干活，却没权利要工资报酬。

　　在合作社初创阶段，带头人可能甘愿无偿付出，长此下去，能留住人吗？

　　让农民当一回自己的家

　　2008年6月，又是一年豌豆收获时。此时，也正是汶川大地震后，灾区恢复生产的关键时刻。

　　“以前收豌豆时去过都江堰，那里种豌豆和咱们这里种玉米一样普遍，六七月份正好是播种季节。”张涛说，她知道此时灾区农民最缺的就是豌豆种子。

　　在区农委的协调下，360吨优质豌豆种子通过救灾物资货运通道，第一时间运往灾区。

　　豌豆合作社“一捐成名”，在平谷区引起轰动。

　　此时，豌豆合作社的种植面积已近4万亩，遍布平谷、顺义、密云、通州、河北三河、天津蓟县等地，带动农户3000多户，年产销豌豆8000余吨。在南方市场，“荣涛”品牌的豌豆籽种，因为品种纯、口感好、产量高，每公斤售价要比其他品牌高出1元左右。

　　但是让平谷区有些领导惊讶的是，这么多年来，这个豌豆合作社从来没向政府伸过一次手，没要过一次政策支持。

　　在随后的接触中梁茂辉了解到，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工作，竟全是靠骨干社员的志愿服务。

　　合作社设一个理事长，由张涛担任，另有5个理事会成员，一个执行监事，18个社员代表。

　　理事都是种豆大户，包括荣、涛夫妇，组成产品的销售部；社员代表是种豌豆技术过硬的农民，相当于技术部；执行监事除了监督合作社的各项活动外，还兼理合作社的日常杂务；张涛作为理事长，全权负责。

　　除了外聘的会计外，这些“高管”们都没有工资。

　　“一般社员入一股，1000元；我们入的股多一些，分红比一般社员多。”张涛如此解释。

　　2008年，合作社每股分红600元，有的理事仅分红一项，可得数十万元。可是，如果还是沿用过去公司体制的话，高管们的进账会更多。

　　采访过程中，各级主管部门领导一再向记者强调，做合作社的带头人，必须要有公益心，心里想着怎么带领大家致富，光想着为自己赚钱，就干不了合作社。

　　“高管”多是志愿服务

　　合作社挑战传统种植习惯

　　2009年，两位市农科院专家来平谷建基地试种中草药材，他们分别联系了镇政府和豌豆合作社，结果大相径庭。

　　“能给农民带来经济项目，作为政府来说是件好事。”梁茂辉说，镇政府选了一个村，要求大家按专家要求好好管理，并承诺若试种失败会给付最低补偿。

　　“同一块地，两家挨着，一家精心管理，丰收了；一家疏于管理，颗粒无收。结果无收成的这家找政府要补偿。”让梁茂辉头疼的是，凡事只要政府牵头，有些农民就有依赖心理，不愿承担任何风险。镇政府的试点没搞下去。

　　联系合作社的专家，却指导农民试种中药材成功。

　　“我们找了几户社员试种，说好了赚了归他们，亏了合作社补。社员积极性都很高，管理也上心，因为合作社的钱最终也是大家的钱。”

　　不但推广农业科技是合作社的长项，豌豆合作社甚至改变了当地农业种植的传统习惯。

　　“过去每年基本只种一茬玉米，现在都是种完豌豆再种玉米，一年收两茬。”张涛说，豌豆3月种6月收，豌豆有固氮的作用，可以增加土地肥力，在豌豆地里种玉米，亩产能增加三四百斤。

　　2009年，合作社又在大桃树下试种豌豆成功。对大桃种植面积高达22万亩的平谷来说，这可能会引发一场新的“土地”革命。

　　发现豌豆合作社的梁茂辉如获至宝。

　　“发展合作社最大的好处就是增加了农民收入。”梁茂辉说，合作社把分散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不管是推广农业科技还是开展农村工作，都有了抓手。而且，梁茂辉认为，合作社还能提升一个地区面向社会的影响力，至少目前在平谷，提到豌豆合作社就能想到王辛庄镇。

　　2009年，平谷区设立了专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指导中心，全区拨款500万元，从400多家合作社中选出20家予以资金扶持，其中，荣涛豌豆合作社得到了30万元。

　　但是，对处在“升级”阶段的豌豆合作社来说，还会遇到若干的困难。

　　资金、人才是新的发展瓶颈

　　一次，区妇联组织人到豌豆合作社做调查，想知道合作社吸纳了多少农村妇女就业，结果出乎意料：社员95％是妇女。

　　“受教育层次高、年富力强的人都外出打工了，留守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既然家庭收入主要靠男人打工赚钱，种地不挣钱，所以妇女们都爱种不种。”

　　想让留守妇女爱种地，就得让种地更赚钱。

　　只能赚钱，不能赔钱，这就是荣、涛二人面临的现实，也是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要面对的现实。

　　张涛说，合作社章程规定，社员之间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但实际上大部分农户都还没做好共担风险的心理准备。“去年因为行情不好，收豌豆时质量要求严了一点儿，有些农户不理解，直嚷嚷。”

　　为了只赚不赔，必须走深加工之路，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一袋‘豌豆脆’，才几十克重，就能卖几元钱，比卖几十斤豌豆的利润都大。”但是想要生产“豌豆脆”食品，光是一套设备就得几十万元。靠农户入股的那点儿钱，买不起。

　　“农业项目的贷款，期限一般只有一年，只能作流动资金使用，如果作投资性资金的话，想收回来，至少要三五年时间才行。”

　　如今，豌豆合作社每年还用着银行的贷款。“是拿我们家的房子去抵押的。”张涛说，豌豆收购6月份是用钱的高峰，2009年，她从4月份就开始办理贷款申请手续，结果8月份资金才到位。

　　“现在对我们合作社来说，最需要的就是资金。有资金才能上设备、上生产线，对豌豆进行深加工。”

　　但是，只要有钱就够了吗？

　　“真生产起豌豆食品来，现有的人手肯定不行，不懂食品行业啊！”荣、涛夫妇告诉记者，合作社一旦进入深加工的发展阶段，就必须引进“外脑”，包括专业的技术、管理和营销人才。“我们也想招聘大学生，但谁愿意来？”

　　野生“豌豆”也需要制度保驾

　　《合作社法》实施两年来，和豌豆合作社一样，很多“野生”的农民合作社也逐一进入政府扶持的行列。

　　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3406家，辐射农户42.7万户，占全市“一产”农户的66%，已经从最初的种植、养殖扩大到农产品加工和销售、农民家庭手工业、农业休闲观光和民俗旅游，以及农机作业服务、农民用水、农业技术服务等多个领域。入社农户比未入社农户，普遍增收20%以上。

　　但对实际“年龄”不过2岁多的合作社来说，也是问题多多：组织规模偏小，缺少发展后劲；行业联合不足，尚未形成产业化；利益联结松散，运作不够规范；资金普遍短缺，融资渠道较少；管理水平有限，专业人才匮乏……

　　今年3月1日起，《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将正式实施，本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将有望得到解决。

　　在扶持资金方面，《办法》规定，市和区、县应当安排资金，重点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农产品加工、仓储、销售设施建设，农产品质量标准与认证、产品包装、品牌建设和市场营销等项目予以扶持。
　　针对农民合作社贷款难，《办法》规定，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当采取多种形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信贷服务。同时鼓励商业性机构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贷服务，提供资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申请的相关贷款，符合市财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财政部门根据项目用途和实际需要给予贴息支持。

　　针对农民合作社人才、技术的缺乏，《办法》规定，鼓励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和科研院所与本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技术合作。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科研试验示范基地的，将享受相关优惠政策。高等院校毕业生到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的，将享受有关优惠待遇。

　　有了政府支持，“豌豆”不再“野生”。今年，豌豆合作社的种植规模将扩大到6万亩，同时，豌豆深加工生产线也正在建设中，豌豆合作社的各类加工食品，即将走上千万个家庭的餐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