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办者和主要负责人陈光甫，无疑是近代中国第一代银行家中最成功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创造了中国金融史上多项“第一”

　　近代中国的第一代银行家，身处外国银行和旧式钱庄的“夹缝”，依然浓墨重彩写春秋。其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办者和主要负责人陈光甫，无疑是最成功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创造了中国金融史上多项“第一”或“之最”。而其“服务社会、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至今仍让人感念不已。

　　为人所不屑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位列近代中国著名的“南三行”之首。然而，1915年6月2日该行在上海宁波路8号正式开业时，额定资本10万元，实际到账才7万余元，其规模还不如当时一些稍具规模的钱庄。开办之初，陈光甫深恐资本过小，难以吸收存款，宁愿以为大银行服务之小银行自居。他在该行的开幕典礼上即称：“本行宗旨注意储蓄，并欲辅翼中交两行而为其辅助机关”。然而，翌年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生纸币停兑事件后，陈光甫感到极大的震撼。居安思危，他“决心对于本身服务严格改进，以谋增益资本与存款，充裕资力，然后以其资力为社会服务”。

　　陈光甫1881－1976，原名辉祖，后改名辉德，字光甫。他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回国后曾参与创设江苏省银行。他笃信“储蓄系积蓄资本之源泉”。在吸收存款方面，他针对当时银行与钱庄存户所感不便，设法予以化解。当时市面银两与银元并用，钱庄存户须以银两开户；如以银元出入，必须折合银两并须缴付手续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则允许存户以银两与银元并用，可以银两开户银元出入，亦可用银元开户而用银两出入，均免手续费，因此一般存户均感便利。

　　为确保储金的安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不久即宣布，将储蓄部与商业部分立，另拨储蓄部资本，实行会计独立，银行董事及经理对储户负无限责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推行按年提取公积金，风险防范能力大为增强。1931年开始，每3个月由执业会计师对储蓄部的贷借对照表进行查账签证，并登报公布，以冀“令社会明瞭本行之内容，并无投机及一切危险性质，所投资金，皆甚稳妥，则此后信用可以益臻巩固。”

　　“一元开户”虽难说是陈光甫之首创，但大力提倡、影响及于社会，且赋予其新的内涵者，则当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一次，陈光甫到一家分行视察，问及分行经理：“吾等当如何服务社会？”经理回答：“我等应以和易之态度、平等之精神，不论百元之客，还是一元之客，皆需竭诚接待。”而陈光甫则认为：“既无一元生意之客，亦需恭慎接待，况有一元之贸易乎？客即来往，其来往之厚意已可感。”他曾在日记中不无自得地回忆道：“当余初主储蓄自一元起储时，亦颇有人笑余争逐细微，不意行之数年，昔之笑我者，皆接踵而起，学余之所为矣。”

　　为改良服务，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先后采取了其他若干措施，如：置备储蓄盒分发储户，以便积储成数送行收账；添设零存整取、整存整付、整存零取等储蓄品种；创办礼券储金、创办教育储金；采用机器记账等。1936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储蓄存款数目，在全国商业银行中名列前茅，占全国银行储蓄约1/10，储户计达15万7千多。

　　送银行到社会去1929年发生世界经济大萧条后，各国纷纷将过剩产品向没有关税自主权的中国倾销，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和农业处境维艰。接着发生全国性大水灾，加上1931年东北沦陷，各地政局动荡，内地资金纷纷流入通商大埠，其中尤以上海为最。如此，则农业资金益见缺乏，农村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

　　遭遇如此艰难时世，陈光甫认为：“中国以农立国，然现在农村已濒崩溃，察其原因，即在于农民之无处可以贷款。”他力主将上海集中的资金输回内地，以资救济农村。当时，北平华洋义赈会正在提倡农民设立合作社，金陵大学在乌江设立农业实验区，指导农民组织合作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于是与它们合作，以月息8厘的低利贷款试办合作社放款。此举或应视为中国农业金融的发端。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专门设立农贷部门，并以生产运销贷款为主。其中，又以棉花为首要对象。该行在陕西、河南、山西、江苏、浙江、安徽、湖南七省产棉区推动设立产销合作社。当棉花播种时，予以生产贷款，每亩10元；至收花时，将籽棉交合作社轧成皮花，得向合作社预支花价7成，由银行垫借；再由银行与运输机关接洽，如何可使运费减轻，以便迳向各地纱厂直接销售，使得中间耗费得以豁免。直至全部棉花出售后，始由社方与银行清算借款本息，如数归还。至1935年止，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农业放款总余额达600余万元，贷款区域分布于10省72县，贷款的合作社及仓库共900余处，涉及农民达20余万人。

　　为便利都市平民融通资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于1930年在静安寺路分行举办了信用小额借款。办法非常简单，凡借款人能指定两位保证人，不须押品，即可向银行商借50元至500元借款分期拨还，期限一年。初定月息为1分，1931年减为月息7厘，1934年则降为月息6厘，“旨在解除平民所受重利盘剥之痛苦”。据统计，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借款人以工薪阶级为最多，约占40％。其借款原因，以偿债及婚丧、生育三项用途为主。截止1936年底，此项小额信用借款累积金额为320余万元，累积人数为1万7千人，呆账成分仅合万分之五。

　　对这种小额贷款业务，陈光甫总结为“送银行到社会去”，并认为值得尝试，一方面，“借款于人，使解一时之厄，人非木石，讵无感激之心，故轻易不肯丧失其信用”；另一方面，“天生我人，非令我等仅作饭囊衣架，实欲我等从事于人群互助之工作，我等苟有一分可扶助人、或为人服务之能力与机会，必需尽此能力，捉此机会以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