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仙舟(1877-1927)，原名颂瀛，字仙舟，广东香山人。早年肄业于北洋大学法科，曾留学美、德，专攻经济学。他的身份有很多，诸如革命党人、社会改革家、理论经济学家、中国合作运动之大师、金融家、政治家、教育家等等，这种种身份勾勒出薛仙舟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当属“中国合作运动之大师”。

　　为合作主义呐喊助威

　　薛仙舟早年在德国柏林帝国大学专攻银行经济时，德国的平民经济思想和合作银行制度对薛仙舟的影响很大，使他的合作经济思想逐步得以形成。

　　十九世纪中后期，德国人雷发巽率先倡导的信用合作社在欧洲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德国作为合作主义的发源地，其理论更加系统完善，实践基础更为坚固。在德国留学期间，薛仙舟经常去听德国经济学者关于合作主义的讲学，并对德国的合作经济进行了深入的考察研究。在他看来，合作主义主张民众的联合与合作，摒弃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剥削关系，通过和平的改良实现一个人人和谐共存的理想社会，因而具有经济改造与社会改造双重功能。从此，薛仙舟放弃了早年坚持的激进主义革命思想，开始主张通过建立合作经济制度对社会进行和平改造，成为一名温和的合作主义者。确立从事合作事业的信仰后，无论何时、居何处、做何事，他总不忘为合作主义宣传呐喊。

　　合作运动的实践大师

　　回国后，薛仙舟一边实地考察，一边开始宣传合作思想。他找到一个绝佳的实践舞台——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前身)。从1914年起，他在复旦任教，开设“合作主义”课程。

　　1917年，复旦鉴于文史科已为清华、北大与东吴大学等所专擅，遂以经济学为立校特色;又根据上海工商业发达的实际情况，创设商科,并迅速发展成复旦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学科，也成为薛仙舟宣传合作思想、培养合作人才的基地。为了进一步推广合作制度，1918年，薛仙舟专程赴美搜集了大量合作制资料，以此作为教学和实践的理论基础。同时他还鼓励学生学以致用，于实践中更深层地认识、推广合作制度。抗战前，复旦大学在学界被誉为我国合作运动的摇篮，这是因为薛仙舟长期执教于复旦的缘故。

　　1919年10月，薛仙舟联合部分复旦师生，自筹资金，创办我国第一个信用合作社——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简称合作银行)，并任首任行长。合作银行是中国最早的合作金融组织，也是我国早期合作运动重要成果之一。

　　薛仙舟认为，合作银行应是商科学生重要的实习场所，因此在校内、校外均设立了营业部，鼓励学生们深入社会，亲身了解平民百姓的切实需要，部分学生还被任命为主管，承担起一些重要职务。在校方的支持下，时任副行长的复旦学生卞燕侯曾专程赴天津考察银行钱庄，为经营银行积累经验。由于较好地与社会情况相结合，银行经营时间长达十余年，而同期其他院校组办的合作社大多仅能生存两年。

　　随着银行业务的展开，合作思想对复旦学生的影响也与日俱增。应学生要求，学校创办了“合作食堂”，由同学管理全校膳食。

　　1920年，复旦学生李荣祥、黄华表、毛飞等组织“《平民》周刊社”，发行《平民》周刊，1922年将“《平民》周刊社”更名为“平民学社”。学生们成立平民学社的初衷是教育救国。发行周刊，是希望以此教育平民，唤醒民众觉悟。不久学生们就发现，为生计奔波的工人和农民对他们的大声疾呼无动于衷，《平民》周刊发行寥寥。

　　薛仙舟的到来改变了平民学社。他告诫学生，社会改造不能依靠空泛的语言，只有脚踏实地为平民做实事，才能得到民众的关注和支持。他建议学社以研究合作社思想为中心，在中国宣传能使工农大众受益的合作运动，并把留学欧美期间收集的合作书籍和资料交给学社成员翻译发表，使学生们深受鼓舞。从第五期开始，《平民》周刊成为以研究宣传合作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刊物，开始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合作思想宣传工作。此后，平民学社还与国际合作联盟建立联系，将中国的合作事业介绍给世界各国，成为中国合作事业对外交流的一个窗口。1924年7月，学社因社友四散而中辍，《平民》也随即停刊。

　　未完的心愿

　　1927年值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大规模的国家建设提上日程。选择何种建设方略，实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应陈果夫的邀请，薛仙舟负责起草中国合作运动纲领性文件《中国合作化方案》，方案以实现全国合作共和为宗旨，系统阐述了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推广合作运动的理念，并提出合作执行部门(全国合作社)、合作教育部门(合作训练院)、合作金融部门(全国合作银行)三足鼎立的合作化构想，集中体现了薛仙舟“以合作救中国，以合作治中国”政治主张。

　　在《中国合作化方案》中，全国合作银行是信用合作的中央调剂机构，也是合作运动的核心。因此，薛仙舟对全国合作银行的规划最为详细，从招股派息，到组织人事、营业范围、地点分布等都作了说明。他还主张，全国合作银行有发行长期债券的特权，专做住房合作、农业合作、劳农事业等等的长期放款。然后由于后来国民党内部争斗，薛仙舟推行合作方案的计划遭遇波折，多年的理想化为泡影，薛仙舟备受打击。

　　1927年9月，薛仙舟因意外受伤，病情日益恶化。9月14日，薛仙舟在病床上问妻子：“(上海国民)银行是否仍由章(益)君继续维持?” 妻子点头称是，他即溘然长逝，临终并无一语及私事。实施《中国合作化方案》成为他未完的心愿。

　　影响深远

　　薛仙舟著述极少，《中国合作化方案》是他一生从事合作研究与实践的结晶。方案理念清晰、特点鲜明：其一，薛仙舟人治观念浓厚，因而在方案中他兼重合作组织的经济改造与社会改造双重功能，希望把制度的革新与人的改造统一起来。其二，薛仙舟希望借助国家权力构建全国化的合作事业体系，由上而下地推进合作事业。当时除了比利时农民互助社外，各国还没有这样的先例。薛仙舟并未如他人一样沿袭照搬国外的做法，而是根据实践和国情提出了超越传统的理论。其三，薛仙舟把合作社看作实现民生主义的最佳途径，主张都市与农村应同时推进合作事业。他说：“及至每个小村落，每个工厂，每个团体，每条马路，每条里弄，皆有合作机关星罗棋布，全国合作化了，然后全国问题才能根本解决，革命才算真的成功。”

　　薛仙舟的早逝，是中国合作运动的重大损失。他毕生心血凝聚的《中国合作化方案》，成为中国合作运动史的经典文献，至今日仍闪烁着思想的光辉。他对国民政府推进合作事业影响深远，其弟子陈果夫是国民党合作运动的政策制定者和倡导者，陈果夫创办的中央党务学校(后改为中央政治学校)成立合作组、合作学院、合作指导研究班，培养出大批合作人才。薛仙舟的学生和追随者们，上个世纪20年代在上海创有“平民学社”、“合作同志社”，湖南创有“合作期成社”、四川有“成都普益报社”、江苏则有“无锡合作研究社”，以及全国性的“中国合作运动协会”等。

　　江苏的合作运动人士及复旦部分师生，于1927年在江苏办有光福合作实验区，以春蚕、缫丝为内容，创办了28个合作社，社员有1000多人。稍后，在丹阳也创办了合作实验区，办有181个合作社，社员有4300余人，震动邻近各县，附近的镇江、金坛、句容、武进、扬州等地都派人到实验区参观和学习，与同一时期晏阳初(1894-1990)在河北定县以乡村教育为内容的实验区南北相辉映。1929年，薛仙舟的学生陈仲明等人还赴英国、法国、丹麦、德国和捷克五国考察合作运动，并撰有《欧洲合作事业考察记》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