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甫早年曾在海关直属的汉口邮政局工作，他后来谈到这段邮政服务的经历时，如此形容道：“就像进入了一所学校，使我近距离地看到了外国人和他们的做事方式，使我对新企业有了更大的兴趣。因此，这段经历为日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立打下了基础。”

　　育才计划事关前途

　　陈光甫十分关注银行人才的培养，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业之初，分支行经理，均选择熟习商情的当地人士充任。行员则多由曾在银行或钱庄服务人员中录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业务扩充后，机构需用人员日增，便开始选用国内外大学毕业生。经过一段时期实践后，陈光甫感到，行员来源不能专恃普通学校，必须由银行自行训练。1920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设立了“实习学校”，时有学生19人，修业期限为6个月，期满考试及格者，派至银行内各部实习。此后，又将“实习学校”改为“传习所”，招收高中及大学预科毕业生，及在大学肄业两年之学生入所训练;一年毕业后分派各部工作。

　　1930年，陈光甫视察内地各分行后，认为“过去对于行员之精神训练不足，学科亦欠完备”，从而对人员培训计划作了新的调整。1931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将“传习所”改为“训练班”，招收19岁以下高中毕业生受训，教师均为银行高级人员。除授以有关银行实务及技术之科目外，注重精神训练。其主课为关于银行为社会服务之意义，以及行员应遵守之道德信条。上课时间定在清晨或晚间，上午下午则轮流在银行各部门实习。从1931年至1937年共开设了6期，受训者达278人，其中20%后以成绩优异，均获升充要职。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特别注重银行精神理念的灌输，如要求员工确立“大公无私之精神”、“热烈服务之精神”、“同事间要协力共事，重大我，轻小我”等。陈光甫常说，“本行所惧者为三种人：一种为害群之马，不知节俭，甘心堕落，结果身名俱败，且累及同人，面上无光。一种为无意识之马，应办之事，随意搁置，不知振作，以上海银行为过渡。一种为死马，完全被动而不能主动，令彼何时到行，何时下班，派办何事，均能照办，然无一发展之新思想，于通力合作，增进效能之意义，未尝明瞭。”

　　陈光甫一再要求所有受过训练之行员，能达到相当业务标准。此外，他还认为，要把一件事情做好，必须结合学问与精神，即“有了高深的学问，还要从中演化出来，懂得人情世故，和待人接物，处世的道理，服务的精神，摈除自私自利的思想，把身体献给社会，献给国家，才能使事业发扬广大。”

　　大我小我化为一体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行员待遇，在当年上海金融界是比较突出的。举凡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以及子女教育，身后遗属生活等，莫不尽量顾及。抗战爆发前，员工的薪俸由每月100元至600元不等，比一般商业银行优厚许多，年终酬金约抵两至三月的薪金。行员及眷属由银行提供宿舍，租金特廉。宿舍离行较远者，还备有交通工具接送。为鼓励行员储蓄，银行在规定数额内，予以优厚利息。行员退休后有养老金，去世后有恤养金。疾病医药，可向本行告贷，以500元为限。抗战时期，物价上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提供了各种特别津贴，并在重庆组织了合作社，廉价配给日用品。此外，设有福利委员会，行员的疾病医药用款，父母子女丧葬，妻子生产，子女教育费等，均得请会量予协助。

　　陈光甫还十分关注员工的业余生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专门设立了图书馆，藏书颇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陈光甫和其他高级职员陆续移存的私人藏书;行里还专门创办了《海光月刊》，“旨在唤起行员对于银行所负使命之注意，并供给各人一种精神食粮。”在提倡行员体育方面，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1921年即设有体育会，开展各种球技竞赛。1930年还举行了运动会，并成立戏剧社，练习京剧、话剧、昆曲等。每逢春秋佳日，组织旅行团，游览名胜。每星期四晚，举行总行及上海分行重要职员聚餐会，自由交换意见，讨论有关问题。陈光甫必亲自出席，主持一切，“每于轻松笑谈之中，恒使同人潜移默化而不自觉”。陈光甫如此评价此类活动的作用：“能于娱乐上尽量发挥其兴味，则办事业之效能亦必无形增加。”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让员工拥有本行股份，真正做到“银行是我，我是银行。”1930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由股本250万元，增加为500万元。新增股份的半数由原股东认购，其余半数则分配给行员认购。陈光甫在股东会上解释说：“本行同人均得购股而为股东，以收劳资合作、休戚相关之实效……行员进而为股东，增进对于本行之兴趣，自益感其责任之重大”。经过这次增股，大部分员工成了本行股份的持有者。陈光甫戏称这种方法是“人民资本主义”，实现了“大我小我化为一体”的理想，而员工的积极性也由此空前高涨。

　　到1948年底，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共有行员1125人，其中在行服务达10年至20年者占47%;20年以上者占8%;服务10年以上者占55%。这些数据，足以表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人才战略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