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必定是一个“主义”话语纷繁时期。所谓“主义”话语，是指带有价值论断的社会化思想言论，这些论述以某种知识学（科学）的论证来加强价值论断的正当性，以促成不同程度的社会化行为。它是社会实在的一个结构因素，具有社会行动的功能，“要么在为某种社会行动辩护，要么在鼓动某种社会行动”[1]。从这一意义上看，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主义纷纷涌入中国，呈现出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局面，社会主义也就在当时成为最为流行的一种新思潮。这其中除了马克思主义外，还有产生、流传于西方世界的许多社会主义流派，诸如无政府主义（主要有无政府共产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平民主义及合作主义等，都披着社会主义面纱，竞相传播。正是这些曾经促使了西方合作经济思潮兴盛的主义中所包含的互助“合作”社会性经济话语，在此时也同样成为中国知识阶层合作主义经济理念勃兴的内在动力，并以此作为圭臬从中寻求中国社会变迁，特别是工业文明驱逐下的农村社会变迁的终极目标和价值所在。本文拟对此做一简要分析，以求教于大方。

进入20世纪后，中国知识社会的决定性变化之一是：对社会制度的正当性论证已逐渐脱离传统的汉语思想资源，更多地采纳近代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思想。20年代前后，“主义”论说的蜂起，以“平等论”、“自由论”、“民族论”、“互助论”为价值诉求的社会思想，在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等新兴的知识学科中找寻社会制度正当性的论证资源。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想及其经济原则正是这类“科学的”社会知识所形成的冲动之一。尽管说这些思潮或主义是“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背景”。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是欧洲现代化社会变迁中出现的众多“主义”论述之一，其论者声称欲借此“破东方之沉梦，示吾人以警钟，并诱使吾亚细亚之平民，与欧洲之平民携手而竟将来之大事也。”[2]显然，以“平民”为关怀对象、从西方而入的无政府主义，其理论中所含有的互助、合作等理念自然也成为中国合作主义思潮兴起的一个催化剂。就总的情况来看，当时进入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极为芜杂，既有蒲鲁东的无政府互助主义，又有巴枯宁的无政府集体主义，但更多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克的学说是在继承和发展蒲、巴二人思想的前提下，以互助论为思想理论基础的。其在代表作《互助论》中认为：达尔文所说的生存竞争、自然选择，并非是生物进化的根本原因，“科学的伦理学”应是“对于物种的进步的进化，互助比互争更为重要”[3]。互助不但是一切生物进化的“真正因素”，而且还是现今生存着的生物的一种本能，就连人类也不例外。因而，“不论是在动物界还是人类，竞争都不是规律。”不要竞争、避免竞争才是“自然的倾向”。[4]正是互助力量与“连带心”的存在，人类才得以创造出一切财富。所以财富当归大家所有，并以非常平等、自由及符合人的互助本性的“农民公社”为基础实行共产主义。克氏的观点与合作主义有相当的契合之处，正如俄国消费合作思想家托托米安资(Totomiantiz)所言：克氏在互助论里采取合作的理论及原则，证明人类进步的主要因素不是互竞而是互助；而合作主义者则在事实上应用这些原则，并拿出证据以证明合作优于竞争及战争；无政府主义者与合作主义者一样，都不承认政府是社会改革的工具，甚至否认政府。因此，克氏以及法国的蒲鲁东等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合作均表同情，而且克氏的思想“在英国合作主义者中也极受欢迎。”[5]互助与合作之间有如此之亲密关系，使其在20年代初期中国的知识界，渐乎成为可以互相替换的同意语。

克氏的互助论进化思想经留学法国的李石曾介绍之后，广泛地流行起来，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其结果使当时的不少知识分子排斥竞争而尊崇互助，认为“社会发展”是“协助生存的结果”。有论者指出：“及至欧战开始以后，克鲁泡特金之互助论又在欧洲盛行翻印，以互助之说鼓吹诸国协力攻德，是以其说，已渐渐传至中国，而国人亦弃其物竞天择之口头禅，而谈互助矣。”[6]致使除了孙中山等人外，甚至许多具有初步觉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受到了互助论思想的影响。蔡元培说：“《天演论》出版后，‘物竞’、‘争存’等语，宣传一时，很引起一种‘有强权无公理’的主张。同时有一种根据进化论，而纠正强权论的学说，从法国方面输进来，这是高阳李煜瀛（李石曾）发起的。李氏本在法国学农学，由农学而研究生物学，由生物学而研究拉马尔克的动物哲学，又由动物哲学而引到克鲁巴金（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他的信仰互助论，几与宗教家相像。……李氏译了拉马尔克与克鲁巴金的著作……虽然没有译完，但是影响很大。李氏的同志如吴敬恒（吴稚晖），张继，汪精卫等等。到处唱自由，唱互助，至今不息”[7]。蔡本人也曾是互助论的一个信徒，他认为，一战中协约国的胜利，是因为“协约国所用的，是克氏的互助主义。互助主义，是进化论的一条公例”，“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了”。[8]在他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期间无政府主义思潮曾在北京大学广为流行。李大钊也说，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应是“互助”，是“协合与友谊”，应把“互助”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的生活”中去，建立一个“互助的理想”社会，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9]。恽代英早期笃信互助论，主张“与其提倡争存的道理，不如提倡互助的道理”，并在后来组织了名为“互助社”的社团，即是“取克鲁泡特金新进化论的意义”，宗旨是“群策群力自助助人”，要求入社者“各自求其所以自助助人之道，问人以自助助人之道，告人以自助助人之道。”[10]毛泽东也曾“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并且在那个时候“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11]。揆诸言论，足见无政府主义思想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当然，知识分子亲和于“互助论”，主要是把“互助”作为改造社会与人类精神世界的手段，创造新社会的发端，希望在互助中进行社会改造，建立相爱、和谐平等的理想社会。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他们看来，“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盟，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同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而且“人类的进化，是个人主义向协合与平等的方面而走的一个长路程。”所以“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12]这里，“人”的面目自然是指其话语中的互助、合作之本性了。

与无政府主义相关联的“新村主义”，对于合作的倡导也是不遗余力。他们认为：生存竞争的法则应当加以修正，它“只限于人与自然力或异类的中间，若在人间同类，不但不应争斗，而且还应是互助的、平和的生活才是。”[13]1919年7月，周作人在访问了日本东京的“日向新村”后指出：“新村运动（却更进一步）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了各人对于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14]。显然，新村主义是想通过合作即“协同全人类”的改良方式，建立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协力与自由、互助与独立”相结合的理想社会，最终“使凡是人都能过象人一样的生活”。这种基于互助合作的新村精神，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人道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兼容体。因而其在价值取向与西方合作者所倡导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不无吻合之处。

受到法国工团主义影响的中国工团主义（国内称之为“新组合主义”）者认为，“社会之根基，系于经济组织，凡诸社会疾病，如贫穷、压制、争斗之尖，皆由经济不平使然。”[15]因此，必须要由各业的劳动者组织的工会主管一切并进行经济斗争，以“求得其劳动之报酬”和“完全管理种种产业”[16]。斗争取得胜利后，工会主要是担任生产，改造社会则由各样劳工协会去做，以把一切生产机关掌握在自己手中“自营自助”，并利用劳工协会在经济上的联系代替国家机构，取代国家政府的职能。可见，工团主义的核心是主张工人自治和劳动者管理工厂。这也正像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所概括的那样，“工团主义主张一个完全非中央化的经济，各生产性企业都归生产者的联合所有，并由它们管理，管理与工资控制是‘民主的’意思是说联合中的工人也像法国职工会或英国工会里的成员那样，拥有同一类型的终极权利，但又是经济的其他方面的政策及服务的主人。”[17]

以边悌(A．J．Penty，1875-1937)和英国当代经济学家柯尔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对中国影响也极大。基尔特社会主义鼓吹由劳动者通过协作关系来支配实业运动，把工会从劳动者“自卫”组织改造成为“管理”组织，实行“产业自治”。这一“工业民主”之形式，获得了注重经济平等、宣扬社会经济民治主义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欣赏，认为它合乎民治主义精神。1919年9月与1920年10月，倡导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杜威与英国哲学家罗素分别来华讲学，激起了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钟情。他们认为，农业中国的病根是“贫乏”至极，唯一的出路是发展实业，但在缺乏成熟的市民阶级和劳动阶级之情景下，发展实业只有“委诸将本求利的资本家”[18]，而且还要避免资本主义的弊害。因此，中国的工业化，宜在发展资本主义之同时，大力发展生产协社，以资本的企业和协社的企业并进。张东荪称，这一调和资本主义与协社社会主义的主张，为历史的自然阶段说与理想的人为创造说、性善的人生观和性恶的人生观的折衷调和[19]。与张一致，梁启超也指出：“提倡各种协社（组合），以从事于互助的生产也。此法最中正无弊，无论随时皆可以实行。”因而他要求“对于资本家采矫正态度，先在劳资协调的状况之下”，“极力提倡协”，并以“传教的精神策进之”，徐图协社的联合扩充。若能使全国生产的“中坚力”由公司转为协社，健全的经济社会即可成立。[20]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虽其理念导源于西方，但与西方相较又有变异之处，它不像欧洲那样以革命或改革来取代既存的资本主义，相反则是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采行劳资协调主义，让劳工经济组织的合作社与之一起成长，最终通过劳工合作社经济力量的增长来改变工厂的资本性质，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实质上，他们所倡言的是一种资本主义与协社主义并进的“混合经济”，旨在寻求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调和。

除了上述所列的几种“主义”之外，当时传入并对合作思想流播有影响的还有费边社的渐进社会主义、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内译称为“社会民治主义”[21]）、民粹主义与泛劳动主义等，受之驱策、濡染国内学界盛行的平民主义（当时是英文Democracy的翻译语）、工读互助主义、工学主义，都从不同的角度程度不等地“贩卖”了合作思想，张扬了合作理念。因为这些“主义”，是“自由连带主义学说的实际应用”[22]，特别是无政府主义，究其实质，都可看作是合作主义经济的原则在政治领域的延伸。正如熊彼特指出的：“如果我们把协会主义的原则推广到政治领域，并想象不仅工业企业已分解成为工人合作社，而且民族国家也已分解成为自愿组成的‘公社’，那么，我们就得到了无政府主义”[23]。换句话说，这些“主义”作为现代性的知识论述或意识形态，合作理念只是其建构的以平等、自由为价值诉求的某种理想社会的经济制度安排。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理念是建立在人们崇尚互助而排拒竞争的意识基础之上的。

当然，全方位地宣传合作经济思想的还是合作主义及合作主义者。

20年代前后，国内知识界以宣传合作主义为趣旨的是由复旦大学学生所组织的“《平民》周刊社”（1921年12月易名为“平民学社”）。《平民》周刊社成立时，因受平民主义思潮的驱动，最早以教育救国为目标，故其创办的《平民》周刊，以期唤醒大众，使平民也能具有现代知识，了解世界的潮流、自由与平等的思想。而从第五期起因受复旦大学教务长薛仙舟的策励，开始以“‘经济问题’做周刊的主义；拿欧美风行的‘合作主义’做改造经济的方法。一面宣传，一面实行。”[24]他们一致认定，欲使劳动者渐渐脱离资本家羁绊，而用和平手段的，“非合作主义不为功”。不过，《平民》学生们开始标榜“合作主义”时并不清楚自己的意识形态是否具有独特性。大部分人士以为合作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分支，因而他们应是社会主义者。基于此，他们中有的提出中国应该设罗虚戴尔式消费合作社，以此来奠定中国的现代经济基础，肇建合作社会主义；另一些则认为应走雷发巽式的路，建设以国家主导的帮助穷人的信用合作社网，最后进入国家社会主义。学生们认为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理所当然的归宿，而合作主义是最温和地达到社会主义的重要一步。[25]后来，由于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一些社会主义团体也在竞相鼓吹合作社，《平民》学生群感到有必要在理论上为自己做出区别，他们指出：在社会改造的三条途径中，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革命；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经济的政治革命；合作主义与其不同，不是革命，而是一种基于“连带主义”使“个人与个人，社会与国家，以及国家与世界”联为一体并通过团体互助来实现其社会经济目标的制度。这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合作主义理想，有四项目标：第一，消除阶级，释放奴隶，使消费者不为生产者操纵，劳动者脱离资本家而独立；第二，用合作制度代替现行自私自利的竞争主义；第三，以合作制度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资本之主权、劳动者生命及余利皆操于资本家的不平等境况；第四，用连带主义的合作制度来连接所有的利益，由此终结不同利益间的社会冲突。[26]合作主义与社会主义在认识上的分野，使得合作主义者拒绝把社会主义视为向未来社会过渡的工具。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意味着通过社会革命或激进改革来平分社会财富，但眼前困扰着中国的问题是贫困而非富有。故而在流民无产者太多与资本家太少的状况下，侈谈社会主义不仅毫无意义，相反还会加剧劳工与资本的冲突，打乱和平的社会秩序。“就中国情形看来，用不着什么‘Bolshevism’（按：布尔什维主义），最好还是行连带合作主义，以预防社会上大危险的发生。”退一步来说，即或是中国需要社会主义，它也应该发生在合作主义的社会改良之后，因为只有合作主义才能使中国的流民无产者与平民为自己工作，减少社会阶级的敌意，发展生产，创造出为未来社会分配的财富。[27]很明显，中国的合作主义者对合作主义的钟情，和对社会主义的领悟、抗拒，更多地是从感情上而不是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角度来理解的。殊不知，从经济思想的层面上看，合作经济制度在欧洲是属于社会主义的，它是社会主义运动在经济上落实的主要方法之一。

然而无论如何，基于这种向未来社会过渡的认识，中国的合作主义者还是强调了经济结社主义对劳动者的必要性。他们指出，合作社分生产、消费、金融、地产、教育等多种，生产合作是由平民集资筹办各种工厂，以生产日用小商品为主，生产的目的于提供社员消费而外，兼向社会销售；消费合作是平民集资经营日用商品，主要供社员消费，以免奸商高价盘剥之苦；金融合作指设立合作银行、保险公司之类，解决社员生活急需。其余地产、教育等合作也都是为了保证社员在各方面的利益[28]。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合作主义者发现仅靠他们的启蒙呼唤是远不够的，并逐渐对合作主义的改良方式失去了耐心，转而趋向于直接投入到社会行动中和政治激进主义[29]。此种情况下，更多的人士，一方面强调合作主义的理想应该通过民众运动来实现，合作主义者应该“到民间去”，参加城市的劳工运动并与农民建立密切联系[30]；另一方面指出要在中国发展合作主义和“实现理想中的合作共和国”，“非有良善政府不可”，中国的合作主义者必须首先参加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运动，“建设一个平民的善良的政府”，然后与新政府合作来实现合作主义的理想[31]。经济性质的合作主义理想向政治的位移，在话语上表现为以个体知识人的价值诉求充当“多数人”的价值诉求，合作主义的政治化或者说合作主义运动由国民革命后的国家政权推动的话语土壤由此开垦，并启动了西方合作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

总之，20年代前后，中西社会的时代“错位”，使得西方在近三百年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各种“主义”，纷至沓来地涌入中国，促成了中国思想界观念的大转换，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组就是否定了强调生存竞争、优胜劣汰原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吸纳服膺了互助的进化论，并将其与“自由”、“平等”、“博爱”等启蒙理念融合一起。也正是通过“互助”这个媒介的传导，西方各种社会主义中的合作经济思想，都开始以“平民经济的原则”即“人人于经济上得有平等之机会”的口号相标识，在中国知识社会中盛传起来。以图实现“各分子皆有独立的精神，有自由发展的机会”和“人人都是劳动者、工人，又人人都是企业管理者、资本家”的合作自治社会[32]。

知识思想界的活跃与国人对国家前途、社会问题的重新思考，是西方合作理念流播和中国合作思潮兴起的“理念性因素”。而这一切都与五四时期由西方现代性激活的外源性的启蒙运动有关。因此，有人说：“合作运动思潮之传入我国，系当五四运动之后。”[33]值得注意的是，合作思想在中国的流播与西方一样，也是在两条路径上进行的：一条是意识形态化即“主义”取向，虽也注重合作社的经济功能，但更突出合作社的社会改造功能；一条是“方法、政策或手段”取向，仅强调合作社的经济组织功能。

“主义”取向的，自然是以前面提到的以薛仙舟为核心、“以宣传合作主义为重大之使命”的《平民》学生群，其在后来较有影响的有：侯厚培、王世颖、孙锡麒、毛飞、许绍棣、陈仲明、毛飞……等人。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到，“主义”论者深受西方合作主义的濡染，故其对于合作社和合作运动的理解与认识往往是一种“主义”的论述。他们说：“我们倘若要改造我们的社会，除了设合作社以外，再没有更好的方法。”这可以说是当时钟情于合作主义的知识分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语，如合作主义者孙锡麒，在分析了现代经济组织所发生的弊害之根本原因是“营利主义”后断言，“要改造中国底社会，舍合作莫属！”[34]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合作社“并不须革命，并不侵有财产人的权利，并充公一个人的财产，他只用和和平平的方法，达到将来世界大同的途径。……有许多人，不顾利害，主张用激烈手段改造社会，……我总觉得照他的办法去做，社会不能得到好处，先得到害处。”[35]还有的论者确信，“做到合作运动一方面是经济改造，一方面也是社会革命。到那时资本主义不推倒而自敛迹，同样不谈社会主义而社会革命已奏凯旋。”[36]对合作社的功用扩大化与顶礼膜拜，使他们对外声称：“本社同人相信，合作有这种能力，去推翻—和平的推翻—资本制度，因为合作主义的命运不过百年，百年之内所做的成绩既已如此，苟能假以时日，必能推翻资本制度于将来。”用一句总括的话来说就是，“合作社员充满全世界之日，即全世界资本家无形消灭之日”[37]。从这些言论中不难看出，合作主义者在将合作看作是从经济上进行社会改造之唯一“手段”的同时，还将其视为社会改造后的一种“理想”和“目的”，合作社是社会构造的“基石”，也是社会构造的“细胞”。

新的思想观念促使社会成员进行新的选择。由于当时的合作主义者，采取的是“一面宣传‘合作’，一面实行‘合作’”的行事方针，故其社会改造的价值取向也可以从合作主义社团的活动中看出。当时在社会上较有影响的合作主义社团有以下几个（见表一）。

从这些社团的情况来看，其发动者与组织者多是坚信合作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活动也多在知识分子这一层面上进行，因此，可谓之为“知识分子的合作主义社团”。尽管它们的活动方式不拘一格，多种多样，但内容“皆以合作主义的原理为本”，而且活动之目的和意图上也是同一的，都是为了“研究合作主义，提倡合作事业，造就合作人才”，扩大合作主义的社会影响，进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个人为全体，全体为个人）”或“世界合作联盟的目的”[38]主旨是在求社会的改造，兼顾经济上的公平性，呼吁消除经济领域中的不平现象，求得个体的利益均衡，以重建一种新的、不需要强制就可规制的社会新秩序。可更深入地讲，知识分子的合作主义思潮，实际上体现了时人对重新构造一种新型社会关系的期盼。这种重构的社会关系至少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以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的一种社会意识。它表现为一种合作精神或一种团体性保障意识；二是一种以平等、互助及合作为内容的新型关系模式，同时也包括个人与组织间的关系处理。三是一种新的组织结构。新的合作社组织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而非单个人；组织内部则通过公开化、制度化的章则进行民主管理。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合作主义的小团体，可以说是他们内心深处所构筑的理想“合作社会”的一个“缩影”或“预演”。。显然，这些社团的

与“主义”取向有异的“方法”论者，则是将“合作社制度”与当时中国社会许多经济问题结合起来，并将其看作是抑制社会若干缺陷、发展生产与平衡经济的一条途径，而不是主义。其代表人物在二三十年代主要有徐沧水、于树德、马寅初及华洋义赈会、平教会的领导者如章元善、晏阳初等。

对于这一点，其实早在民国初年就有论者已撰文分析了中国工商业窳败的根由，是工商业家“无事业合同之力”，遂造成资力“散而不聚”与外货的“滔滔流入”。为扭转于此，提倡信用、贩卖、购买、产业四种组合是必要的，“我国今日中等社会之人民，从事于小企业者所当一一模仿，实力猛晋（进）”，以对抗或预防外来和中国将来之“加尔特尔及托辣斯”；而且最大效果“可使中国今日极困苦极艰难之中等社会，于全国国民中占最大多数者……为根本上之解决，足以自谋生活，自高品格，自殖财产。”[39]与此出发点类似，徐沧水站在城市平民角度论述了消费、信用合作社设立的重要性，他说，在营利主义左右下的近世工商业，造成物价昂腾、生活困苦已成不可避免之势，“欲如矫正商人之暴利，惟有为自动的团体组织，以提倡消费公社而已。”同时，针对金融机构的少数有产阶级享受融通之便利的状况，他指出：“我国今日之金融机关，乃厚上而薄下者。此实为制造贫富阶级悬绝之原因，而足以惹起未来可怖之社会问题者也……今提倡平民之自助精神，并赖合群协力之功，以谋革新贫弱经济之法，人各有业，饥寒得免，绝望不深，则爆发不烈。纵有冲突，宜可末减。故即谓欲冀今后社会之安宁，则合作银行之倡设，实与有关焉。”[40]留学日本并受日本产业合作思想影响的于树德则是更进一步，探究了各种类型合作社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其认为，合作社与工会、托拉斯、股份公司的不同，“乃经济上之弱者，对于经济上之强者，为保存及发展生计计，以合作协作共用共享为目的，结合其资本及劳力，以为经济活动之团体也”。[41]他把经济合作社分为三种类型：产业合作社（包括信用、购买、贩卖、生产），职工合作社（包括制造、工艺、住宅），消费合作社。在此基础上，又着重剖析了产业合作社的创立、会员构成、股本、管理机构及业务进行等实质性内容，并强调了其对农业经营的活跃、水利工事的修筑及农荒预防等的作用；信用社的供给平民储蓄与底利资金的便利、增长中产以下的人格信用、殖产兴业、乡党风俗的醇良、发达人民的自助心与互助心、促进地方自治的发达及地方经济的独立等诸种效用。[42]

有鉴于农村经济的衰败和劳农生活的困苦，马寅初突出了信用合作社对解除中国农民在经济所受压迫与贫富悬殊问题的作用。“盖农人经济上所受之痛苦，仍须用经济上之方法解除之”，而经济的方法就是“设立合作公社”，所谓的“合作公社”，“系中小资产者所组之协社，以防为大资产者所操纵者也，此即合作公社之互助精神，亦即合作公社之特色。惟社员所出之资，必须定一最高限度，务求平允，庶不致为大资产者所垄断。”在生产、购买、贩卖、信用四种合作社中，信用社为“最重要者也”，“一可以和缓平民之激烈之反动‘二可节省平民之费用；三可以增进平民之生产；四可以补救贫富之悬殊；五可以培养互助之精神；六可以减少阶级之争斗。一言以蔽之，欲解决吾国今日之贫富问题，合作公社之功用，不可忽视也。”[43]这样的一些认识和主张，立足点明显地是针对社会经济某一领域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然后又从“学理上”开出经济的处方，强调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经济性质的联合体。这不能不说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功利性”方案。不过，其表明了当时的人们只是视见了西方合作社或合作经济制度这种组织形式，具有挽救“弱者”的实在功用一面，故将其拿来为我所用。同时，也暴露了他们对整个经济体系的运作机能缺乏充分的了解，对经济以外的如政治、社会文化、伦理道德等部门漠视或甚至民众的能力没有足够的知识。

从社团方面来说，20年代，起因于救灾而较早地将合作运动实践推向农村的华洋义赈会，也是将合作社组织看作是改进农民经济、改善农产品销售和农村手工业的“最好的手段”，“呼唤人民互助之合作精神，以共同解决急迫之经济问题”。在其于1922年制定的《处理农村合作事业方针》中明确指出该会推进合作事业的目的，是“协助农民促进农业建设”。在此支配下，它所倡导下的信用合作社，完全是按照雷发巽式的连带责任制原则组织，主要考虑的是发展生产、扶助农民养成自助能力等经济因素，尝试建立一种新的经济秩序[44]。至于平教会的代表人物也大都未出这一认识框架，如晏阳初说，利用合作方式教育农民，组织各种合作社、自助社，主旨是增进农民的经济生产能力和实现利润的合理分配，以使农民在破产的农村经济状况下，能得到相当的补救，真正享受到增加生产的利益[45]。与前面的“主义”论者相较来说，这些民间组织推广合作社的意念应该说是“现实的”，即着手于眼前实际问题之解决，极贴近于“民生”。更明晰地说，现代合作组织的直接效用是治民众的“穷”与“私”，附带效用是治“愚”，二者结合则是治“弱”。实实在在的，没有像“主义”论者那样形成一种“信念性”的价值系统。

其实，人们对于某一事物的认识及定性，从来不是为了定性而定性，而是为了揭示它在整个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意义；在对事物的定性中，不仅包含了人们对该事物的态度，同时也内存了他对包括该事物在内的一个更大的客体中的位置及其趋势的认识。“主义”论者与“方法”论者的存在，就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一点。“主义”论者，是将合作社及其经济制度放在了整个社会乃至于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长河中去看待，而“方法”论者则是将合作社组织放在当前社会的某一领域或某一特定的人群中从制度层面上去考察。认知视觉的不同，带来的思想、意理自然而然地会有程度不等的差别。实际上，他们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层面。因此，不管是注重“合作社会思想”的，还是看重“合作社制度”的，都在其共有的思想—“合作经济运动”中汇聚并形成了“合作”的合力，营造成一种深沉凝重的社会氛围，使“社会乃因此稍稍注意”了合作制度。

一种思想理论体系，总有贯穿于其中的思想主线或精神实质。经济性质的合作主义也是如此。尽管其在中国的生成动因，与西方迥然不同，是在20世纪初期“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无穷大”、“变革的方法无限制”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出现的各色各样“主义”中的一项。然其从西方移植而入的特性，就决定了其在本质上与西方的合作主义思潮必然有着较大的共同之处：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认为合作社组织是社会发展的“中间”道路或者“第三条道路”。不过，在知识社会里，讲述“合作主义”时多是基于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理解，往往把其与“民生”、“生计问题”、“经济解放”、“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互助”、“竞争求利”、“剥削”、“社会经济”、“平民经济”、“一般人的生活问题”、“国民之幸福”……等述语结合起来使用，从而使“合作”一词的概念在外延上作了很大的延伸，但我们如果对之作全面客观地评析，当可认定，“合作”是一个以“社会经济”为本义的复合性概念，其内涵的客观经济性质是确定的，同时又由很大的包容性。因为“词汇储存表明他们的思想储存都是什么。”[46]这在当时中国提倡合作人士的言论中表现的也极为充分。

如果说西方合作主义经济理论所具有的和平、改良性质，给中国知识分子以意识形态上导向的话，那么“一战”后的世界情形，则更加强化了他们对这种主义力量的信仰。1920年，曾任《平民》周刊总编辑的毛飞，发表的《‘合作主义’适合中国社会么？》一文就极富代表性，文中写道：所谓的“合作主义”，是依据连带学理，本着“互助”的精神，组合成一个共同的团体，共同负担，共同生产，共同得利。简言之，“就是扶助自己与扶助他人是同时并行的，不是自私自利去妨害他人的。”而现今我们之所以要提倡“合作主义”，是因为在世界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已经站在极端反对的地位，所包含的危险，比没有爆发的炸弹还要利害……社会上的安宁是保不住的。”而这个主义“是立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中间，是用‘和平’、‘调剂’的手段解决平民经济的”，是要现在的平民自己先有小小的合作社组织，自己下手解决经济的压迫，不必天天去寻资本家直接开仗，各干各的“合理”前程，于无形中减少资本家的力量，“与现行社会秩序不发生极危险的冲突”。而社会主义则不然，它的“步骤是走极端的，是离不掉‘打破’、‘推倒’、‘铲除’等等刺激名词、过激手段。所以全世界的人虽然是承认他的主义是彻底，总不免把他当作洪水猛兽看待。”因此，就中国的社会状况而言，合作主义是最适合的，它可以避免托拉斯的“充量发达”与“操纵全国经济大权的大资本家”的制造。[47]尽管说20世纪初期，中国的资本主义尚不发达，但是人们从“一战”的灾难中还是窥见了以剥削制度和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诸种经济危机和灾难。故思想界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要为自己的国家和世界人民谋幸福，决计不要“一味效法西方”，避免重蹈覆辙，走上资本专制的社会。

早期合作主义的鼓吹者汤苍园也这样认为，“合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其势力所及，将破坏经济帝国主义而有余，但它的方法，则与马克思主义不同。合作主义不注重革命，而注重建设，不假手国家，而期成于团体，其进也渐，其行也远。”[48]由此来看，“中国而有合作运动发生与进退维谷之中，开辟一新道路也。由此道路进行，可以一步一步，达到理想的黄金世界。”[49]杨端六也说：“资本主义不好，社会主义又办不通，只有合作主义了。合作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既不仇视，对于社会主义亦不盲从”[50]。不难看到，避免竞争求利的资本制度在中国的发生、成长，而又对社会主义变革所采取的手段之惧怕和前途不信任，是中国合作主义者的一种共同心态。进退两难的情景之下，变革现今社会、寻求公正合理的经济制度之唯一选择就是合作主义了。“合作主义是一种普遍的平等的社会运动，对于个人，能够减少一切生活费用，使贫苦的人也能够发展他的经济能力，并且还能够养成人们勤俭友爱的美德；对于社会，可以普及教育，可以消灭战争，并且合作主义发达到极点时，还可以实现世界永久”[51]。被人称之为“中国合作之父”的薛仙舟，其话语最能概括合作主义的精神实质。他指出，“合作主义为现在社会上必不可少的主义，因为他的力量不必取强硬的手段，而人类能自然日趋于公德和人道”。这一主义的精神有两点最可表示：第一，凡一种幸福，不是一人能造成的，也不是一人能独言的；第二，此种主义无阶级的区别，凡人类对他有信仰的，就可以享受之。故其是“最能够调和过激主义的利器”。[52]变革现存不合理的经济制度是必然要进行的，而在进行过程中工具必须是非过激的、平和的，变革的成果又要是公平的、一般的平民能幸福均沾，三者叠合能满足这一要求的主义，只能是以“社会经济”为核心的合作主义。

可见，两难的心态驱使热衷于合作主义的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折冲徘徊，从经济上寻求变革社会的“第三条道路”，最终认定合作主义便是改造中国的最佳途径。“合作主义确有改造现今中国社会的能力，加增我国劳动者的幸福”[53]。

在此影响之下，孙中山的追随者廖仲恺也撰文认为：为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过度膨胀，改进生产，必须“广布合作社组织”。他说：“中国社会现状，无一非贫乏之征（症），欲救贫乏，非改良生产方法不可……解决生产分配问题之和平手段者，惟人民之合作运动耳。倘消费者能互相团结，以谋自助，则资本主义之跋扈，不致（治）自灭，而产业的民主之基础，于以构成矣。”[54]显然，在廖看来，通过合作社，达到生产分配的社会化、产业基础的民主化，是防止和超越资本主义、进行“实业革命”的有效坦途。

从这些经济味实足的言论和述语中，我们不难感觉到，合作主义者深知中国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国内一切事业皆不发达，生产方法不良”，故其竭力高扬在避免大的动荡和冲突的前提下进行变革。当时不少人士曾说：“观于我国今日之现状，社会腐败，人民疲敝，与1848年大革命时之德意志无稍异，合作事业之提倡，岂容视为缓图！”[55]合作的题旨“是多数平民本互助之精神，以经济之结合购买多量物品，以廉价卖给社员，使社员蒙其利益，不受商人之盘剥也。”[56]更有论者强调：随着世界文明的进步，人类解放的呼声也日渐高涨，而在政治、社会、经济伦理等众多的解放中，“经济的解放尤为今日之切务，论到经济解放的问题……最切实最和平的唯一方法，就是合作社”[57]可见，中国的合作主义者不仅用“合作”这一词语来论述时代的社会经济问题，而且还浅显地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问题去解释社会进化，提出一种切实生动的、更贴近民生的历史动因论。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58]国民党的理论家邵元冲在分析中国合作经济思潮勃发之原由时也指出：“因为社会的政治的变动，引起社会经济组织的畸形发展，使大多数人的生活感受重大的威胁。因此又掀起了经济改革运动的潮流，最显著的便是最近十余年合作主义和合作运动的惊人发展，几成为改造中国经济的一种新姿态。”[59]自觉地“在有关的时代经济学中去找”“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能不说是基于民族主义感情下的中国合作主义者，在应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课题时所表现出的一种努力，虽然带有浪漫空想的成分，但它也是真诚的。

不过，虽同为变革现存的社会理念，但中西方的合作主义思潮有着较大差别。西方合作主义思想，尽管包含着浓郁的空想成份，然其萌发于已经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而且都是在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罪恶的基础上，描绘出各自的理想社会方案，并具体地提出了实现该方案的道路及方法。因而从社会进化的逻辑上看，未来的“和谐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物。而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潮则是由于近代中国社会行程的“超快节奏”，使得居于其间的知识分子陷入一种历史“悖论”当中：既要追求资本主义，“振兴实业”（循常）；同时又对资本主义的“流弊”不满，向往比资本主义更为合理的社会制度（超越），“防于未然”。此种“循常”与“超越”的思维范式，使得许多人对资本主义抱着“预防”、“避免”的态度，但又对已经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张扬的“暴力论”心存芥蒂，难以苟同。最后在矛盾的心态中走向了译介或认同西方经济性质的合作主义之路。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当时中国的经济思想界奋力宣传合作经济思想和倡导组织合作社的“领袖人物”乃是曾置身于异域的“留洋生”，因而在方法上还“停滞于接受外来思想之时期，不少学者且视为固然，各以其留学国或师承之学说为圭臬”，“往往将不同环境中所产生的学说推归提倡”，“未脱除先进国影响，而达于创造时期”[60]。其结果，不仅造成了中国合作思潮来源的繁杂性，既有来自日本的产业组合思想，也有德国的消费合作学说，还有法国季特的合作理论[61]；而且简单的“推归提倡”和高度的“功利性采择”在导致了中国合作主义思潮的肤浅性、缺乏系统性和不成熟性之同时，更直接地致使了学界忽略了对西方的合作学说及平民合作运动兴起的背景因素，如市场形态及社会、文化特质、国民的素质与品格、价值理念等“非经济因素”的蠡测。也正是对影响制度运行的环境要素的忽视，带来了理论与后来合作运动现实之间的困境、内在紧张。这一点，因叙述结构的原因，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再细谈。

当然，造成这一差别的主因：一是中西方社会发展上的“时代差”。20世纪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工业时代”，而“未经产业革命”的中国还处于一种“半工业”，甚至可以说是“前工业时代”。因此，国内不同的社会、阶级状况，商品交换关系及市场状态，决定了中西方合作主义思潮的差别。二为时代造化之结果。近代中国是一个“非常态”的社会，被“高度挤压”的现代化行程，使人们不可能从容图治。故而，任何一种变革社会的理念在尚未经过长期的学院式的缜密思辩和完备化，就已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正如余英时所言：“自清末以来中国思想界一直是处在一种不健康的急迫心理的压力下。‘五四’时代的人物也不例外”。此种情势下，“一般倾慕西方文化的人在取舍抑扬之际也缺乏真知灼见；他们往往对自己还没有十分弄清楚的东西，已迫不及待地要用之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改造上面。”[62]可见，近代中国合作经济思潮的不成熟性，是上述两方面契合之结果。

中国的合作经济思想肇端于20世纪开初作为新学之一种的经济学的兴起，而到后来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启蒙运动的进行和西方各种“主义”的涌入，尤为是社会主义思潮的“风起云涌”[63]，使得作为其“兄弟”的合作经济思潮也借助于“互助进化”的话语被中国知识分子引介，且渐成为思想界的一种趋同认识和精神向往，并成为一种力图在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中国社会变迁与政治变革“终极原因”的新潮流。而且其精神主旨甚至已渗入到学术研究的指导意图。此种氛围之下，有论者曾提出，“吾们的经济学，和从前经济学的精神不同了。从前的经济学，是个人本位的经济学，他的主义是利己的，他的政策是竞争的，吾们的经济学，须建筑于社会本位的基础上，以‘兼相爱交相利’的主义代利己的主义，以互助协力的政策代竞争垄断政策的政策。……这是吾们的愿望，也是经济学者的新使命。”[64]视觉的转换，无论是合作经济思潮自身的内蕴（以合作社为基点，眼光向下，关注中国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的经济与生活），还是对经济学研究的主义与政策由个人本位、利己竞争向社会本位、互助合作过渡的呼吁，都可视为是合作经济学的本土化或构建中国的合作经济学之起步和努力。理念转化自然会带来行动转换，也正是以此为起点，政府和民间力量都开始着力去面对时代提出的共同课题：农业、农村、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出路何在？并对此做出了不同试验：政府借助行政力量自上而下掀起了乡村合作运动；一批知识分子躬身力行离开城市，走向农村，掀起乡村建设热潮并以合作经济发展来解决农村社会危机。这就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合作主义经济思潮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