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在中国是新生事物。虽然国家大力扶持，但无论农民还是基层政府官员对合作社为何物，还不甚了解，甚至还有许多误解。要讲清楚“合作社是什么”，倒不妨从“合作社不是什么”说起。

合作社最起码不只是一盘生意。合作以自愿为前提，以利益为纽带。南方农村报最近连续报道了几类合作社，如有供销社带头办的农资供应合作社，有公司发起的合作社“巨无霸”，还有经销商发动成立的水产养殖合作社，但发起人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办好一个合作社太难，农民对于合作社缺乏认同，态度冷淡。

合作社的主体是农民，其不断发展的真正动力来源于农民自发的合作倾向。如何调动农民的参与热情和合作意识？单纯从经济效益来说，合作社不是一种终极的企业组织形态，除了经济效益，合作社承载着社员合作互助、共同发展的公益功能。它的效率一定比不上企业，但却是目前最能够兼顾效率和公平的经济组织形态。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因素在于要保障普通社员的利益和他们争取这些利益的权利。而目前，林林总总、各式各样运作不佳的合作社所面临的困境也恰在此，发起人要么掌握权力，要么拥有资本，他们以经营企业的方式办合作社：在保证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让农民分享一定收益，但拒绝提供社员争取正当利益的机制。这样的“合作社”虽然也是以利益为纽带的联盟，但不同的是，农民被排除在外，成了装点门面的摆设、发起人服务的工具。

如此一来，所谓的“合作社”就成了一盘单纯的生意，农资店只为多卖肥料，经销商只为多销饲料，公司只为收购廉价农产品。农民对这样的“合作社”没有归属感和心理认同，他们在其中只有被动接受，而没有主体价值，因此，也决不会有真正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如果没有点理想主义的情怀，而单纯以做生意的心态来发展合作社，注定前景黯淡。

合作社也不是一项可以极力追求的政绩。在当下中国，加强农民组织化程度俨然成为一项政治正确的命题，被认定为破解“三农”问题的出路所在。大力发展合作社是对这一工作思路的现实演绎。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增合作社的数量经常被作为主管部门的工作成绩被写入“政绩单”。可以说，各级政府都有加快推动合作社成立的政绩冲动。

如果这种冲动没有相应的制度设计加以规制，则会乱象丛生。一方面，工商部门对合作社登记事前无监督，事后更无指导，合作社数量在短期内激增；另一方面，真正能够帮助合作社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却普遍遭遇落实难。一些有权力或资本背景的挂羊头卖狗肉的“合作社”，在这种制度环境下自然如鱼得水：他们不存在真正合作社在运作中的种种问题(如报税难、融资难、人才匮乏等等)，但凭借自身的背景却更能够抢占合作社的优惠政策资源(如避税、享受扶持资金等等)。

特别是在我国，广大农民对人民公社尚留存不太美好的回忆，这种记忆甚至会投射到当前的合作社身上。因此，眼下发展合作社特别要厘清公权力与合作社的关系。政府可以给予扶持与鼓励，却不能越俎代庖，将其当作一项政绩极力追求。因为在政绩冲动之下，权力之手难免越位，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

合作社所面临的发展之困与中国农民所处的困境是一致的，归根到底是权利的缺失使然。权力和资本不受节制，权利得不到保障，再多优惠政策也无法完全覆盖弱势的农民和合作社，合作社可能成为权力部门的政绩、强势资本的商机、专家研究的样本、吸引眼球的噱头。事实上，在“合作社”蓬勃发展的当下，我们更应考虑农民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他们是否被边缘化，合作社是否沦为随时可以套上又无须成本的“马甲”进行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