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朱厚泽同志在永嘉“改革开放20周年暨农村包产到户42周年纪念座谈会”上与《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一书相关的一次讲话。

　　谢谢永嘉县委、县政府的邀请，随杜老一起来参加你们为我国改革开放20周年和永嘉实践农村包产到户42周年的纪念座谈时，你们编写的《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的书稿在京座谈时，杜老和我都应邀参加过你们的会议，现在书籍正式出版了，我们是乐意来向你们表示祝贺的。

　　50年代前期土地改革在全国完成不久，正当亿万农民在自己获得的土地上，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积极争取走向富裕之时，毛主席放弃了比较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急急忙忙搞“社会主义”，在农村急剧推行集体化。正是在这个重要时候，中国发生过不大不小的两件事，两件都与浙江有关。

　　第一件事发生在人们头脑开始发热，争着提出超前发展合作化的高指标，企图很快实现农村集体化的时候。当时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领导人邓子恢、杜润生同志，发现人们不顾农民意愿、脱离干部经验，规划太急了，建议地方领导人不要去片面追求发展合作社的数量指标。大概是浙江接受了这个建议，调减了发展农业合作社的规划，引起了毛的愤怒，导致对所谓“小脚女人”的挖苦、责骂。毛指责“砍掉十万个合作社”时，专门加了一个括弧说明“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以表明他的指责是对着中央农村工作部来的。

　　以此为转折，各省“地方诸侯”们莫不争先恐后，快马加鞭，不顾主观客观条件，“一日千里”地推进中国的农村合作化。于是，从上而下制造的“中国农业合作化高潮”迅速完成。

　　第二件事发生在全国的合作社已经急急忙忙搞起来，遍布农村以后。那种既违背农民意愿，又脱离干部经验的大跨越式集体化，怎么可能不引起农民的抵抗和农村生产、生活秩序的混乱呢?刚刚从土地改革中得到不久的耕地，即从中国农民的手中拿走，“归大堆”，农民只有等着“派工干活”了。正是你们永嘉县委当时的领导同志，以敏锐的目光发现问题，以冷静的头脑进行思考，满腔热情地引导农民和基层干部，想了个办法，用“包产到户”这种独特的责任制形式来“力挽狂澜”。实践的效果是很好的，等待派工的农民自主的下田了，即将荒芜的农田又焕发出生机。

　　这是多么忠诚的苦心和多么可贵的首创行动啊!可是，来自基层的这一番面对实践的聪明和好心，与前述来自上层的表征智慧的预见一样，只落得批判、斗争、甚至审判、专政的结果。正是你们编印的书，以历史文件为据，忠诚的记录下了永嘉县这一段令人痛心的史实。从此以后，由初级社而高级社，进而人民公社化，直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炉灶推翻，砸锅卖铁，吃饭也是一人发给一罐……。终于，从欣欣向荣转而鸦雀无声，进而危机四伏，无论经济生活还是精神信仰，都濒临崩溃的边缘。

　　刚才杜老的讲话多么深刻啊。我们无论如何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处于领导地位的集团和个人。千万不可以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把自己脑海里自我构想的蓝图，自上而下的强加于社会，强加于群众。还是让人们占有一点资源，给人民保留一点活动空间，让人民去自我创造好。这样可以保持社会的生机和活力。还是听取一点实践的呼唤、人民的声音，听取一点不同的意见好。这样可以避免社会历史活动中的弯路，可能使萌芽状态中的错误得以防止或纠正，减少社会的损失和人民的痛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曾经被错误处理的历史案件大量得到了纠正，人民的若干愿望得到了尊重表达，永嘉农民和干部被打击埋没多年的创意，又在更广泛的农民中迸发出来，引起全国的反响，以燎原之势燃遍全国，促进了城乡改革和经济发展高潮的到来。永嘉和温州的经济，整个浙江的经济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我来参加你们的会议，祝贺你们取得的成就。同时借这本历史文献出版的机会，向已经离开我们的原县委李云河同志、原浙江日报高光同志和其他同志表示我深深的怀念。向现在仍然健在，并以85岁高龄还在全国各地农村考察研究，不断用他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智慧，为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大业继续贡献力量的杜老，表示我深深的敬意。历史是一面镜子。让我们都从这面镜子中照一照自己，回顾自己的盲从和轻信、无知和愚蠢;重温先进的人们的远见和聪明、胆识和忠贞。不要掩盖自己的过失。坦荡真诚的改正错误，终会有光明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