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参事 刘志仁（ 记者 朱津津 摄）

　　中国经济网北京5月29日讯，“三农问题”国际研讨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上，日本专家介绍，日本农民几乎全部加入农协，国务院参事刘志仁也充分肯定了农民组织化的重要意义，但他同时表示，目前中国有将近92%的农民还组织外，而当前我们推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并不是我们当前和今后的理想的模式，只是中国农民组织化在当今的初级形式。

　　李志仁提到，如何提高农民组织化的水平，不仅仅是克服经营面积小的一个有效的途径，也是提高农民政治地位、提高农民的收入、提高农产品质量水平、缩小城乡差距，最紧迫的课题。李志仁说：“日本韩国，农协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我们农民利益谁来代表，是地方政府吗？所以尽快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这是解决中国现在农业问题，建设新农村问题瓶颈的根本方法。”据了解，今年，国务院参事把如何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设定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正在进行调研。

　　现场实录：

　　刘志仁：我们这个题目特别自然转到农村组织上来了，我就发表一下我的建议，我一直认为中国农村改革30年来取得很大的成功，但是也有很多缺憾。也有很多失误，刚才李昌平教授在他的发言中讲到，我认为我们农民组织严重滞后，是我们农村改革30年来的一个重大的缺憾。应该讲在农村改革之前，中国的农村组织化是世界上最高的，刚才日本朋友讲的，他们现在加入农协的加入率几乎是百分之百，我们在改革之前中国农民加入人民公社入社率也几乎是百分之百，但是30年来通过改革我们感到人民公社经营制度不符合中国的实情，我们把它抛弃了，这个是对的。但是你抛弃了旧的以后，要赶快有一个新的替换它，这个工作是严重滞后的，经过最近20多年摸索，逐渐的形成了我们现在，现阶段要推行专业合作社，就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应该讲是最近十几年整个议论比较多的，在这个基础上，07年国家通过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也实施了。

　　刘志仁： 我的老师也是中国农村改革总设计师杜先生他一直关心中国农民组织问题，1986年，杜先生带领一批学者访问了日本，应日本农协中央会的邀请，回来以后，杜老向当时主要负责人建议，我们也要搞这样的组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搞成，我本人观察日本，韩国农协，包括台湾省农会观察了40多年，韩国的朋友已经介绍了，韩国农协，清水澈朗介绍了日本农协，我们现在专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日本，韩国农协还有很大不同。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同于日本韩国专业农协，当然有很大的距离，但是使我们特别欣慰的是，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以来，最近两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近我们跟农业部进行了座谈，我们现在到2009年底，全国依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农民专业合作社一共有24.64万家，韩国说一共有22万家，我们已经达到24万家，比08年增长了一倍多实际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有2100多万户，但是还是面临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农民组织化也就是专业合作社这个覆盖面太小，我们有2.5亿多农户，只有2100万农户加入的，实际上我们加入率仅仅是8.2%。

　　刘志仁：也就是说将近有92%的农民现在还在一个组织外，他们处在一个无助，孤立的状态，所以今后如何提高农民组织化的水平，不仅仅是克服经营面积小的一个有效的途径，也是提高农民政治地位，提高农民的收入，提高农产品质量水平，缩小城乡差距，最紧迫的课题。想想看，中国所有的阶层，哪一个阶层没有组织。而最大的，最弱势的这个群体没有自己的组织，今天3月全国人大通过将来的选举，是农民和城里人是同权，同票这是一个很大进步，为了实现农民的同权，同票，农民组织化程度是至关重要，日本韩国，农协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我们农民利益谁来代表，是地方政府吗？所以尽快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这是解决中国现在农业问题，建设新农村问题这是一个瓶颈。为此，我们国务院参事，今年把如何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设定为一个重要的课题，现在正在调研。可能有很多朋友不了解国务院参事的主要职责是什么，我们的任务就是这样，通过调查，研究，倾听民众的呼声，提出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些建议，直送中央。

　　刘志仁：争取把这个问题解决，在这方面我个人一直认为在提高农民组织化角度世界上有很多经验，有欧美的，有其他国家的。我认为最适合我们认真研究借鉴是日本，韩国和我们的台湾省。我刚从福建调查回来，到福建调查福建省跟台湾农业已经交流合作十多年，领导同志关心十年中取得了哪些成果还有哪些问题，如何进一步发展，我主要是调查这方面的问题。应该讲十年和台湾的合作，农业合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引进很多新品种，引进很多新技术。我通过考察，向福建省负责同志建议，不仅仅是要引进技术和品种，很重要引进人家的经营理念。很多朋友知道我们在福建，闽台农业合作园，建立台湾农民创业园，台湾农民进入到这里来，全部由台湾农民经营农业，我一直认为台湾人能做到的我们大陆人就做不到吗？我从来不相信这些，所以今后如何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方面，能跨一大步对解决我们当前最紧迫的问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李昌平：第二个阶段核心问题是农民组织，增产要增收，靠定价权就是农民组织化，当今中国我考察了一下，比较有可能成为主流农民组织有三种，第一公司加农户，第二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农民组织，类似于日本，韩国、台湾农民组织，第三以土地为核心的农民组织，大寨等等这些，保持集体经济的以土地合作为核心三种组织。我们下来搞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方式，学日本，韩国、台湾，要优先发展合作金融，互助金融.我们要发展什么样的合作社，有两个功能，日本人，韩国人讲了，第一是经营功能，第二是社区建设功能，两个功能是可以的，无论金融为核心农民组织还是土地合作为核心农民组织，都具有这两个功能兼容性，所以符合中国的实际，公司加农户专业合作社都没有这两个兼容性，对中国是没有好处的。

　　刘志仁：当前我们现在推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问题，我认为并不是我们当前和今后特别是理想的模式，我认为是中国农民组织化在当今的初级形式，第一阶段。经过不断的发展，吸收国外和我们台湾省的经验，一点一点也会壮大起来的，比如说李昌平讲的金融问题，经过我们几年的呼吁，不断的做工作，在十七大的决定和今年一号文件，都把有条件的专业合作社允许搞金融写进去了，而现在有很多合作社已经开始了，这也是一个萌芽，要一点一点培养。另外关于集体经济的问题，也是大家广泛议论的问题，我们现在一些农业和农村典型应该讲过去集体经济，这些典型还在。大寨的模式，华西模式，还有河南的南街村的模式等等。有的人否定这种集体经济模式，我认为只要他存在就说明他有存在的理由，我们搞集体经济当中出现很多问题，但是我们推行集体经济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地方，所以应该讲对人民公社制度，全面否定我在80年代我就反对，实事求是是我们一个宗旨，所以这些失败和成功的个案也好，都是将来我们提高我们农民组织化水平的可以借鉴的东西。所以，李昌平你还年轻，你能够看到中国农民组织化程度不断的提高，使它成为振兴农村经济，提高农民地位一个主力军我是坚信这一点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