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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消费合作的民间探索——西二旗社区消费合作社
作者:佚名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07-9-5     日期:2010-08-24  浏览:293

 

  8月31日上午,北京市西二旗铭科苑小区居民赵秀兰,从该小区14楼地下室(铭科苑居民活动室)拿出了一块长约五十公分、宽约三十公分的铜制牌子,牌上写着“西二旗社区消费合作社”字样。身为小区“好姐妹”艺术团现任团长的赵秀兰,如今又多了一个头衔——西二旗社区消费合作社副理事长。

  6天前,西二旗社区消费合作社正式揭牌成立。“没想到有这么多媒体关注。”消费合作社成立后,已经接受过几次媒体采访的西二旗社区消费合作社理事长丁梅,对此颇感意外。

  这个在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以下简称乡建中心)下属机构国仁绿色联盟(农民合作社的合作组织,以下简称绿盟)的推动下,所组建的消费合作社,目前约有六七十名居民参与,这一数目对于有着四千多居民的铭科苑小区来说,“算是起步阶段”。

  试水

  作为刚成立的西二旗消费合作社,其运作模式大体为:以产定需,即农民生产合作社生产的农产品,决定西二旗消费合作社社员可购买的产品。

  消费合作社设有理事长、副理事长各一名,监事长一名,监事长丁芝霞还兼职财务管理。目前这三名负责人都为“好姐妹”艺术团的前任及现任团长,由于其威望,社区居民便自动推选其成为消费合作社的工作人员。

  具体分工为,理事长负责合作社的整体运行及对外宣传;副理事长主持合作社的日常事务,协助并推进工作完成;监事长对合作社工作的实施,进行全程监督与管理,收集意见、建议,并负责对外联络,监事长还负责采购活动的记账结账,现金管理,遵守财务制度并做到透明、公开、准确无误。

  在消费合作社正式挂牌成立前的试运作阶段,一般由理事长丁梅来统计居民的消费需求(居民的需求品种限于农民合作社的产品),然后将统计好的需求信息,汇总给负责联络社区工作的绿盟志愿者韩婧琦,韩再将需求信息传递到绿盟的农民合作社,农民合作社便将市民所订购的产品,或以运输或以邮寄的方式送达消费者手中。

  “消费合作社的成立,跟大学生志愿者的努力是完全分不开的。”谈及消费合作社的由来,合作社的三位负责人向本报记者回忆道。

  2005年6月的一天,乡建中心经熟人介绍,组织了一场城乡联欢,目的是推进城乡互动及彼此的了解,联欢的双方是农民合作社和西二旗“好姐妹”艺术团。

  从此,乡建中心的志愿者便开始进入西二旗铭科苑及周边社区,“好姐妹”艺术团也在随后的几次大型活动表演中,确定了在小区里的名气。

  乡建中心开始经常在西二旗社区开展活动,如教小区居民学英语、捡垃圾等,由于“好姐妹”艺术团在小区中的人气,乡建中心往往借助艺术团来开展活动。

  这一系列的举措,逐渐使艺术团及小区居民对乡建中心的信任加强。

  其间,乡建中心志愿者开始对小区居民进行健康消费的宣传,但最初的效果并不明显,居民对这一概念还比较陌生。

  2005年8月,乡建中心组织了一卡车兰考农民合作社种植的大红提,前往西二旗销售。

  由于之前的准备工作不到位,造成了这次销售的盲目性,再加上卡车没有冷藏设备,几千斤的大红提虽然价格不贵,但经过一天的销售,仍只卖出了五六百斤,由于储藏问题,这批大红提最终卖给了北京的水果批发商。

  2006年4月28日,意为推广健康农产品的绿盟成立,其成员由湖北、山西、山东、河南等地的七个农民合作社组成,随后,北京密云西湾子合作社也加入。

  同年6月,绿盟志愿者韩婧琦开始负责联络西二旗社区。这时的韩,工作目标就是向居民推广健康消费观。

  虽然有乡建中心前一年的工作做铺垫,但工作仍比较困难,绿色消费在居民中仍为一个较为淡漠的观念。

  为了让居民了解绿色消费并了解绿盟的农民合作社,韩婧琦开始频繁出入西二旗的社区,有时甚至一天一次。

  在这一过程中,韩婧琦经常组织农业专家到西二旗的社区讲座,为居民讲解健康食品的知识。其间,韩还让居民们品尝了一些健康农产品,“我们开始慢慢了解‘无公害’、‘绿色’、‘有机’等概念,健康消费的概念也逐渐形成。”丁梅说。

  除了专家讲座外,2006年底,绿盟在紧邻西二旗铭科苑的智学苑,组织了一次三百人左右的城乡互动联谊活动,活动上,七个绿盟的农民合作社成员向小区居民介绍了其农产品,并集体向居民宣誓,保证今后生产的产品为健康农产品。

  2007年元旦过后,绿盟又组织以“好姐妹”艺术团成员为首的西二旗居民,到西湾子合作社去实地考察,考察过程中,合作社的展品被居民抢购一空。

  随着时机的逐渐成熟,在绿盟的提议下,西二旗社区消费合作社的筹建工作便开始进行。

  困顿

  筹备工作并不轻松。

  首先,消费合作社社员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由于小区物业及居委会的设阻,广而告之的宣传只能以口口相传的方式进行。

  平时,“好姐妹”艺术团40多个团员,通过自身的饮食体会,凭借文艺演出获得的人气,向周围居民宣传健康消费及介绍绿盟的产品。

  “目前我们都是义务免费服务,平时都有自己的工作,人手也就3人。”丁梅认为消费合作社缺乏经费支持和工作人员,是其规模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6月份,就在绿盟和丁梅等人准备正式成立消费合作社,并举行揭牌仪式时,小区物业等单位再次阻碍,韩婧琦等人通过两个月的努力,最终不得不将揭牌仪式放在小区附近一个名叫金榜秀的农贸市场里举行,由于没有直达该农贸市场的公交车,小区居民参与的情况便可想而知了。

  “如果放在小区举行,其宣传效果要好得多。”丁梅等人回想起来,至今还很遗憾。

  韩婧琦也曾试图到西二旗其他小区推广过,但无奈的是,很多小区物业甚至连门都不让进,即使她能进入小区,一些居民一听健康消费,以为她是在推销保健品,便置之不理。

  “绿盟宣传不够,缺乏支持,知道的市民太少。”西湾子农民合作社社长李淑凤告诉本报记者,由于绿盟缺乏人气,消费合作社的参与人数少,所要的产品也非常有限,这给李他们的运输带来了较大麻烦。

  “一次订购,就几十斤柴鸡蛋,外加其他的一些零碎农产品,我们运输起来非常不划算。”李淑凤所渴望的是大批量的订货。

  李淑凤所在的西湾子村合作社,濒临密云水库,由于政府提供牛粪等绿色肥料,西湾子村民一般都不用化肥,也严禁使用农药。

  这一有利的条件,使得村民们一般都在自家房前屋后种植一些粮食作物,如小米、黄豆、花生等,“一般是留给自家吃的”。

  “很多品种没有或数量不够,消费受到了很大制约,毕竟他们不是批量生产。”丁梅说。

  “由于受到运输、保存等因素的制约,目前农民合作社只能提供干货。”长期负责联络农民合作社的绿盟志愿者何志雄介绍说,绿盟一些农民合作社成员,由于远离北京,针对目前消费者数量较少的情况,农产品一般是通过驻扎在农民合作社的大学生志愿者回京顺带或邮寄。

  “一些农民合作社离我们非常远,产品质量便是我们最大的担心。”丁芝霞告诉记者,现在跟绿盟合作完全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尤其是对韩婧琦的信任。虽然消费合作社成立了,但韩现在仍起着连接农民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桥梁的作用。

  丁芝霞等三人表示,由于对农民合作社仍缺乏了解,消费合作社短期内不会直接跟农民合作社联系,“如果小韩现在撤走的话,我们就得重新考核合作人的诚信了。”

  丁芝霞希望今后出现的合作模式是“按需定产”,跟农民合作社直接对接,能到农村去包地,并能全程监督农民的生产。

  “本地化消费,这应该是今后理想化的模式。”韩婧琦说,“但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市民健康消费观有待普及,还有城乡之间有待加强了解。”

  早在去年4月份就开始试水消费合作社的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在向本报记者谈及城乡消费合作时,也表示面临着西二旗消费合作社同样的问题。

  何慧丽采取的解决方式是,动用身边的人际关系和借助媒体的力量,让参与城乡合作消费的规模扩大,同时还借助企业的力量,在北京开展品店,并在店内举办讲座,向市民宣传健康消费的知识。

  隔阂

  “城乡缺乏互动、了解,二者之间的隔阂很深。”对于目前城乡消费合作难以推行的原因,何慧丽作出了如此解释。

  何慧丽通过在兰考挂职副县长,协管农业结构调整的切身体会,发现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现状下,农民的问题通过市场化很难解决,在他们身上会出现两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是“增产不增收”,因技术等原因,农民增产的同时,由于农民间的无序恶性竞争而导致农产品价格的下跌,最后,大部分农民的经济收入反而下降;第二个是“劣币驱逐良币”,农民辛苦地种出一种品质良好的产品,但很难让人信得过,在市场上很难卖出与付出成本成正比的价格。

  而这两个现象又与现在过度化的市场链条相关,农民的产品到消费者手中,要经过批发商、零售商等层层盘剥。

  同时,何又发现城市的市民当前也很无奈,其消费行为很难在有知情权的情况下作出选择,其消费早已被供货商所安排,消费者完全不知食品的生产环节、安全性如何。

  “先哄农民,再哄市民。”谈及这几年来自己为增进城乡居民的了解和供需对接,何慧丽这样自我解嘲。

  何认为,前几年,自己致力于搞农民生产合作社,把分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搞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现在终于有了一定成果,但发现作为消费者的市民这边,却难以与绿色健康产品对接。

  “事实上,市民所形成的消费惯性,他们有不合作的理由,其消费观念改变的难度并不亚于当初搞农民生产合作社。”

  至于市民为何难以改变目前的消费惯性,何慧丽表示,首先,一些市民对于自身的健康,很多都是用嘴去关注,很少有人真正意识到健康消费的重要性,他们不了解健康食品的知识,也不过问食品出自何处、如何生产,这一点,在当前的年轻人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记者从西二旗社区消费合作社了解的情况也确实如此,参与合作社的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年轻人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反而很少顾及自己的饮食健康。”韩婧琦说。

  其次,何慧丽认为是制度的缺失,市民在发现自己所吃的众多食品都存在安全隐患同时,却无处寻找真正安全的食品。

  最后,何觉得,现在很多食品消费行为已变成一次性行为,诚信在逐渐丧失。

  “消费合作社在日本等国家,是消费者去寻找生产,然而在目前的国内,则刚好倒置。”目前所成立的消费合作社,实际上是生产者力求去发现、培养消费者。

  绿盟目前的资金支持主要来自香港乐施会及乡建中心。谈及绿盟成立的初衷,绿盟总负责人刘老石表示,绿盟的成立主要是为了帮助农民合作社销售健康的农业产品,但作为起步阶段,一切得摸着石头过河。

  对于当前最为迫切的工作——市民消费观念的转变,何慧丽希望通过各方加大宣传来解决。同时,何也希望有企业对城乡消费合作组织进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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