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南方农村报》刊发社论《农民福利为何要用财产换?》，该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重庆市以解决农民工城镇户口为突破口，开始全面启动户籍制度改革之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保障农民的自由迁徙权利，而是为了土地储备。为何农民在这项改革制度出台之前，知情权得不到落实，最后却只能乖乖就范呢?这说明了农民仍处于社会弱势地位，没有充分的参与权保证其合法地与强权博弈。而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割据下，三农成为向城市经济建设发展的“能量供给者”，难以获得自身发展的自由。

　　当年，随着《土地改革法》的颁布，使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也使农业生产力获得大解放。然而，从1953年冬起，掀起了合作化运动高潮，开始将农民的土地、工商企业财产集中改造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动员农民资金入股办“农村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私产转为集体所有，大大削弱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也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往后几年，农民只能从“合作社”获得微薄回报。再到后来将农民私产归入“人民公社所有”等等做法，无非都是变相地剥夺农民的土地财产，导致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农民生活陷入困境。如今，各地推进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也在打土地储备的主意。用土地换城市户口、换社保等，不过是一宗很不公平的买卖。失地农民进入城市生活，并不意味着就能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他们仍会面临各种千变万化的难题。

　　因此，我个人认为，决不能拿“城市户口”、“社保”等福利当作“诱饵”，更不能强推而就，应保障农民地权为先，或者寻求一条更切合农民未来发展的途径。即使是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推行该做法，但起码应保障农民有多项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