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贫困的地区，人们生活似乎越闲散，这往往被外界看成文化缺陷，或者人口素质差的证据，其实里面有深刻的制度成因。

　　就拿广东省经济相对不发达的梅州市来说，全市金融机构总的存款余额约七百多亿，贷款余额三百多亿，这意味着梅州人对外总共有大约四百亿的净债权。穷人成了富人的债权人，富人成了穷人的债务人。再形象一点说，旧社会杨白劳欠黄世仁的钱，新社会黄世仁欠杨白劳的钱。

　　债主有预期还本和利息收入，债务人有还债压力，所以债务人通常比债权人更勤快。既然当前穷人是富人的债主，那么穷人比富人闲散也就不奇怪了，但是穷人并非心甘情愿当债主，并非有意偷懒。

　　同样一笔钱，落在穷人的手里用处比富人更大，这不需要高深学问来论证，此乃生活常识。穷人愿意为同样一笔债务支付比富人更高的利息。穷人接受的利息高，富人接受的利息低，借贷资金自然往穷人那边流，所以黄世仁向杨白劳放债才是正常现象。

　　借债付息，中国人几千年来都认为天经地义，但是西方一些宗教认为放贷收利息是罪孽。一些文人接受利息造孽的西方观念之后，将放贷的黄世仁写成反面人物。等到剥夺黄世仁的放贷权之后，杨白劳想借钱借不到了。哪怕杨白劳有勤劳致富的愿望，也因为筹不到启动资金，不得不闲散下来，这样至少能减少能量消耗。

　　不仅杨白劳向黄世仁借不到钱，杨白劳向杨白劳们也借不到钱。穷人有一点闲钱存到银行，大部分被大项目借去了，大项目通常投在发达地区，这造成了梅州这类不发达地区金融机构资金流出的结果。也不能怪罪大型金融机构，大银行的决策者从控制风险的角度，投给少数几个大项目，比投给许多小项目容易监管。小项目只有找小型金融机构，小型金融机构没有能力为大项目提供资金，不得不为小项目服务。因此，要怪就怪限制小型金融机构出生和发育的金融行政管制。

　　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不适当的金融管制拉大了地区间和人际间贫富分化，所以近年来大幅度放松了对小型金融机构的管制。现在的问题是小型金融机构在运作和管理上与大型金融机构完全不同。又因为小型金融机构开放时间不长，缺乏成功的典型案例，银行那套管理办法简单移植到草根金融，明显不适应。

　　小型金融组织发起和管理的技术门槛，取代行政准入，成为阻碍发展的主要因素。这造成现在发展草根金融的呼声多，但落实少的状况。一说到技术门槛，容易想到人才短缺，但草根金融的技术门槛不能靠外来人才来解决。草根金融的规模决定了它雇不起高学历、高职称人才，唯有在山区农村就地取材，在农民身上打主意。

　　有需求就有供给，现在已经有专门将农民培训成为合格信贷管理员的组织，并提供孵化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初始资金。并非他们有什么奇招妙术，他们只是在农民具备的先天优势基础上，辅以简单明了的规范和流程。农民邻里关系熟络，互相知根知底，这是大银行雇员所不具备的，这也是农村资金互助社能够填补大银行空缺的决定性因素。

　　草根金融成功之关键，在于避免公共权力和政府资金介入，因为公家钱财，在人们心中等于无主的。欠公家的钱，不会在乡里乡亲中产生道德压力。甚至有本事拖欠公家的钱，还受人羡慕。有这个心理因素存在，大型银行当然对小额贷款不敢涉猎。

　　不似银行主要靠实物抵押、繁琐的内部管理、高额的信息技术投入和政府政策倾斜来保证贷款回收。农村资金互助社，依靠人性中天然存在的产权观念，即“欠债还钱”，充分利用熟人社会的舆论压力来保证资金安全性。

　　穷人创业能够从草根金融体系中借到启动资金，其中一些人发展起来之后，草根金融不足以支撑其经营，就可以由国有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接过棒，为他们产生新的收息来源。经营不怎么成功的呢?只好增加劳动时间偿还债务，于是穷人变得更勤劳了。

　　好的制度让富人更从容，让穷人更勤劳，于是达成社会和谐，也就是绿色崛起的目标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