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嘿”咧嘴一笑，顺义区赵全营镇北郎中村65岁的农民李建存伸出两只手比划出一个“十”字，“光股金分红，我每年就能拿10万。”说完，已经湿润的眼睛又习惯性地望向了他家客厅里的那张巨幅照片——胡锦涛总书记和老李一家的合影，李建存笑得满是幸福。

　　京郊大地，像老李一样的“农民股东”还有很多。随着本市1006个乡村完成了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67.5万农民成为拥有集体资产的股东。“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一场幸福的变革，正在让农民富起来，农村美起来。

　　“原先俺们村，三两个劳动力的家庭一年也就几百元的收入。”李建存年轻时是北郎中村的会计，对于各种数字一直记得很牢靠。“4个村办企业没钱发展，也没收益。”

　　穷则变，北郎中村的股份制改革比较早，“1984年，500户村民入股村办企业200万元。”老李那时东拼西凑借了3万元，在4家企业都入了股。村民股金再加上村集体的投入，400万元的资金让企业迎来腾飞，“第一年分红，3万元的本儿就回来了。”

　　“2009年，俺村全年经济总收入6亿元。”4个村办企业，发展成今天的农工贸集团，实现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北郎中村腾飞了。

　　放眼全市，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起步于1993年。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按照“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思路，村集体资产由社员“共同共有”到“按份共有”，明晰了每个社员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产权份额，由单一的按劳分配变为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逐步建立健全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民主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机制，壮大了集体经济，富裕了农民，推动了城乡一体化发展。

　　改革中，针对各村各处不同的情况特点，本市提出了“因地制宜，一村一策”的原则，不搞一刀切。

　　昌平区兴寿镇木厂村的“产权加林权”的联动模式，探索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之路;丰台区卢沟桥乡精图村的整建制转居模式，为城乡结合部地区提供了成功借鉴;朝阳区崔各庄乡的土地股份合作制统筹模式，打破了行政村界限，为更大范围内的协同发展提出新思路……从延庆到大兴，从门头沟到通州，各种不同的股份制改革模式“百花齐放”，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大量涌现。

　　殊途同归，不同的方式，带来相同的效果，越来越多的农民，腰包变鼓了、房子变大了、家电变多了……日子越来越美。而更多层面的变化，也正在发生着。

　　产权制度改革后，农民成为集体资产管理主体，重大问题不再由少数干部说了算。通州区宋庄镇已经成立了全市首家镇级农村集体资产交易市场，所有涉及农村集体资产的交易都集中到这里以招投标的方式公开处置。

　　同时，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得到了强化。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建立起法人治理结构，加强了对集体资产的管理，提高了集体资产运营效益，促进了集体经济腾飞。村里的企业发展了，产业壮大了，越来越多的村庄有了经济发展的支柱。

　　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更快了，产权制度改革调动了农民投资的积极性，实现了农民就业渠道、农民收入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农民享受着“薪金、租金、股金、保障金……”等多金收入。

　　生活越来越好，收入越来越高，农村大变样。“这小洋楼，多好，是咱家的新居。”李建存用手指着一排排村里新建的别墅，“去看看那边的大花圃，管保你很多花都没见过。”不用到花圃，走在北郎中村里，卧桥流水，草绿花红，小亭赏晚霞，哪里是农村，简直就是大花园。

　　而“花园村”早已比比皆是。

　　截至今年9月底，本市已有1006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完成了产权制度改革，1799个村集体经济组织正在进行改革。未来三年内，全市所有农村都将完成产权制度改革。

　　彼时的广袤京郊，又将是何样的盛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