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府的合作运动承袭空想社会主义的精神遗产，结合三民主义的“民生”理念，寄托了时人救亡强国的美好愿望，一时风起云涌，热闹非凡。

　　回顾总结国民政府合作运动的得失，可以给今天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一些启示。

　　民国的合作运动

　　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合作主义伴随欧风美雨传入我国，受到当时有识之士的推崇。时人相信“合作”能将中国从危亡的命运中拯救出来，各行各业的广泛合作能改变国家落后的状况，实现人民的强大、国家的富强。

　　五四时期，更有一批人和一批书极力推行合作运动和合作思想。提倡合作组织的学者里，有主张日本模式的戴季陶、主张德国模式的薛仙丹，以及主张法国模式的楼桐孙。薛仙舟被尊为“中国合作社之父”。他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民生”与合作主义融合在一起，在理论上将合作运动提升到三民主义实现方式的高度。

　　孙中山等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很重视合作运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孙中山、廖仲恺、戴季陶和陈果夫，多次强调合作社的重要性，1926年前后将合作社写入政治纲领。1928年，国民政府正式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设立培训机构，派人出国学习考察。各种民间的合作组织，比如由商人自发组织的华洋义赈会，以救灾、防灾为主题，在农村开展合作运动，对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当时合作社涉及多个部门，比如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工和学生组成的北京大学消费公社、复旦大学的员工及热心上海市民组成的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和武昌书报成员组成的武昌时中合作书报社。在陈果夫的支持下，薛仙舟的弟子们还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合作学社。

　　合作运动与三民主义

　　关于三民主义与合作社的关系，陈果夫曾论述道，“民主主义的内涵，为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欲求达到这两项目的阶梯，胥惟合作是赖。故合作运动，亦可以说是革命运动。”蒋介石认为，“合作制度之本身，其性质不限于经济与物质，而兼涵有教育上之重大责任，此于新生活运动之推行，实为相为表里。”

　　蒋氏所言的新生活运动始于民国二十三年，运动从公务部门开始，以“礼、义、廉、耻”为要旨，希冀公务部门为严谨生活做出表率，进而实现国风的整体改观。蒋介石宣称三民主义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新生活运动为的是复兴传统文化，从而振奋国民精神，达成三民主义的奋斗目标。

　　国民政府认为，合作社基于“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是“民生”需要。陈岩松研究民国合作运动，得出结论：唯有合作社能发扬工农民主制，促使劳资合作，解决工资制度的弊端。他将合作社分区域性和专业性两类。区域性的与行政组织合一，专业性的在城市经营一种业务，在农村搞多种经营。合作社应统一管理，上下一系，合作社与合作社联姻，成为高一级的联合社。联合社未成立前，政府设立各级合作供销社，代行联合社的业务。他还指出，政府应当大力支持合作社，各级政府经济业务的重头戏，优先给合作组织承办。

　　国民政府为了推动合作运动，广开学校，比如可称为国民党中央党校的中央政治学校，下设合作学院，专门培养合作人才。国民政府对合作运动的提倡，得到了社会人士，尤其是一些名士的支持和参与。梁漱溟的“乡村学校”、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和“乡建学院”，为提高农民素质做了很多工作。

　　国民政府各区主席还争相给这些躬亲实践的学者批地，争相约请他们去创办合作社。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合作社是其中翘楚，创造了不少可以借鉴的经验。他们的合作社往往与新生活运动扣连在一起，目的在于实现三民主义与儒家传统的结合。合作运动的理念中，经济发展、人民素质提高和社会进步是广泛、综合地联系一起的。社会、家、学校综合一体，不能互相独立，注重“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可惜的是，三十年代日本侵华的脚步日益加快，国土沦丧，合作运动受挫。后又遭遇三年内战，合作运动一直与战争掺和在一起。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政府败走台湾，台湾地区日据时期日本人设立的农民协会，与蒋介石政府的合作社合并，成为今天台湾合作事业的基础。

　　民国合作社的启示

　　国民政府主导的合作运动，并非尽如人意，实施过程中问题很多。

　　晏阳初曾批评说：“平民教育委员会从政府得到用以合作社这一项目之现金被削弱了90%。”政府拨给合作运动的资金被层层截流，实际用于合作社建设的不过十分之一。

　　再者，合作社与乡镇行政机关合为一体，制度上极易被乡镇长操纵，成为“一言堂”;合作社发展迅猛，量多质轻，业务匮乏;政府的帮助让合作社依赖性过强，无心进取;消费合作社为资本家推销货物，信用合作社为金融资本家消受资金，合作社为寡头利用，有违初衷。

　　这些问题的根本在于，国民政府倡导的合作，是政府主导下，从上而下压力型的合作，农民没有选择权。合作社政府说了算，甚至是一方要员说了算。民国的合作社，民主精神还是输给了人治，输给了两千年的官僚体系。人民但凡参加合作，便落入受人掣肘的境地，如果不幸入主合作社或农民组织协会的官员为恶，人民就不免于被盘剥的命运。

　　国民政府规划的合作运动出发点很好，地方政府则是有令不行或变相执行，截流专款，地方军阀和豪绅地主更是对中央政策置若罔闻，中央主张的土地改革也归于失败。与此相对照的是，苏区的中国共产党充分发动群众，同样是推行合作社，民众参与程度高，农民协会同时还兼有革命组织的身份，充分调动起来农民的积极性。两党都以发动群众为第一要务，但共产党能做到从下到上，实为不易。

　　为“民生”，是古往今来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执政目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如火如荼，合作社的发展也是农村发展的题中之义。而今，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是经济组织，农民合作以经济利益为出发点。然而民国政府合作社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发展不应仅仅倚重经济，经济走势也受到社会、文化、科教多方面的制约。整合社会、文化、科教的多重资源，使其与经济相互促进，是实现“民生”的正途。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过程中，应当强调精神追求，融入传统的儒家文化，从而实现农村以经济为主线的全面发展。

　　另一方面，建议各地的合作运动因地制宜，推行模式须避免“一刀切”，大可让地方放手实践，各自发展。再者，汲取国民政府和苏区在调动群众时正反两面的经验，杜绝官方“一言堂”，从制度上体现农民在合作社运作中的主人翁地位，设法通过合作社这种形式，召唤出他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情和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