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后，盛行于西方的合作思想随着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在众多传播者中，有的倡导合作制度意在实现阶级调和，有的推崇合作理论认为可以防止阶级斗争;有的仅限于理论探讨，有的虽然成立了合作组织但仅是昙花一现。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华洋义赈会以百折不挠的精神，从点到面，由小到大，坚持不懈地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开展信用合作和金融合作等活动，推动并组织了成千上万个农村合作社，为打破中国农村传统的宗法制度，建立新型的农民组织，促进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组织转型与近代化，起到了重要作用。鉴于国内学术界对华洋义赈会与合作事业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①本文仅就华洋义赈会与民国时期合作事业做一简略论述，期以为民国时期合作经济研究及近代化研究之拓展与深入有所助益。

　　一

　　首先有必要介绍一下华洋义赈会。华洋义赈会的全称为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其英文名称是：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可缩写为 CIFRC。该会之所以成立于1921年，其直接原因是发生在1920年的北方五省(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大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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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关于华洋义赈会的研究，国外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两本：一本是美国学者Andrew James Nathan(黎安友)著的《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史》，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一本是日本学者川井悟著的《华洋义赈会与中国农村》，京都大学人文学研究所研究报告之一，1983年版。除此之外，国内学者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如郭铁民等著《中国合作经济发展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张士杰著《中国近代农村合作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载《民国档案》1992年第4期;任荣著《民国时期合作运动发展述略》，载《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5期等。

　　古往今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尤其在民国时期，灾荒之多，灾情之重，灾区之广，灾民之众，为历史所罕见。1920年夏，北方五省发生严重旱灾。旱情涉及这五个省的317个县，受害灾民约2000万人，其中“死亡50万人。”①在河北，据当时北京旱灾调查员第八组马浚和等报告，“灾区中当以献县为最剧”。报告称：“其他灾区，虽无禾麦，尚见有黍豆之残留者。该县则遍野皆成不毛，并草木而无之。人民求食禾麦、豆黍不得，乃食牲畜;求食牲畜不得，乃食青草之皮、野木之皮，久久并草木亦尽矣。他乡经旱灾以后，虽人迹稀少，尚不至于断绝。该县则几如入无人之境，绝不闻有人犬声。草木食尽，求饱乏术，乃父食其子，夫携其妻，奔走他处。”②在河南，全省大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地出现旱情，尤其以黄河以北的彰德、怀庆、卫辉三府，旱情更为严重。在济源，“人民十室九空，米麦每斤十五六枚，树皮呦、草根呦、蒺藜呦，均为刻下食物的正宗。”③而在河南省上报五省赈济会的报告中，济源还没有列入灾区。北方五省发生大旱灾之时，正值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连年的军阀混战，造成军费支出浩繁，而财政收入的主要税源，或被地方军阀截留，或作为抵偿外债或赔款，政府收入所剩无几，赤字连年上升，财政极度枯竭。北洋政府只好在这一时期的关税上附加5%筹集了400万元作为北方五省灾区的赈款。除此之外，“各省华洋赈团自募676万元，美国私人助赈655万元，共计1371万元。”④这笔钱筹集起来后，主要由各救济团体到东北三省或河北的张家口等地购买高粱等粮食，发给灾区的难民们。

　　翌年秋收后，北方五省旱灾赈济工作相继结束。由于这一年北方五省收成较好，致使还有二三百万赈款没有放完。为了总结赈灾经验，各省赈济组织推选代表于当年底在北京举行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各省代表在总结当年赈济工作的基础上，共同认识到为了防患于未然，有必要建立一个常设的救灾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新组建的全国性的救济团体成立大会于1921年11月16日在上海举行。新组建的团体定名为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简称华洋义赈会)，其性质为全国性的民间社会团体。创办时该会的名誉会长是王正廷，会长为留美归国的梁如浩。华洋义赈会下设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中一部分是各省分会推荐的代表，一部分是来自美、英、法、日、加等国的传教士、青年会干事及教授、商人等。先后担任过该会执委会委员或主要工作人员的中方人士有：朱友渔、余日章、周诒春、金绍基、蔡廷干、章元善、孙科、全绍文等。1922年春，华洋义赈会将总会的办公地点定在北平东城菜厂胡同6号。该会在上海、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湖南、湖北、陕西、北平、江西、四川、贵州、云南、察哈尔、甘肃、绥远等省市设有分会。分会有相对独立的财权和用人权。华洋义赈会的日常事务由总干事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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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桑润生编著：《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页。

　　②《惨不忍睹之北方灾况，直省被灾各区以献县为最剧》，载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0月12日。

　　③《一幅河南流民图》，载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9月25日。

　　④详见章元善：《华洋义赈会的合作事业》，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58页。

　　华洋义赈会成立之时，正是以和平改造社会、免除剥削和压迫为宗旨的各种合作思潮风行中国之际。北京大学成立了消费合作社，上海成立了国民合作储蓄银行，成都成立了农工合作储蓄社，湖南成立了大同合作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华洋义赈会通过救灾赈济的实践逐步认识到，救灾不如防灾，防灾要靠民众。只有防患于未然，才可收事半功倍之效。1922年4月，华洋义赈会邀请一些专家讨论防灾和改良农民生计的办法，其中一些人提出，应从在农村建立信用合作社人手。他们认为：“农民最缺乏的是钱，无钱故不能改良农业，提高生活。若能借钱给他们，使他们去做生产的事业，例如买耕牛、凿水井、改良土地等，那末，他们的境遇，定会一天比一天改善。”①于是，华洋义赈会决定在贫穷落后、易于受灾的农村地区推动信用合作运动。“设法建立一种互助性的制度来，壮大贫苦农人的经济能力，从而摆脱高利贷的残酷剥削。”②

　　何谓信用合作?凡放款于社员以供生产及他种正当事业之用，并办理储金业务的均属信用合作。在当时，信用合作社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为社员提供发展生产所需要的资金，一方面为社员储蓄提供便利。为此，华洋义赈会于1923年8月专门成立了合作委办会，随后又聘请于树德为合作指导员。

　　于树德(1894—1982)，字永滋，河北静海县人。早年就读于河北公立政法学校法律科，因成绩优秀被公派到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部学习。留学期间，于树德搜集了很多日本产业组合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编著了一本《信用合作社经营论》。于回国后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以中共党员身分先后出席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连续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③他在担任华洋义赈会合作指导员期间，每星期到华洋义赈会工作三天。这一时期，于树德潜心研究合作理论，努力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先后编著并出版了《生产合作的沿革》、《合作社的理论与经营》、《农荒预防策》等著作。在此期间，于树德多次应邀到华洋义赈会主办的合作讲习会和国共合作举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地宣讲合作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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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详见章元善：《华洋义赈会的合作事业》，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

　　②孔雪雄：《中国今日的农村运动》，中山文化教育馆，1934年版，第219—220页。

　　③详见林谷良：《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机构和其中的共产党员》，载《党史研究资料》(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3—290页。

　　华洋义赈会决定在中国农村推行信用合作运动后，首先拨出专款，委派燕京大学的泰勒教授为领队，在国内9所大学选拔61名学生，分赴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对240个村庄进行调查。这次调查的结果表明，农户人均年收入在50元以下的占44.9%，其中以河北省遵化、唐县、邯郸、冀州四县比例最高，平均为61.99%。①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华洋义赈会订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拨出22000元专款，“指明以2万元为扩充对合作社借款之用。”②此举标志着华洋义赈会倡导的农村合作事业已走过理论宣传阶段，开始付诸实施。

　　为了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动合作事业，华洋义赈会选择河北省为试点。关于选择河北省的理由，长期担任该会总干事的章元善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明了理由：“为管理上便利起见，选定与总会事务所接近的河北省作为实验区域，以便这种运动逐渐的进行。”③选择河北省为试点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初创阶段的农村合作事业来说，民风淳朴、经济落后的乡村容易接受，民性狡诈、经济相对发达的乡村不易接受;穷乡僻壤易于接受，通都大邑不易接受。而在当时的河北，农村破产，农业衰落，农民生活水平低下的状况比较普遍。根据“1922年，在冀、苏、浙、皖等地的调查显示：以年收入150元以下为贫困线，‘贫人’所占比例达74.8%，而冀省(指河北——作者注)‘贫人’的比例甚至高达82%以上。”④

　　于是，华洋义赈会决定把推广合作事业的试点定在河北，意在使“西方传来的合作，先在河北中国化，然后再向各省去传播，并供各省的采用与参考。”⑤这一点在国民政府地政署人员1939年1月14日的一份报告中可以得到印证。该报告称：“民国十六年以前，我国合作运动，限于河北一隅。”⑥由此可见，河北是中国农村合作事业的苗圃和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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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国农村经济实况》，1928年版，第96—97页，转引自陆仰渊等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206页。

　　②郑季楷：《中国合作运动的回顾与前瞻》，载《农村经济》第1卷第9期，1934年7月版，第5—6页。

　　③章元善：《一千个农村里的信用合作》(英文)，载《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第15卷第2期，1931年7月版;又见章元善：《实话一篇》(铅印本)。第28页。

　　④徐唐龄著：《中国农村金融史略》，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页。

　　⑤章元善：《我的合作经验及感想》，载《大公报》(天津)《社会问题双周刊》第6期，1933年4月版。

　　⑥吴秀生：《关于抗战前农业金融及信用合作概况的报告》，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61页。

　　千百年来，分散的、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成为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长期封闭在农村的农民对于前来宣传合作思想的华洋义赈会工作人员一般都要经过一个从怀疑到逐步信任，继而热烈欢迎的过程。义赈会工作人员初到农村宣传合作思想时，跑了不少路，流了不少汗，说了不少话，但得到的反应大抵是这样一段话：“先生，这么大热的天，你老老远的到我们村子里，劝我们立互助社。莫说立好之后，还有钱财放给我们使用，即使没有，我们亦得立一个会，才对得起你老。再说你老奉的是公事。我们若不照办，你老回去不好销差，我们亦得不到平安。好了，好了，应当怎么办，请你说吧!”①由此可见，农民最初采取的是一种应付的态度。义赈会的工作人员怀着极大的耐心，反复解说，才逐渐打动农民的思想。

　　通过华洋义赈会的宣传倡导，河北省的香河、唐县、涞水、定县等地相继成立了几处农民信用合作社。为此，华洋义赈会合作委办会派出专人前往考察之后，于1924年2月18日确认涞水县娄村信用合作社与定县悟村信用合作社合格并予以贷款。“是为该会承认信用合作社的开端。”②关于这一点，郭铁民先生等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华洋义赈总会于1923年6月在直隶(今河北)香河县福音堂成立香河县城内第一信用合作社，这是我国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③应该说明的是，郭铁民先生等人在认识上有一个误区。事实是，华洋义赈会作为一个社会团体，并不直接办理合作社，只负责帮助和指导。一般而言，各地的合作社成立后首先应在所在县申请登记，取得法人资格。这些合作社如果需要得到华洋义赈会的承认和资金，必须向该会填报志愿书。华洋义赈会接到志愿书后随即派员到合作社调查。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社员的信用，社员入社是否自愿，村民对合作社有无恶感，当地社会经济状况，有关人员办事是否公道等。一个合作社从成立到被华洋义赈会承认需要经过一段考察的时间。所以，不能认定香河第一信用合作社是华洋义赈会成立的中国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河北涞水县的娄村信用合作社和定县的悟村信用合作社才是华洋义赈会最早承认并给予放款的合作社。这两家及以后成立的合作社开了中国历史上在广大农村地区推广合作事业的先河，其办理合作社的方式方法对以后合作事业的发展，影响巨大，意义深远。从1923年至1927年，华洋义赈会在河北省坚持不懈的推动开展农村信用合作事业，5年间，河北的“信用合作社自8社增至561社，会员自256人增至13190人，已缴股金由286元增至20698元。”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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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章元善：《写给到农间去的朋友们》，载《农村工作经验谈》，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6年版;又见章元善著：《合作文存》(上)，中国合作图书社，1940年版，第77页。

　　②章元善：《写给到农间去的朋友们》，载《农村工作经验谈》，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6年版;又见章元善著：《合作文存》(上)，中国合作图书社，1940年版，第77页。

　　③郭铁民等著：《中国合作经济发展史》(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页。

　　④郑季楷：《中国合作运动的回顾与前瞻》，载《农村经济》第1卷第9期，1934年版，第5—6页。

　　20世纪20年代初期至中期的河北仍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对于华洋义赈会的募捐助赈工作，北洋政府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采取支持的态度。但是，对于华洋义赈会在河北农村倡导的合作事业，北洋政府及地方政府则采取观望甚至反对的态度。其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是当时推崇合作理论的一部分人士与宣传社会主义思潮有关，当局担心发展合作社会成为“党派之组织，教门之团结”;①其次是该会有外国人士参加及外国资金流入，且北洋政府和地方政府均无法控制和掌握;再次是大地主们担心信用合作社的发展会妨碍高利贷剥削。于是，北洋政府农工部通令各地，要求各地官员对华洋义赈会倡办的农村合作社酌予限制或禁止合作社的活动。此后，河北安平县北关信用合作社、定县大白尧及悟村信用合作社、香河县北渠口信用合作社等先后被警察封闭，华洋义赈会的一些外勤人员甚至遭到逮捕，刚刚起步的农村信用合作事业受到了挫折。尽管如此，华洋义赈会仍在困境中坚持工作。在此期间，华洋义赈会对已承认的信用合作社的组织机构进行了完善，规定了信用合作社的业务范围，制定了《信用合作社社务成绩考分分等表》等，创办了宣传合作事业的报刊。通过不断的总结，华洋义赈会逐渐积累了一些经验，在河北广大农村地区克服重重困难，继续推动合作事业的发展。到1930年，该会在河北倡办的合作社已有“946个，社员25727人。较1923年分别增长117倍和100倍。”②可以说，20世纪20年代中国农村的合作事业，是华洋义赈会一枝独秀时期。正如当时曾先后担任甘肃、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先生所言：“义赈会之华北一带合作事业，成绩为全国冠，办理合作者，无不奉为圭臬，日后发展，正未可量。”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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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张镜予：《中国农村信用合作运动》，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69页。

　　②巫宝三：《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办理河北农村信用合作社放款之考察》，载《社会科学杂志》第5卷第1期，1934年版。

　　③《邵力子先生在华洋义赈会建立15周年纪念活动中的讲话》，载《救灾会刊》，1937年5月版，第69页。

　　二

　　1928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此时中国的广大农村面临着经济衰败不堪，劳动力锐减，金融枯竭的状态。相当一部分农民既缺乏资金，又借贷元门，没有钱购买必要的耕畜、农具、肥料，甚至连种子都买不起，无法维持基本的农业生产。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华洋义赈会倡导的农村合作事业恰恰适应了国民政府某些方面的需要，从而引起了国民政府的关注。1928年10月25日，国民党中央第179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下级党部工作纲领》。该纲领规定合作运动和识字、造林、保甲等运动为下级党部的日常工作。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政局不稳，国民政府开展合作运动的计划多在纸上谈兵，很少付诸实施。对于华洋义赈会，国民政府仅是发函“垂询合作事业的效果”，并未给予特别的重视。

　　1929—1933年，世界发生了席卷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西方国家的工业产品和日用消费品大量向中国倾销，中国绝大部分银行的资金在城市难以找到出路，造成城市信贷资金的闲置。正当国内的银行在为自家的所谓剩余资金寻找投资或信贷出路时，华洋义赈会在没有抵押的条件下，连续8、9年将资金放给农村信用合作社，并能如期收回的做法引起了银行界的关注。银行家们了解到，“义赈会放给各社的钱，总数已过27万，尚无分文呆帐。”①他们注意到，尽管华洋义赈会的放款方式利率较低，但广大农民的需求很大，加上该会有一套完整的考核制度，保证了还款的保险系数。于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于I931年春试探性地“将2万元，放给河北农民，同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订了一个简单契约，一切条件，悉照该会的向例。定约之后，立即实行。”②此例创造了城市商业资本流向农村的先例。

　　得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这笔资金后，为了确保放款银行的利益，鼓励银行家对农民投资或信贷的兴趣，激发更多的金融界人士关注农村，华洋义赈会根据合作社成立时间的长短，社务考核之优劣，制定了由华洋义赈会与银行按照一定比例联合放款的政策。规定合作社成立越久，社务越优，银行搭成比例越大。有了政策的保障，银行界投资农业合作社的积极性更加高涨，投放资金逐年增加，仅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家“最后达到50万元，……基本上解决了合作社贷款的来源问题。”③这种局面持续了几年后到1935年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年4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交通银行、大陆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四行储蓄会、四省(豫、鄂、皖、赣)农民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新华银行、国华银行等10家金融机构在上海联合组建了中华农业合作银团，推举率先与华洋义赈会开展金融合作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负责人邹秉文任团长。中华农业合作银团成立后，分别在北平、汉口、郑州、西安等地设立办事处，在一些中小城市设立分办事处，积极开展对合作社的放款业务。一些银行甚至认为华洋义赈会对于发展合作事业过于谨慎，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太慢，竟至不通过华洋义赈会，直接在一些地方的农村扶持合作社。由于金融界的介入和推动，华北地区的农业合作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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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海光》月刊第4卷第7期，1932年7月版。

　　②《海光》月刊第4卷第7期，1932年7月版。

　　③章元善：《华洋义赈会的合作事业》，前引书，第167页。

　　20世纪30年代前期有了较大的发展，仅从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四省就可窥其一斑。详见下表：①

 

　　由此可见，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的合作社增长较快，在全国的地位也较高。1934、1935年，华北四省合作社分别占全国合作社总数的38%、45%。就单个省份比较，1934年，河北、山东合作社数量分别居全国第二、第三位;1935年分别居第一、第三位。②在此之前，农民几乎从未得到过城市银行的贷款，“但到了1936年，河北省农业合作社近一半的资本金是城市银行提供的贷款。”③华洋义赈会倡导的农村合作事业得以巩固和不断发展。应该说明的是，商业银行的参与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资金来源，但其投资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其动机及目的与华洋义赈会迥然不同。

　　华洋义赈会从1923年开始提倡农村合作事业时，最初选择简单而实用的信用合作为突破口，通过推动组建农民信用合作社，然后根据农民需要酌情发放贷款，在农村开展各项建设事业。“合作社社员们彻底明了合作的原理之后，不断的要倡办别种合作社。”④华洋义赈会因势利导，大力宣传供给合作社、生产合作社、运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公用合作社、保险合作社等组社的形式、办理程序及相关内容。例如供给合作社的工作包括物品的批购、加工和售卖;公用合作社的业务包括水井、用电、澡堂、理发、婚丧、公墓等。在由华洋义赈会主办的一年一度的合作讲习会上，华洋义赈会专门聘请专家向学员讲授各种合作社的种类、效用、业务及组建程序等。华洋义赈会农利股的工作人员还亲自制订了《棉花运销手册》、《农仓合作实施手册》等，设计了有关表格，以利农民具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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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李金铮等：《二三十年代华北乡村合作社的借贷活动》，载《史学月刊》2000年第2期，第117页。

　　②方显廷编：《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438页。

　　③齐莉梅：《中国近代农业合作运动的特征》，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组织与制度研究室著：《大变革中的乡土中国——农村组织与制度变迁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页。

　　④章元善著：《合作与经济建设》，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88页。

　　棉花是经济作物，产地集中，需求量大，而且农民自用的较少，易于推行运销合作。运销合作和农业仓库又是促进银行资本加强对农业投入的有力杠杆。1932年，河北省的深泽县试办棉花运销合作社。取得经验后，1934年又扩大到无极、晋县、束鹿、元氏、高邑、蠡县、赵县等产棉县。继而又扩大到藁城、栾城、尧山、隆平、柏乡、永年、冀县、南宫、博野等县。由于棉花实现了运销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受中间商人之层层盘剥，棉农的收入明显增加，从而刺激了农民种植棉花的积极性。不少信用合作社在实践中主动兼营供给、生产、运销、消费等合作事业，不断扩大合作社的经营范围。此举既扩大了合作事业的影响，又使合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

　　三

　　整个20世纪20年代，华洋义赈会推广合作事业的重点是在以河北省为中心的华北地区。1931年，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了百年旱见的特大水灾。这场水灾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重视华洋义赈会坚持多年的合作救灾工作，并委托华洋义赈会主持灾区的农赈工作，继而把该会负责人吸收到国民政府，主管全国的合作行政事业。华洋义赈会倡导的合作事业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31年，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长江、淮河流经的省份发生特大水灾。田园淹没，庐舍荡然，哀鸿遍野，生机尽绝。受灾地区达131县，“流亡人口估计有1015.776万人，占灾区总人口的40%。”①其中安徽省的灾情最重。为此，国民政府特设救济水灾委员会，拨发美麦4万吨，价值约合300万元，作为救济皖赣湘鄂四省灾民之用。刚成立的救济水灾委员会由于缺乏赈灾经验，该会负责人通过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借调华洋义赈会总干事担任救济水灾委员会的总干事，并委托华洋义赈会制定施赈方案。由于救济水灾委员会缺少赈灾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便委托华洋义赈会全权主持“办理安徽、江西农赈”②，随后又委托华洋义赈会湖南分会、湖北分会办理湖南、湖北两省的农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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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李文海：《中国近代灾荒与社会稳定》，载《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

　　②章元善、于树德：《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水利道路工程及农业合作事业报告》，载章元善、许士廉编：《乡村建设实验》，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136页。

　　对于国民政府委托的工作，华洋义赈会把它视为该会倡导的合作事业冲出河北，走向全国，并能得到官方支持的十分难得的一次机遇。为此，该会专门针对这次办赈制定了工作方针：“此次赈务是恢复人民物质上及健康的能力，以增加人民生产力为目标。……将举办各种防灾事业，……铲除未来灾荒之成因，并引起人民对于农业复兴之兴趣与决心。”①为了便于领导，华洋义赈会专门在上海成立了事务所，并于1931年12月16日开始办公。该所成立后，首先确立了这次农赈的目标，即协助受灾农民在最短期间内恢复农事的工作，所有种种措施，都要服从于此目标。其次，他们确定，凡是欲得到赈济的农民，均须组织互助社，然后才能得到借款。借款一概不需要抵押，利率为年息4厘。在华洋义赈会为这次赈灾工作进行前期准备期间，日本侵略军以保护侨民为由，出动海军陆战队，于1932年1月28日由上海虹口租界向闸北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在炮火连天的形势下，义赈会工作人员不顾生命危险，夜以继日的工作，设计出各种赈灾用的簿册，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并分批于2月初到办赈地区工作。

　　为了通过赈灾宣传合作思想，华洋义赈会专门编印了《合作讯》附刊，分发给各合作社。与此同时，义赈会还办了28个合作讲习会，召集农民到会听课三天。参加讲习会的多则120人，少亦50多人。安徽、江西两省40个县至少有2000多农民接受了初步的合作教育。

　　在安徽办理农赈的地方共有25个县，分别是怀宁、桐城、贵池、东流、望江、芜湖、宣城、和县、当涂、无为、铜陵、凤阳、怀远、灵壁、五河、寿县、凤台、霍邱、阜阳等县。赈款共计80多万元。为了确保在安徽办赈马到成功，华洋义赈会特意“由河北各合作社召集120人至安徽，组织合作训练班28处，受训练之农民达2000余人。”②这一时期，安徽组织互助社(合作社的预备社)为2000多个。华洋义赈会在江西办理农赈的地方共有12个县，倡办互助社1000多个，放款30多万。③

　　从1932年7月到10月，华洋义赈会湖南分会在湖南组织互助社1930多个，放款576778元。受惠农民166000多人。

　　华洋义赈会湖北分会主办了湖北灾区的的农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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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皖赣农赈》，载《大公报》(天津)，1933年4月1日。

　　②《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举行募捐运动》，载《新闻报》，1934年9月30日。

　　③详见邓云特著：《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02页。

　　这次办赈，华洋义赈会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不仅按期修复了长江、淮河的千里长堤，而且使灾民通过赈款购买了种子，第二年普遍获得了丰收。更重要的是，当地的贫苦农民“受历来经济的压迫，差不多丧失了人生的乐趣与希望，没有勇气去改善他们自己的环境。……水灾之后，情形更加恶劣，危机四伏，随时可以爆发。……农赈不但使得农民们可以恢复已有的损失，并且改造整个的农业经济系统，有了起点。”①华洋义赈会在实施农赈的过程中，不失时机的宣传农业合作思想及组建农业合作互助组织，对广大灾民责任心及自信心的建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次农赈过程中，华洋义赈会从河北省抽调了上百名合作社骨干前来帮助。北方与南方农民的交流，无疑也有着积极的意义。在实施赈灾过程中，减少中间环节，避免地方土豪劣绅势力插手，直接与农民交往，也是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以后几年，安徽、湖南连年发生不同程度的水旱灾害，国民政府均委托华洋义赈会办理这些省灾区的农赈。

　　这次赈灾结束后，合作事业在上述4省继续发展。经过几年的努力，互助社渐次改组为合作社。“到1937年3月，在皖、赣、湘、鄂四省举办互助社2774社，合作社6383社，社员334958人。”②在皖赣湘鄂等省办理农赈虽然由救济水灾委员会出钱出物，华洋义赈会仅出人力，但对推广合作事业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在此之前，华洋义赈会倡导的合作事业由于种种原因主要限于河北一隅。而通过这次办赈，华洋义赈会把农村信用合作制度引到了长江、淮河流域，为进一步扩大范围和影响打下了基础。

　　在山东，华洋义赈会指导组织了39个合作社。后来，山东省实业厅成立了合作指导委员会，华洋义赈会遂将39个合作社移交给山东方面接办。

　　地处西北地区的陕西省是一个灾害多发的省份。20世纪30年代初，该省共有92县。1932年，陕西“关中除蓝田、柞水两邑以外的44县，陕南除安康、平利、白河、镇平、石泉等12县以外的25县，以及陕北的麒县共计有70县之广，差不多完全是遭受霜灾的区域。陕北除麒县外，其他20余县又几乎完全是惨遭旱魁之灾的地方。总起来说，陕西各县，差不多没有一县不是灾区，灾民之多竟达千数万人。……因此，农村中真是‘十室皆空’，‘哀鸿遍野’。甚而至于要想挖食野草，无奈‘赤地千里’，即使可以剥食的树皮也早已作为炊薪被人用完。变卖田产既是没有受主，鬻妻卖女，更是没有人来过问。结果他们不是逃亡，就是死于沟壑，即使还能苟延残喘，终究也是坐以待毙。”③为了在陕西农村推广合作事业，华洋义赈会与陕西省建设厅于1933年在陕西办了一期为期一个月的农村合作讲习所。参加这期讲习所的有60名学员。此后，据有关人士调查，1934年时陕西全省共有31家农业合作社，其中长安有9家，都是信用合作社。这9家合作社属于华洋义赈会指导的有4家。咸阳唯一一家合作社——大陈村信用合作社1933年6月22日成立后，曾向华洋义赈会借款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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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章元善：《皖赣农赈》，载《大公报》(天津)，1933年4月1日。

　　②郭铁民等著：《中国合作经济发展史》(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页。

　　③转引自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09页。

　　为了进一步推动陕西农业合作事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先生特聘华洋义赈会总干事章元善兼任陕西省合作事务局主任。据章元善回忆：“这个机关于1934年8月开始办公。我分批从赈会及河北省各县的合作社调来人员，按照陕省合委会的施政方针展开工作。调陕人员驾轻就熟，宣传教育与组织工作顺利在关中各县展开。”①

　　30年代初，华洋义赈会已成为世所公认的以倡导合作事业与从事灾荒救济预防工作并卓有成效的社会团体。

　　1933年，黄河中下游地区水患成灾。国民政府组织黄河水灾委员会，办理急工两赈。而农赈则交给华洋义赈会办理。华洋义赈会受理此事后，一方面筹募赈款，一方面派人到灾区实地调查。在筹得198500元赈款后，先确定山东菏泽，河南考城、兰封，河北东明、长垣为第一批农赈对象，拨赈款8万元。后又增加河南滑县，河北濮阳为第二批农赈对象。

　　1937年春，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发生严重旱灾。全省149县中出现旱情的有100多个县。与此同时，河南、贵州、甘肃等省也发生不同程度的旱灾。为了帮助川豫黔甘等省的灾民，华洋义赈会一面将上年举行的纪念该会创建15周年活动时收到的捐赠资金急赈灾区，一面向社会各界募捐，以救助灾区。

　　随着华洋义赈会倡导的农村合作事业逐渐推广，全国越来越多的省市农村合作社接受华洋义赈会的指导和信贷。1933年，华洋义赈会举行第7届常年大会。前来参加大会的已有来自山东、河南、山西、湖北、湖南、甘肃、绥远、陕西等8个省和扬子江流域会务顾问委员会的代表，加上华洋义赈会总部的代表，共计23人，其中中方代表已占多数。②

　　华洋义赈会倡导的农村合作事业不断取得进展，从而使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意识到“合作事业，不仅为救济农村之一种方法，实亦国民经济建设之基本工作。”③1933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南京召开农村复兴委员会会议。会后，行政院政务处致函华洋义赈会，嘱其拟具《农村复兴委员会工作实施原则草案》。5月13日，华洋义赈会拟就了该草案。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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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章元善：《华洋义赈会的合作事业》，载《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第166页。

　　②代表名单原件现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573，第81卷。

　　③详见《合作事业工作概况》(1936年4月)，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39页。

　　④章元善：《政府办合作应怎样下手?》，载《合作讯》第100期，1933年10月15日版。

　　为了推动合作事业在全国更大范围内展开，1935年3月13日至17日，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同实业部、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邀请华洋义赈会、各省政府、银行、学术团体等代表共50多人在南京举行全国合作事业讨论会。会议“咸认我国合作运动发展极速，中央政府对于合作行政之统一及合作事业之推广，应积极推进。”①当年9月，国民政府实业部增设合作司。经实业部长吴鼎昌批准，决定商借时任华洋义赈会总干事的章元善先生担任合作司首任司长，作为全国最高合作行政长宫，掌管全国的合作工作。在此之前，曾在华洋义赈会担任重要工作的许仕廉、周诒春等人已先后进入实业部工作，周诒春此时已担任实业部次长的职务。合作司主要掌管全国的合作行政事项，如合作社之登记，合作法之施行等。

　　由于此时章元善身兼华洋义赈会总干事和实业部合作司司长两职，华洋义赈会所开展工作的很多方面与国民政府所推行的合作事业已融为一体。这一时期，华洋义赈会借助国民政府的力量，迅速将合作事业推向全国。根据1936年《中国经济年鉴》下册记载，全国的合作社数量已达14649个，拥有社员537497人。这一时期，华洋义赈会开展的各项事业进入全盛阶段。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全国除西康、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少数省份或因地处偏僻，或因被日本侵占，难以调查之外，绝大部分省市都建立了合作行政主管机关。1937年5月，华洋义赈会第八届年会在江西南昌举行。年会报告中公布了华洋义赈会此时在全国发展合作社的统计数字，即已承认合作社1015个，社员27489人，暂未承认的合作社2248个，社员39372人。这次年会还做出一项重要决定，即把总会的办公地点从北平移至上海。此举表明华洋义赈会决定将今后的工作重心由北方转移到南方。

　　四

　　华洋义赈会大力倡导合作事业之时，中国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由于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受过教育并了解一些管理学原理的人十分稀缺。尤其在广大农村，贫穷成为最大的症结。经济水平的低下与落后，直接制约教育的发展。由于贫穷，农民普遍未受过任何学校教育，他们不懂得改良种子，不懂得如何增加粮食产量，也不懂得公共卫生，更不懂组织起来以谋求共同的利益。因此愚昧、贫穷、自私等问题接踵而来。在当时的农村，能适应推动合作社发展的劳动者和管理人员更是凤毛鳞角。人才的缺乏严重阻碍了合作社事业的发展。为此，华洋义赈会决定举办合作讲习会，刊发《合作讯》等报刊杂志，出版大量浅显易懂的宣传合作思想、普及农业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书籍，设立合作巡回书库，无偿的将这些书刊赠给农村基层合作社，向农民进行宣传教育。通过这些措施，使防灾救灾知识和合作理论广为人知，并深入人心，从而推动合作事业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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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详见《合作事业工作概况》(1936年4月)，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41页。

　　华洋义赈会举办合作讲习会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学习，使各地合作社办事人员都能明白合作的意义，了解办事的程序和方法，如记帐、填表等。通过组织各地的代表参加讲习会，大家欢聚一堂，交流切磋经验体会，以扩大合作社规模，提高办社水平。其宗旨是：传授合作知识及方法，造就各地方合作领袖人才。

　　关于与会学员的身份，华洋义赈会要求各合作社从宣传员、执行主任、监察主任、事务员、司库中挑选合适的人员，并要求与会代表既认字又会写字，至少要能认识一些文字。从1925年到1936年，华洋义赈会先后举办过12次合作讲习会，可谓一年一次。开会时间一般利用冬季农闲期间。会期短则5、6天，长则3个月。参加讲习会的学员少则100余人，多则6800余人。每期讲习会少则分1个组，多则分60多个组。与会学员有正生和旁听生之分。曾办理合作社事务有1年以上经验者为正生，未达此条件者为旁听生。每期结束时，一般要组织考试，合格者由华洋义赈会发给结业证书。前3期讲习会由华洋义赈会主办。随着合作理论的推广和北平、河北各地农村合作社的迅速发展，华洋义赈会有限的工作人员难以满足需要，越来越多的基层合作社工作人员希望参加合作讲习会。由于参加讲习会学习可以提高合作社的管理水平，并可以交流经验，取长补短，所以各地合作社参加或举办合作讲习会的积极性日益高涨。1930年，华洋义赈会筹办第六次合作讲习会前夕，曾派工作人员到各地调查。“他们往往到一社，即有人先问他们说：‘今年还办讲习会吗?要是还像去年那样办，无论如何我们也办一组。我们要办，至少总有若干社参加’。……”。①由于各地合作社主办讲习会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所以从第四期开始，华洋义赈会仅负责规划和指导。具体来说，该会只负责规定每期讲习会的会期，规定授课内容和课时，提供主讲员，并对学员学习期间的生活适当给予补助。为了加强各合作社之间的交流和增强感性认识，华洋义赈会要求参会学员赴会之前，将本社的帐簿记录表册等整理后带到会上陈列，以供其他合作社的学员观摩品评，取长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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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第六期合作讲习会汇刊》，1931年版。

　　随着合作事业的不断发展，每期合作讲习会对宣传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举办讲习会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为了不降低各地讲习会的教学质量，在1932年举办的第7次合作讲习会之前，华洋义赈会决定先办一个为期4个星期的合作讲习会讲员训练班。讲员必须曾在合作社任职1年以上，获得过华洋义赈会颁发的资格证书，有合作知识及经验，精通文理，对合作事业有兴趣，品行端正，年龄在20—40岁之间。符合上述条件者报名后还要通过华洋义赈会的面试和笔试。这批人经过训练后，再到各地担任宣讲员。以后各期讲习会的规模不断扩大，学员来源越来越广。

　　从第8期合作讲习会开始，华洋义赈会停止了对参会学员的生活补贴。但各地合作社举办合作讲习会的热情不减，由此可见合作事业已深入人心。地方政府对举办合作讲习会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前几期都是华洋义赈会或地方合作社邀请地方政府派代表出席讲习会开幕式。后来几期则有一些地方政府或建设局主动参加筹备工作，参与组织讲习会。河北省实业厅还致函各县有关部门，要求各县保障讲习会的顺利举办。在此形势下，河北各地的合作讲习会越办越红火。1925年举办第1期讲习会时，学员来自15个县，全省仅有52个合作社;到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举办第12期讲习会时，学员已来自76个县，全省已有1006个合作社。

　　讲习会的主讲教师除了华洋义赈会的工作人员外，还聘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国银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等单位的专家、教授、学者及社会活动家前来讲学。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合作概论》、《信用合作论》、《农民合作概论》、《编填各种表式之常识》、《信用合作之经营》、《农人的两个救星——购买合作及售卖合作》、《农具与农民幸福之关系》、《和农家讨论农学》、《实用农学》、《害虫防除法》等。以上课程有的是宣传新理论、新思想，有的是介绍组建合作社的方法和经验，有的是传授知识和技能，有的是推广农业技术，几乎涉及当时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学员们通过学习，既提高了改造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认识水平，又学到了不少有操作性的种植、养殖等实用技术。

　　除了合作讲习会规定的课程，华洋义赈会还通过中国科学社邀请当时中国一流的专家学者进行专题讲演，以开阔学员的视野，活跃学员的思想。前来讲演的专家学者主要有：陶孟和、李四光、竺可桢、梅贻琦、赵元任、张伯苓、翁文灏等。

　　为了配合合作讲习会的开办，华洋义赈会不仅创办了《合作讯》、《救灾会刊》等刊物，而且组织力量编著、翻译、发行了大量有关防灾救灾，宣传合作思想，推广先进农业技术的书籍，以供学员及更多的人士阅读。所有的书籍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等多种，各种书籍统称为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丛刊，总计约有100多种。

　　由于合作讲习会的连续举办，合作事业在河北农村不断发展，华洋义赈会的名气也越来越大。1933年3月24日，前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难先前来华洋义赈会参观，并考察了河北省深泽县的的农村合作社。考察后他十分感慨的说：“吾国数千年团结之大力，即在宗族制度。现因经济关系，此制天然破产。民族精神，无怪益成散沙。救此，唯合作一途，须急用经济合作制度，以代替宗族制度。此事关系至大。”

　　从大革命高潮时期开始创办到因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华洋义赈会连续12年举办了12期合作讲习会。最初每届参加的学员仅百余人，最后每届参加的学员近7000人。最初举办合作讲习会需要华洋义赈会补助经费才能吸引学员前来学习，随着各地合作社主办讲习会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后来华洋义赈会仅负责举办合作讲习会的规划和指导，主要培训教员。随着合作讲习会的连续举办，合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合作事业不断扩大。而合作讲习会为合作思想的普及和合作运动的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举办合作讲习会这种方式方法以及积累的经验，对在华北乃至整个中国推动开展合作事业，有着重大的示范作用和辐射功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之，华洋义赈会倡办的合作讲习会为普及合作思想，指导并推动合作事业发展，促使农民从传统的保守状态向符合近代文明要求的状态转变，提高国民素质，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自古以来，中国以农立国，故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历史已经证明，从整个社会发展进程来看，农村合作经济是传统的家庭经营过渡以现代家庭经营的桥梁，是促进家庭经济与商品经济有机结合的媒体，是农业走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步骤。合作制度是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合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农民分散经营无力对抗风险，形不成规模，服务功能差，经营成本高，信息滞后等弱点，是农业社会化的最好组织形式之一。华洋义赈会最早把西方合作思想与中国的农村实际相结合，可以说是开中国农村历史上大规模合作实践之先河。该会办理合作社的方式方法对华北乃至整个中国合作事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示范作用和辐射功能，并产生深远的影响。合作社成为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组织转型与近代化的重要标志。

　　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科学地考察华洋义赈会所处的社会政治背景，不难发现，农村合作事业的倡导和推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性。它是中国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它是一部分知识分子欲在中国农村日益衰落的危机中试图力挽狂澜的一种尝试。这些知识分子认为合作制度是一剂变革中国社会、消除社会弊端的良药。尽管华洋义赈会作为一个社会团体未能也不可能拯救整个中国农村日益崩溃的局面，但该会将合作理论及实践与拯救中国农村直接联系起来，毫无疑问是有积极意义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尽管采取合作制度能改变一些地方的社会经济面貌，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当时的中国，最大的需要是用革命的办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华洋义赈会惨淡经营十几年，辛辛苦苦组建了数以千计的农村合作社，但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战火所到之处，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瞬息之间即荡然无存，即是明证。

注：本文原载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