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内容提要：本文就合作社功能探讨社会功能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该占有怎样的位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解决市场经济和社会平衡的关系问题。一个平衡的社会必然是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社会部门功能互补的社会。今日中国社会是社会部门功能严重短缺的社会。合作社是由它们的成员自愿联合组成的为满足他们共同的需求服务的自助经济组织。合作社作为社员联合所有和民主控制的企业，是具有社会功能的企业形态，兼具企业部门和社会部门功能。它们是对市场交易中谈判权力垄断者的抗衡力量。尤其在当代中国，它们将是使农民、消费者和其他弱势群体能够获得市场谈判权力的有效组织形式，同时它们在就业创造和社区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报告在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时说：“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报告对这个“核心”问题的回答是：“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是对我国市场经济所加的约束条件。这表明，那时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不是要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而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确切涵义问题。

事实上，在我国渐进式改革过程中，经济改革目标的选择，1980年代就已逐步趋向市场化。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以后才两年，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提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作为改革目标；接着，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要“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形成“‘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报告在肯定国有企业可以试行股份制改造的同时，正式宣布“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并支持建立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十三大报告不再提“计划经济”概念[①]，而“市场经济”概念呼之欲出。

       邓小平肯定80年代市场化改革取向，因此他十分看重十三大报告。在1989年国内政治形势转折关头，他于5月31日和9月16日曾先后两次提醒：“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十三大制定的政治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②]

然而，我国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还是发生了对市场化改革方向的批判，重新提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声称市场经济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经济改革也因此一度停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巡谈话；其中特别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③]再次肯定了市场化改革方向。随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通过1992年10月十四大正式确定。所以，当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确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根据十四大确定的改革目标，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划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个基本框架涉及所有制结构、政府经济职能、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它的重心在经济，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因素涉及不多。

十四大确定的改革目标经过10年实践以后，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实践经验和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在肯定继续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突出地提出了统筹协调、社会平衡，处理好市场经济和社会平衡的关系问题，以“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这是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市场化改革中形成的社会矛盾作出的抉择。

 

 

 

市场经济是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必然的、正确的选择，反对市场化改革、回到计划经济是没有出路的。但是，市场经济在有效配置资源、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不同人群的利益冲突。市场经济的基本元素是交易，而交易条件的确定取决于交易双方的博弈。博弈的结果首先依赖于交易双方各自拥有的资源，即实力，既包括资本、人才、技术、产品等物质资源的硬实力，也包括组织化程度、营销渠道、社会网络等资源的软实力。交易双方的实力对比决定他们各自在市场交易中的谈判地位或谈判权力。在交易双方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决定交易条件的权力事实上往往为强势一方所垄断，弱势一方只能被动地甚至被迫地接受交易对手单方面设定的交易条件，没有或几乎没有谈判权力。

合作社就是市场交易中的弱势群体不能忍受这种状况而形成的。在市场交易中，交易双方谈判权力悬殊导致利益落差过大时，利益过于受损的弱势群体，只有联合起来形成合力才能对抗强势群体对谈判权力的垄断，使其接受较为平等的竞争条件。合作是他们能够利用的组织资源，是增强他们的谈判实力的必由之路。所以，合作社就是在市场交易中本来没有或者缺乏谈判权力的群体争取和创造自己的谈判权力的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合作社是对市场交易中谈判权力垄断者的抗衡力量。

这个原理完全适用于我国市场经济形成的现实。下面拟就我国当前存在的若干突出问题对此略作分析。

 

 

 

所以，所谓“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三农”问题突出表现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然而，这只是表象，表象后面的症结却是农民在市场交易中的谈判权力问题。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将农民卷入了市场经济的旋涡，可是农民在进入市场时却被压抑在无组织的分散状态，再加上对农村和农民的由来已久的根深蒂固的种种政策歧视，这就让农民犹如赤手空拳的个人去同全副武装的有组织的对手搏斗，分散的农民和交易对手处在完全不对称的谈判地位。这种谈判地位的极端失衡状态，不仅存在于商品交易中，而且存在于土地承包、征用、流转和税费征缴等等过程中。

分散进入市场的农民在商品交易中贵买贱卖的状况是显然的，而合作社正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有效组织形式。据本世纪初吉林省梨树县调查，养猪农户买一袋25公斤的饲料，各家各户向零售点分散购买要130元，组成合作社以批发价联合购买只要108元，一袋饲料就省22元，养一头猪用两袋饲料可节支44元；一个养50头猪的农户，每个饲养周期就能节省饲料成本2200元[⑧]。对农业生产者来说，节支就是增收。这样的养猪农户一个饲养周期单从饲料这一项成本节支就能增加收入2200元。此外，还有种子、农药、化肥呢。这种情况具有普遍性，尽管各地的具体数据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联合购买能给农民挽回数量不小的经济损失。这是农民最容易算的帐，因而农业生产资料购买合作社往往可以成为农民跨入合作社门槛的第一步。

农民分散购买农业生产资料，不仅价格上吃亏，而且质量难保证。不法商家卖假种子害得农民颗粒无收之类的坑农事件屡屡发生，受害农民往往还状告无门。通过合作社联合购买饲料、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有可能选择比较可靠的供应商；特别是合作社之间合作组成联合社以后，联合社更有条件从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者那里直接进货，并进行严格的检测，从源头上控制质量。

农产品销售也是农民的一大难题，是他们的利益极易受伤害的环节。农民在完全分散状态下同其他市场主体进行交易，不可能有真正的谈判权力。即使面对走乡串村的商贩，他们也往往难以对付其压级压价的收购，你不卖给他，他就让你的瓜果蔬菜烂在地里。更不用说面对实力强大的大企业、大公司，农民个人只能被动地甚至被迫地接受交易对手单方面设定的交易条件。1990年代我国在农村流通体制的政策导向上提倡“公司＋农户”模式[⑨]。这种模式对分散、孤立的农户来说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产品销路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但它不可能避免商业资本对作为独立劳动者的农户的控制。在“公司＋农户”模式下，农民不可能真正拥有谈判权力，成为市场交易的平等主体，因而农民增加收入也肯定是很有限的。公司和农户有不同的利益追求。合作社则是农民利益的共同体，通过合作社作为市场主体联合销售农产品才能确保农民的谈判权力。提倡“公司＋农户”模式，而不鼓励合作社发展的政策，本质上是扶强抑弱的政策。

除了解决农民贵买贱卖问题，合作社还能够成为种植业和养殖业的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它能对家庭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过程提供各种社会化的专业服务，另一方面，它有可能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使农产品增值。通过合作社对家庭经营的种植业和养殖业提供专业化服务的支持系统，既能保障农民支配自己的劳动、自主经营的权力，解决农业生产劳动计量与监控成本过高的问题，又能由合作社办理农民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或办起来不经济的事务。例如，合作社给养殖户社员供应仔猪雏鸡、配方饲料和提供育种、防疫、检测和屠宰等服务，农户就可以集中精力于禽畜的育肥，这样既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保证了产品质量。合作社对家庭种植户可以提供改良种子、新产品开发、土壤分析、合理施肥用药、农机耕地收割、植物保护、农产品检测和质量控制等等服务，在充分发挥农民精心的田间管理的主动性的同时，促进农业生产的标准化、社会化和现代化。

有人看不到农民家庭经营可以通过合作社在农业生产不同环节上提供各种专业化服务实现农业社会化、现代化的事实，把家庭经营和农业社会化、现代化对立起来，不顾我国农村人口众多、人多地少的国情，盲目鼓吹集中耕地的所谓“规模经营”。这类“规模经营”无非是两种模式，不是回到行政控制的“集体经济”，就是迫使农民放弃土地，变成受雇于资本的雇佣劳动者。这两者都是以农民失去自主支配权力为前提的。前者的低效率和农民的依附地位已为历史所证实，后者则将使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面临巨大的失业风险。

在交易中，农民和交易对手在谈判地位上的失衡，不仅表现在流通领域中，同样表现在土地的承包、征用和流转过程中。1980年代通过承包，农民获得了土地使用权。然而，集体所有的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框架并未改变。行使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仍然是基层行政机构，而且往往是掌握基层行政权力的个人。由此就引发出对农民的种种侵权行为。按照法律规定，农民对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享有长期使用权、经营自主权、流转选择权、收益获得权和法定处分权[⑩]。可是，法定的权利往往难保农民事实上的权力。乱征滥用耕地屡禁不止，随意缩短承包期或调整收回承包地的现象时有发生，农民在土地流转中被迫接受指定的流转对象和价格的事例也不鲜见。尤其不公平的是，农村土地名义上集体所有，而国家规定集体土地不得进入市场，动用农村土地要由政府征用，然后由政府出让给开发商，征用补偿是政府单方面规定的低价，出让则按市场价，价差归政府所有。在这种土地征用、出让过程中，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的腐败现象已是公开的秘密。土地征用的低价补偿还往往到不了农民的手，而被村里掌权者克扣、截留或滥用。如此等等侵害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和农户使用权的事实，有一个总的根源，就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产权主体含糊不清，农民在土地征用、承包和使用权流转中没有谈判权力，土地征用由政府强制执行，土地发包或改变承包状况的权力掌握在农村基层党政机关甚至个别实权干部手里。

至于农村乱收费、乱摊派、税费负担过重问题，同样和农民谈判权力缺失有关。面对名目繁多的税费，农民只有照缴的义务，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农民税费负担过重有多重原因，治理需要多管齐下。农村基层的财权和事权不对称，逼得基层政权设立种种名目征收税费，这自然要通过公共财政改革来解决。基层机构臃肿，公款养人过多，要靠基层体制和机构改革来解决。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未能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还在包揽许多政府办不好的事情。其中相当大部分的事，完全应该而且可以让农民自己的合作社来办，这样既可提高效率，又能使农民得到实惠。

 

 

 

当前，中国就业形势面临着城乡经济体制转轨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双重压力。而且，就业供求总量上的需求不足和就业供求结构上的高素质劳动力供应不足同时并存。[11]

纵览就业结构的变化，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合作社至今仍被排斥在我国就业战略的视野之外。所以，很有必要探讨市场经济中合作社的就业创造和就业保障功能。

至于员工合作社，它们更是以就业创造和就业保障为首要目标的企业，为社员创造和保障就业岗位是它们的天职。员工合作社就业创造和就业保障的功能是由合作社的本性产生的。自助、自担责任、平等、公平和团结是合作社的基本价值。合作社不是慈善组织、救济机构，而是由其成员自愿联合起来自助的企业。员工合作社适合多种不同情况的人员创业和就业。失业人员或就业困难人员，通过筹集少量资本就有可能为自己创造就业岗位，实现生产自救。但是，员工合作社不只是适用于困难人群。例如，刚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通过员工合作社形式联合创业，也是不错的选择，这个途径能够增强他们自我创业、自担责任的自信和能力，而且合作社民主治理的实践，以及合作社本性所蕴涵的信奉诚信、开放、社会责任和关怀他人的伦理价值传统的熏陶，也是他们学习民主、培育成为对社会负责任的公民的大学校。某些国有企业的专业人员因受体制束缚不能充分施展他们的才能而辞退，几个人出来联合创业，员工合作社也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其实，早在一、二十年前，就有人想这样做，可是由于法律缺失，办合作社无法注册登记，政府只准他们注册登记“集体所有制企业”，而且还要把它“挂靠”在国有企事业单位，结果造成企业产权混淆、体制紊乱、屡遭侵权的后患，如果当时没有这种政策误导和政策歧视，他们企业现在的状况就会大不一样。此外，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濒临倒闭的企业由员工买断产权，改组为员工合作社，使企业复活，员工避免失业，也有不少成功的案例。在我国，国有小企业改制也有员工买断产权后改组为所谓“股份合作制”企业的，但是，它在政府干预下未能按国际通行的合作社原则规范，而是掺入了某些缺乏科学依据的出于权宜之计的制度安排，以致在员工的所有者权益保护和社会保障基金补偿等方面给改组后的企业遗留不少难题，尚待政府调整政策予以解决。

创办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是劳动者自谋职业的途径。它们本身不一定是合作社，然而，它们需要合作社服务的支持。南非有一家名叫“Yebo”的合作社，属于“分享服务合作社”（shared services co-operative）类型,由各种自助组、小企业或小合作社等等作为成员自下而上联合组成。它给成员的经营活动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多方面的支持性服务。成员通过分享服务合作社能够增强他们在同大供应商做生意时的谈判地位。例如，Yebo合作社组织乡村社区联合购买玉米面可以降价28％；组织面包房批量购买面粉可以降价24％。Yebo品牌在市场上打响后，成员面包房可以用Yebo品牌出售面包，因而面包销量也增加了。Yebo还对成员企业与组织提供咨询、培训、金融、会计等服务。同时，通过合作面包房给失业者进行烘烤技术培训，帮助他们开办自己的面包房。[15]据德国合作社专家评价，分享服务合作社适用范围很广；在德国，有1,400个分享服务合作社，25万个成员，年营业额总计约达800亿欧元，手工艺人的60％、零售小店主的75％、面包房的90％参加了分享服务合作社[16]。金融服务合作社在具有特定的激励、约束机制的制度安排下，以微型金融扶持创办微型企业，让它们通过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逐步成长，也有不少生动的故事。

残疾人等等脆弱群体的就业是需要社会特别关注的问题。目前我国残疾人数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５％，有6,000万人左右；其中处于劳动年龄段的有2,400万人，据2003年底统计，城乡合计残疾人就业率为83.9％[17]。就是说，还有16.1％的失业率。我国政府通过举办集中安置残疾人就业的“福利企业”和对招工中吸纳一定比例残疾人的企业给予补贴的政策是有成效的，但是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缺陷。由于政府对安置残疾人就业的财政补贴是补给企业，而不是直接补给个人，实践中就发现有些企业骗取或挪用残疾人就业补贴的情况。如果就业补贴直接补给个人，让残疾人以此作为出资办员工合作社，并由他们对企业实施民主治理，也许经济效率会更高，而且更能体现他们人格尊严，有利于增进他们的心理健康。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有不少通过员工合作社解决残疾人就业问题的成功经验。意大利社会工作者首创的“社会合作社”（social co-operative），更将志愿者的社会工作和包括残疾人在内的脆弱群体的自助结合起来，走出一条社会工作志愿者通过合作社企业帮助脆弱群体就业的路子。这类社会合作社按员工合作社框架组建和运作，但是有从事社会工作的志愿者参与。

 

蒙德拉贡合作社的就业保障功能在西班牙经济危机时期表现尤其突出。1980年代初期西班牙经济危机最严重时全国失业率超过20％，蒙德拉贡合作社虽然未能幸免于危机的袭击，但是它终于保住了就业岗位，失业率最高时仅0.6％。它采取了多种反危机的就业保障措施。第一，他们的合作社，每个社员都有个人资本帐户，历年盈余的劳动分红都资本化，记入个人资本帐户，帐户中积累的资本要待社员退休才兑现。经济危机期间，社员可以决定让合作社局部亏蚀他们的资本帐户，以保证合作社债务的清偿，保护合作社免于破产和社员免于失业。第二，由于合作社的员工本身就是社员，市场销售状况恶化时，他们首先要保就业，宁愿为此实行弹性工作时间或者暂时减少工资，等危机过后再把损失补回来。第三，开展合作社之间的援助，当时生产出口产品的合作社境况稍好，就吸收困难合作社的社员工作，共度难关。第四，合作银行通过免息以至减免债务支持濒临破产的合作社进行财务重组，帮助其摆脱破产的厄运。

 

 

 

就具有共同特征的社会群体而言的社区概念来看，国人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国外也不乏合作社促进社区发展的成功经验。世界闻名的加拿大Desjardins集团（Desjardins Group）就是突出范例[19]。它起源于1900年，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为拥有银行业、保险业、信托业、投资基金业、证券经纪业等等多元化金融服务业全面发展的合作社金融集团。据2006年底数据，它的总资产达1,351亿加元，成员合作社549个，社员582万多人，员工近4万人。它是加拿大最大的合作社金融集团，也是全国第六大金融机构。而在魁北克省，它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更是举足轻重，甚至可以说，魁北克省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是和Desjardins密不可分的。

Desjardins Group因它的创始人Alphonse Desjardins而得名。他出生于魁北克省的穷苦家庭，当过记者、办过报。魁北克省是法语加拿大人聚居的地区。19世纪末该省百余万人口大多居住在乡村，此前几十年的一系列歉收使许多农民负债累累，高利贷异常猖獗。1892年Desjardins在下议院当法语速记员以后，听到议会辩论中一位议员说起一个利率竟高达3000％的高利贷案例，十分震惊。于是他决心寻求根除高利贷的有效途径。他在研究中读到Henry W. Wollf所著《人民银行》（People's Banks）一书，使他茅塞顿开。书中描述了欧洲的人民银行和乡村信贷合作社，那里所说的人民银行是合作银行，不是中国人民银行那样的国家银行。Desjardins通过该书作者的帮助，到欧洲进行了实地考察。他发现社员自己的储蓄与信贷合作社正是能够使他的社区摆脱高利贷恶魔的经济组织手段，就在他的家乡找了一些志同道合者，于1900年12月6日创立了他们第一个法语叫做caisse populaire的储蓄与信贷合作社。caisse populaire的语义就是“大众银行”，以区别于一般银行。他为这个新的组织形式赢得公众信任和立法支持而坚持不懈地奔走，在游说联邦立法几年未果的情况下，他转向魁北克省政府，该省终于在1906年通过合作社法。此时他已经创立了4个caisses populaires。魁北克省立法后，caisse populaire获得了法律地位，发展进程大大加速，从1907年到1914年，Desjardins又创立了146个caisses。1920年10月31日Desjardins逝世的时候，已经有220个caisses populaires，其中187个在魁北克省，24个在安大略省，9个在美国。仅魁北克省就有约3万名社员，近600万加元总资产。

Desjardins集团无论怎样成长和扩张，万变不离其宗，始终忠于它的合作社宗旨。它的业务范围包含一般金融机构的几乎所有现代金融业务，然而它的经营具有一般金融机构不可能具备的特性和功能。社员所有、民主控制、社员享有合作社的服务和惠顾返还，是合作社的制度基础。正是在这样的制度基础上，Desjardins集团提出了“金钱为人民运转”（money working for people）的响亮口号。它业绩优异，但盈利本身还不是它的最终目标，只是实现它的真正目标的手段，它的目标是给它的社员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和支持社区发展。

Desjardins集团百年历程证明，金融服务合作社是社员能够将他们的金融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和帮助他们的社区变迁的道路。它经久不衰的秘密就在于坚持从社员的利益出发，为社员服务，满足他们的需求，并办成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它作为经济组织，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有竞争力的金融企业；它作为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又是具有社会功能的经济组织。

Desjardins集团主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不仅表现在它的服务业务对社员负责，而且它在经营中倡导和实践“负责任的投资”和“负责任的消费”。负责任的投资就是投资有益于环境和社会的金融产品。例如，Desjardins风险资本公司管理的地区合作资本是投资于魁北克全省的合作社和其他企业的地区发展基金，社员通过投资这个基金能对魁北克省的成长和壮大直接作贡献。Desjardins发行和销售的“伦理基金”和“环境基金”投资于经认真筛选的履行社会责任和维护与改善环境的企业。它通过微型信贷支持个体劳动者和微型企业的创业活动，通过年青人合作社教育基金帮助年青人合作创业，通过在老年人中推行“照管你的生命和你的财产”计划，减少老年人遭受财务剥削。作为地球日计划的组成部分，Desjardins提出使用生态友好型单据的倡议，鼓励社员利用网上对帐单替代纸面对帐单，以节约纸张；同时它承诺将节约的成本用于造林，仅四年时间就植树约20万棵，它们每年可吸收约2,000吨温室气体，并保护生物多样性。

Desjardins集团以其经营活动的盈余回馈社区。2006财政年度税后利润9.88亿加元的55.36％回馈社区，合计5.47亿加元，其中4.83亿加元用于社员惠顾分红，6,400万加元用于对社区的捐献、资助和奖学金。

企业社会责任不是只有合作社才应该履行的，事实上，当代各种类型的企业中进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公民行列的企业正在逐年增多。然而，非合作社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往往难免夹杂有自身商业利益的考虑。合作社将企业社会责任置于它们日常经营活动的中心位置，则是合作社价值与原则使然；否则，它们就会背离合作社本性。

Desjardins集团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主要是：

·合作社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是能够成长壮大为举足轻重的有竞争力的现代大型企业的，同时又保持合作社本性。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没有1900年创立的小型caisse,就不会有如今深刻影响着魁北克全省发展的拥有500多万社员的金融服务业务全面发展的Desjardins集团。可见，社会功能建设不应轻视任何“微小”的起步，关键不在起步的规模，而在它的功能和可持续性。

·政府应该尊重民间对社会功能建设的制度创新探索。没有探索自由，就不可能有制度创新。试想，Desjardins当年创立caisse时，如果被扣以“非法集资”罪名下狱，哪来今天世界闻名的Desjardins集团。

·合作社的创业不同于一般私营企业的创业。一般私营企业，任何有私利动机的人只要有能力都可以办。而合作社凡能办成百年老字号的，通常都同它的创始人的奠基密不可分，而这样的创始人要既有为大众谋取利益的动机，又真正懂得合作社的真谛。Alphonse Desjardins就是这样的创始人。

·Alphonse Desjardins办合作社，不是靠个人权威来维系合作社的运作，而是靠合作社功能的制度化，因此，他逝世后，他的志同道合者和后继者仍然都能坚持合作社价值和原则，并使之适应不断变化着的新形势，保证合作社发展的可持续性，使Desjardins集团长命百岁。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1993年11月14日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2003年10月14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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