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万宁县万群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一造早稻收获。当年报纸刊登这张图片时的说明是：“海南岛早稻的丰收是在农业生产大跃进———全面技术改革、下肥充足和合理灌溉等基础上取得的。” 赵慕志 摄

　　历史的记忆往往五味杂陈。在78岁陈光超老人的心中，共和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那段历史便是这样的记忆。

　　这是那个年代少有的一张彩色照片。画面上，田园风光优美如诗，蓝天白云下，椰树婆娑、稻谷金黄，10多位农民正在水田里抢收水稻，这样的场景无数次出现在陈光超的记忆中。1950年代，他曾是广东省海南行政区万宁县万群农业生产合作社团支部书记、青年突击队队长。

　　“南门洋是万群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大最肥沃的田洋，连片面积数千亩。”陈光超指着照片说，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和资料都很落后，那么大面积的田洋，都是手工劳作。“割稻子、打稻穗，劳动量大，一般由青壮男子和比较强壮的女人负责。”陈光超还记得，这张照片是当时县农业局干部带一位记者来拍的，但照片上的人，多是背影和侧面，陈光超已经认不出了。

　　交出土地走上集体化道路

　　“解放前我们家里没有土地，靠给人打短工或者跑点小买卖过日子，生活过得很艰难;解放后，家里分了土地，日子过得很好，有吃有穿。”陈光超回忆，这样的生活没过几年，1950年代初期，党号召农民把分到各家各户的土地交出来，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走集体化道路。“大家都积极响应，没有任何人有意见。”

　　“开始是初级社，人数少，都是本村村民组成的互助组，10多户农民一组;后来发展到高级社，由相邻几个村组成，人数越来越多，万群农业生产合作社便是高级社，有3000多人。”陈光超说，万宁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年就开始出现，到1955年发展成高级社。

　　农业合作社这种经济组织，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分地区有个别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山西省农民自发成立并推广开来，成为1950年代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非常普遍。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生产技术都很落后的当时，集中多数农民的力量，发挥出个体户单干所没有的巨大作用，显示出它具有积极性的一面。

　　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颁布了有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农民生产互助的热情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农业合作化运动稳步前进。

　　“青年突击队”处处打头阵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在陈光超的记忆中，开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社员们便不怎么吃得饱了。“但大家干活还是很拼命，开荒、种田争先恐后，没有人偷懒。”陈光超回忆，当时万群农业生产合作社很大，共有19个队，为了扩大种植面积，合作社又从19个队里抽调100多名出工特别积极、特别能吃苦耐劳的青年男女组成青年突击队，20岁出头的陈光超被选为队长。

　　“合作社里的重活、累活、脏活、难活，都由青年突击队打头阵，开荒从万城一直开到三更罗。”陈光超说，当时三更罗一带非常荒凉、瘴气严重，很多青年突击队员去那里开荒患了疟疾，有一名队员还不幸死于瘴气。

　　周总理帮社员推木车

　　“那时候合作社主要种水稻、地瓜、蔬菜，养猪、养牛等，合作社一年种3造，就是早晚两造水稻，中间种一造地瓜。”陈光超说，大家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积极性虽然很高，但那个年代很狂热，放“卫星”。大家都说亩产多高多高，其实就土质最肥的南门洋，亩产也不过是四五百斤。

　　海南日报记者查询相关资料时发现，1960年初，周恩来总理到万宁兴隆农场视察，万群农业生产合作社向周总理放了个“卫星”，报告水稻亩产达2000斤。这个报告引起了周总理的注意，视察兴隆农场后，便到万群农业合作社的南门洋视察。

　　在陈光超的记忆中，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很关心农民，话题总是离不开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视察时发生的一件事，至今还清楚地印在陈光超的脑海中，邓颖超同志看到田间有许多妇女在挑肥，就随手接过一位妇女的担子，自己挑了起来。几十斤重的农家肥在邓颖超同志的肩膀上挑得稳稳的;看到社员吴月兰的小木车被土坎挡住，周总理还上前帮她推车。

　　壮劳力干一天挣2毛钱

　　虚假的产量报告并未给社员带来真正好处。“壮劳力干一天活挣10多个工分，一个工分有1-2分钱。”陈光超说，年底结算时才分红。“也分粮食也分钱，但是根本不够吃。”陈光超坐在万城镇朝阳街道的家门口，指着对面的老年人俱乐部说，“现在我的生活比那时好多了，有吃有喝有穿，没事就去老年人俱乐部坐坐，喝茶下棋聊天。想起1958年吃大锅饭，粮食不到3个月就吃光了，大家饿得面黄肌瘦，真惨啊。但是，万群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一直坚持到1960年，后来转成了人民公社。”

　　农业合作社开展几年之后，它的弊端也慢慢显现出来，大部分社员出工不出力、偷吃偷占集体粮食等等。1958年起，人民公社成立后，这种小农经济组织陆续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