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民是中国红色金融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作为我党早期的著名革命活动家和财经工作的开创者，毛泽民对中国革命和中共早期财经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央苏区时期，他出任第一任国家银行行长，白手起家，励精图治，开创了革命金融事业。红军长征时期，他率领国家银行长驱二万五千里，边作战边筹粮筹款，保障了长征的胜利和革命金融事业的延续。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新疆整顿财政金融，发展经济文卫事业，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建设新疆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长征时期，运动中的国家银行始终没有停止业务，并在敌占区发行货币、回笼货币，创造了世界金融史上的奇迹。

　　中共第一个股份制经济实体领头人

　　毛泽民是毛家三兄弟中最会理财的一个，出身半农半商之家，在严苛的父亲的影响下，毛泽民从小便在打理油盐酱醋治“小家”中练就了一身理财本领：熟练记账、珠算，并在“买青苗”、“卖猪仔”中深谙理财之道。

　　1921年正月初六，毛泽东带着三弟毛泽覃回到韶山。在见过大世面、心系社会、苦学励志，一心要干一番大事业的毛泽东的说服之下，毛泽民经历一番思绪激荡，舍弃一个普通农民的所有家当，毅然做出了“舍小家，为大家”的抉择，也从此走上了一条坎坷遍地、荆棘丛生的红色金融长征。

　　1922年9月14日，安源路矿1.7万名工人在毛泽东、李立三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大罢工。经过5天的激烈斗争，取得重大胜利。迫使路矿当局接受工人提出的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废除把头制等13项要求。

　　为了更进一步开展经济斗争，保护和争取工人经济利益，中共湘区决定再次试办消费合作社。1923年2月7日，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在安源老后街正式开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股份制经济实体。易礼容任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一个月后，易礼容被中共湘区区委调回长沙，总经理一职便由毛泽民代理。8月，工人俱乐部换届选举后，毛泽民被最高代表会任命为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至此，毛泽民真正完成了从“管小家”到“管大家”的转身，然而如何将数额高达数万，涉及上万工人股东利益的资本运转自如，发挥最大效益，重重困难摆在他的面前。

　　消费合作社成立之前，工钱被资本家牢牢控制，层层盘剥之后，工人的辛苦劳作所获寥寥。为改变这一现状，毛泽民上任之后，便猛烧“三把火”：消费合作社下设兑换股，凡参加合作社的工人，均以拿矿票来兑换股兑换现钱，使当地银铺半月之间悉数亏跨;采购生活用品，使资本家、包工头大小商店受到严重威胁;增设合作社分数，开办实业，繁荣经济。“三把火”后，资本家坐卧难安，多求联合自保，也有从合作社套物，投机渔利者，毛泽民果断实施凭证购物办法，保障合作社运营和工人切身利益。更富创举意义的是，在他的建议下，工人消费合作社开始发放铜元票和纸币，尽管流通范围极其有限，却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史上最早的货币，完成了党领导金融事业的最初尝试。

　　苏维埃财经巧为无米之炊的先驱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毛泽民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此时处在残酷战争环境下的临时中央政府，经济补给极为困难，财政金融秩序混乱。成立国家银行，以此统一财政，统一货币，已刻不容缓。而眼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还仅仅是个框架，任命的10名部长有几位没有到任。财政部长邓子恢因忙于发动闽东农民运动，指导闽南游击战争，短时间内还不能到职。既要发展苏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更要保证军需，支撑前方战事，毛泽民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

　　1932年3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正式成立。当时，算上毛泽民只有5名工作人员，启动资金仅100万元。

　　毛泽民把统一财政作为首要任务：建立国家金库。国家银行的财政来源主要是战争中的缴获物资。统一财政首先是把战争中的战利品由银行统管起来。因此，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 毛泽民坐镇国家经济命脉，统一财政、统一货币、加强苏区经济建设、保障红军作战的重任刻不容缓，沉压双肩。然而困难在行家里手面前，山重水复多变柳暗花明，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国家银行便开始正式营业。

　　当时，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由于国民党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财经形势非常严峻。此时兄长毛泽东长时间陷入逆境之中，频遭批判和不公待遇，而毛泽民，则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顿。在毛泽东的鼓励下，毛泽民凭着特有的忠诚、坚忍、稳健和实干，责无旁贷地开始了国家银行从无到有的艰难创业。

　　上任之后，毛泽民一面研究领会“一苏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一面详细调查苏区财政金融状况。很快，他就将财政部库存的20万元现金、库房及管理人员全部接收过来，成立了国家银行金库。也正是依靠这20万元，苏维埃国家银行开始了艰难的起步。此后，在毛泽民的带领下，苏区逐步建立起了财政收入统归国家银行经理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彻底改变了以往红军战利品和各地财政自收自支、财力分散的局面，中国革命斗争也有了更好的财政经济支持。为了尽快完善财政系统，作为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常常白天忙于奔走街巷了解行情、宣传政策，是硝烟中的“先锋战士”，晚上则又是征集研究物质、运筹金融决策的“理财能手”，为了争得中国革命更好的经济后援，毛泽民可谓殚精竭虑。

　　然而在没有任何人才援助的情况下，如何建立完备、系统的银行制度体系，这对毛泽民来说，显然有些力不从心。无例可循，毛泽民变开始了他另辟蹊径拓荒式的创举：要求银行工作人员深入红军各部，号召战士们在清理战利品时，将有关经济的表格、书籍、用具等一律收回，然后集中进行研究。经过几个月的摸索和钻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国家银行往来存款暂行规则》、《暂行汇兑规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横空出世，极大地规范了国家银行的运营管理。

　　面对当时货币参差复杂的局面，面对白区的货币侵扰，统一货币，肃清混乱局面，重建苏区货币金融体系的日程又排在了毛泽民面前。统一货币的前提就是尽快印刷出纸币，可是当时的印制原料极其稀缺，在去上海、香港影制钞版、购置印制材料未果之后，毛泽民亲历亲为，走在“捡破烂”队伍的最前头，获得了造纸原料。1932年7月7日，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出第一批纸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银币券，又称“苏维埃国币”，有1元、5角、2角、1角、5分，五种票面。到1932年年底，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发行银币券65万元，在苏区顺利流通，一举清扫了昔日货币市场的混乱。时任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项英称赞说：“苏区财政金融的统一，是毛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

　　1933年，国民党加紧了经济封锁，使得苏区物资匮乏，物价上涨，纸币贬值;同时大量假币流入苏区，扰乱了金融市场，而各级苏维埃政府对国家银行纸币的宣传还不够，部分地区发生“挤兑”现象。毛泽民毅然决定从国家金库中拿出大批银元兑换，并采取措施提高国币的信誉，成功应对了此次“挤兑”风波，使苏维埃银行国币的优良信誉得以树立，成为苏区真正意义上的法币。在艰难困苦、颠沛流离中，他坚守崇高信仰，一次次地安全驶过了金融巨浪，在坎坷挫折面前，他临危不惧，迎难而上;在民族的事业面前，他克己奉公，两袖清风。他对属下说：“财经工作是管钱、管物的，不能差错分毫，要细心，要廉洁奉公。”

　　到1934年，毛泽民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白手起家，建立健全了中央苏区的财政金融体制，繁荣了苏区经济，保障了军民供给，沟通了苏区与白区之间的贸易往来。在毛泽民的带领下，中国红色金融事业步上坦途。

　　从金融长征到边疆“植柳”

　　1934年10月中旬，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失利，国民党军队不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国家银行被编为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毛泽民任政治委员，率领警卫队伍挑着由黄金珠宝、苏区生产的银元和票子、印钞机等组成的160多担国家银行资财，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驻遵义。当时遵义市面上只流通银元而不流通国家银行纸币，毛泽民与时任第十五大队大队长的曹根全商量，决定趁红军休整之机，发行国家银行纸币，补充红军急需物资;做好货币回笼工作，不让人民受损，特在遵义新城商业中心区设立货币兑换处。当时遵义的食盐一直为军阀、官僚、奸商所垄断，盐价昂贵。毛泽民将没收当地军阀王家烈的大批食盐以低价卖给民众，但规定只收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这样一来，当地民众卖出自己的物品获得纸币，再用纸币去购买珍贵而价廉的食盐，形成了一个货币流通的良性循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民出任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继续为革命操持财经工作。

　　1937年冬，长期不辞辛劳的毛泽民积劳成疾病情加重，党中央决定让他取道新疆去苏联治疗休养。1938年2月，毛泽民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时，遇中苏边界发生鼠疫，交通中断，边界封锁，只好暂留迪化。此时，新疆边界督办、军阀盛世才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加上对新疆财经极端混乱而束手无策，于是打出“亲苏拥共”旗号，多次要求共产党从延安派干部去新疆工作，特别要派一名财经干部帮助整顿财经。党中央鉴于毛泽民正好就在迪化，遂决定让他留在新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化名周彬，出任财政厅副厅长，后为代厅长。

　　边塞瓦蓝色天宇上繁星闪烁，寂静的财政厅院内，毛泽民独坐在办公桌前。走马上任后，改变新疆财政混乱的信念之火，立刻在毛泽民内心熊熊燃起。他立即筹划整顿新疆的财政金融工作。他站在“发展本省经济，巩固抗战后方，运用游资，增加生产”的高度，确立了“发展经济，增加收入，开源节流，保证支出，量入为出，争取收支平衡”的财政工作方针，将政府专办的银行改为全疆14个民族、400多万民众的公有银行——新疆商业银行，从根本上宣告了新疆金融的混乱局面的终结。

　　针对新疆币制混乱，各种货币均以“两”为单位和发行纸币无度等状况，毛泽民决定实行币制改革，统一货币，废“两”改“元”，既保证了人民利益不受损失，也保持了币值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并实现了新疆货币与美元在历史上的第一次挂钩。当时《新疆日报》载文《商界同胞拥护新纸币的宣言》盛赞新币的发行“是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一种伟大收获，是我们新疆经济史上空前统一币制的新纪元”。

　　新疆财政和新疆建设就像一帧米白色宣纸，毛泽民高瞻远瞩，挥毫泼墨，酣畅淋漓地描绘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经济画卷——大力整顿财政金融，贷款支持农牧业、工业等生产发展，财政收入增长，市场活跃，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有了初步改善……他力挽新疆经济濒临崩溃的颓势，真可谓天山又植“左公柳”。1963年，维吾尔族社会政治活动家赛福鼎·艾则孜回忆说：“当时的新疆，财政经济处于民穷财尽的绝境。为了迅速扭转这一情况，毛泽民以惊人的毅力带病工作，在短短的几年中，卓有成效地整顿了新疆的财经工作。”

　　丰功伟绩光耀千秋的红色金融鼻祖

　　在新疆期间，毛泽民经常强调，理财要有全局眼光，不能竭泽而渔，杀鸡取蛋;要蓄水养鱼，养鸡生蛋。然而他的一些列利民措施却跟盛世才的既得利益和横征暴敛贪得无厌的军费需求大相抵牾。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盛世才觉得苏共已不可靠，便见风使舵投蒋反共了。盛首先免去毛泽民的财政厅代厅长职务，让他改任民政厅厅长，并将其工作置于严密监视之下。毛泽民心知危在旦夕，仍力争用有限的时间，在全省整顿和新建了16所救济院，收容孤寡残疾三四千人。他还推动实施新疆省区、村及城镇的民主改革，废除农官乡约制等，还权于民。

　　这进一步触怒了盛世才，他原形毕露，开始疯狂挑起诸多事端。鉴于此，毛泽民建议我党在新疆主要负责同志和干部先行撤回，自己则留在最后。1942年9月16日，蒋介石对盛世才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委任状一颁发，盛世才便一改嘴脸。9月17日下午，盛世才派人来“请”毛泽民、陈潭秋等人去谈话。这是盛世才逮捕人的一贯伎俩。毛泽民、陈潭秋一干人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自1922年起，毛泽民就为党为革命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他身处钱海，一尘不染、一丝不苟、一心一意为人民理好财。在出任国家银行行长之时，他白手起家，励精图治，被誉为心地清白、账目清楚、廉明清正的“三清财魁”，开辟了中国红色金融事业艰难而伟大的道路;在漫长的万里长征路上，他创造了国家银行在敌占区发行货币、回笼货币和率领国家银行长征二万五千里、边作战边筹粮筹款的世界金融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在天山脚下，他大力整顿、废除苛税、发展生产，首创了在军阀统治下建政、理财、改革金融、造福人民的空前绝后的记录。毛泽民烈士的光辉功绩必将永久载入中国史册，而盘点共和国金融的往昔，这位红色金融的鼻祖，则必须第一个给予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