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曾倡导过一场“农村合作运动”，在番禺的鱼窝头镇，曾经建立过一个“农村合作社”。

　　民国二十四年(1935)，陈济棠反蒋失败，宣告下野。蒋介石即委任余汉谋主管广东军政，任命黄慕松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伍观淇是黄慕松北京陆军大学时的同学，而且相交多年，黄任省长，随即强邀退居于禺北家乡的伍观淇出山相助。第二年，伍观淇出任广东农村合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伍观淇上任后，决心要实现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中“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即选择本县大沙田区的鱼虾窝(今鱼窝头镇，包括细沥、东深、沼尾等地)建立全省的第一个“农村合作社”，以翟维藩为社长，赵剑夫为自卫大队长，以推行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

　　鱼虾窝等地的沙田，多为一般地主的“散份田”，当时“合作社”宣布按“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实行“集田”。此举对禺南的地主带来了恐惧和打击，失去土地所有权的地主曾几次联名上告省政府，但都被驳回，说是“执行国父遗教”。“合作社”实行禁烟禁赌，剿匪抗租，且将范围扩大。到沦陷前夕，明令“集田”的旗帜已竖到东涌、沙鼻等地。强有力的地主集团土口沙湾留耕堂等，即派出一中队人马守护鱼虾窝以南的青罟沙，顶着伍观淇的“合作社”，阻挠其向南发展。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广东省部署抗日机宜，任命伍观淇为番禺县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任第二游击区司令，负责番禺、花县、增城、从化、三水等地的抗日游击战。他随即加紧训练我县这唯一的“农村合作社”民众，作好抗日游击战的准备。

　　广州失守后，县府所在地新造被炸失陷，国民党番禺县行署从新造撤到钟村，不久又从钟村经市桥迁至农村合作社所在地的鱼虾窝，后来又将县府行署搬至灵山龟岗下。当时市桥也沦入敌手，番禺县就只剩下鱼虾窝“合作社”和灵山的县行署两个抗日据点。“合作社”有一个大队的人马，兵力较强，由伍观淇直接指挥，下属为社长翟维藩和自卫大队长赵剑夫。灵山的县行署也有一个大队兵力，由何蹑天(联防主任)、朱宝鎏(大队长)及黄兰友(番禺、南海、顺德、中山四县联防主任)指挥。

　　李朗鸡(辅群)公开投敌，就任日伪旅长，为了雄踞禺南，决心扫平抗日力量向主子献功。于1939年发起对鱼虾窝“合作社”的进攻，但全社农民在翟维藩社长的指挥下，数度击退其进犯。后来李朗鸡要出击“合作社”，土匪出身、凶狠好斗的梁财仔愿效鹰犬，李朗鸡即封他为中队长，率领伪军和土匪进攻“合作社”。梁财仔带头冲锋，隐伏于最前沿的禾秆堆后，待枪声一停，便跃出冲前，随即被击中当场丧命;后来梁财仔的尸首用艇转运到沙鼻，由李朗鸡派人鸣枪下葬。

　　中队长被击毙，李朗鸡恼羞成怒，立刻调动大批人马，并勾结日本部队向“合作社”水陆并进，打了七天七夜，“合作社”弹尽缓绝，剩下的人员从滔尾渡过高沙，向县行署会合。全省第一个农村“合作社”从此沦入敌手。不两天，李朗鸡的伪军和日寇又乘胜攻占了灵山的县行署，何蹑天和朱宝鎏逃到香港，黄兰友逃到澳门接任了利树宗的番禺县长之职，及后潜回，匿藏于沙湾与古坝之间。“合作社”和县府的部分人员以及剩下的部队，经沙坪向西撤至三水与伍观淇总部会合。不久，广东成立第七战区，伍观淇所部列为第四挺进队(简称“挺四”)，直属司令长官余汉谋。

　　国民政府倡导的“农村合作运动”，称以“繁荣农村”、“解放农民”为宗旨，但各级官员推动不力，各省地主纷纷抵制，所办起的一批“合作社”多有名无实成效甚微。在广东，这场运动几无任何影响，番禺的这个“合作社”，也没有留下什么史料，今人已难知其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