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凤阳府城镇大王府村蔬菜专业合作社考察札记

　　一、大学生创业缘起与合作社的创立

　　2008年6月25日，“首都高校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促进行动”暑期调研团的安徽分队考察了凤阳大王府村蔬菜专业合作社。与其他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同的是，这个合作社是由到农村创业的大学生所主导组建的。2006年9月，凤阳县政府招聘大学生村官，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的时全满怀热情地报了名，结果如愿被录取。另外一位大学生阳新华，原来随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海南作志愿者，后来在凤阳挂职的中国人民大学王平博士把他介绍到大王府村，也作了村官。两位很有理想的血气方刚的大学生，就这样与凤阳县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了他们在农村的创业。

　　时全是学蔬菜种植专业的，因此很想在大王府村利用专业特长搞蔬菜种植，带动农民致富。凤阳县政府对大学生村官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在一个村形成一个大学生创业团队，创立一个产业、建立一个示范基地、组建一个合作社、联系一个龙头企业。这“五个一”目标使大学生村官在工作中有了明确的工作方向，其中组建合作社是大学生村官工作的核心。2006年入驻大王府村之后，时全等人就开始一边调研，一边酝酿组建合作社。一开始，农民对合作社不了解，有所顾虑，同时对大学生创业者也缺乏深入的了解，有不信任感，因此，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只有十几户。

　　2007年11月，大王府村蔬菜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随着农民对合作社的了解逐渐加深，加入合作社的热情逐渐高涨，第二批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猛增到69户。现在大王府村蔬菜专业合作社共有81户农民加入，已经有大棚蔬菜220亩，初步形成了一定的种植规模。第一年合作社种植的都是常规品种，如黄瓜、西瓜、圣女果等，现在则有7、8个品种，包括甜瓜、豆角、杭椒等。

　　从大王府村蔬菜专业合作社的效益来看，现在种植蔬菜的收入是每亩4500元左右，而原来一亩地种植其他农作物的收入只有700元左右，增加了5倍以上。可以说，合作社对增加农民收入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是合作社吸引更多农户参与的重要基础。由于时全在蔬菜种植技术方面有足够的支持，同时阳新华在开拓市场方面的有效工作，合作社有了一个比较好的起点。大学生村官在本村的威望也逐步建立起来，并取得了农民的更多的信任。

　　二、尝试“两社合一”，呼吁“合作社的合作”

　　大王府村蔬菜专业合作社为社员主要提供技术服务。为了对社员进行系统的蔬菜种植培训，合作社正在筹建“专家大院”，从省农科院和农大邀请专家为社员授课。合作社还统一采购建蔬菜大棚的原料，统一购买肥料。可以说，合作社为社员提供了全套的服务，从技术、物资供应、到种植过程和产品销售，合作社为入社农户解决了一系列难题。要素的整合使农民增加了收入，尝到了合作的甜头。

　　但是农民在资金方面的缺乏阻碍了其生产规模的扩大。现在，在凤阳县政府的鼓励和扶持下，大王府村蔬菜专业合作社正在酝酿“资金互助合作社”，实行“两社合一”，在合作社内部解决社员的资金问题。这个工作已经进行了一个月的宣传发动，但农民对资金互助社疑虑重重，并不是太积极。他们的利率水平定得比较低，月息在7厘5左右，与信用社基本持平。初步决定社员入股每股300元，作为资格股。现在有40户农户加入，每户投入了800元，资金全部存到信用社。他们还与县农信社联社联系，农信社决定给资金互助合作社贷款3万元。

　　在生产合作社中实行资金互助合作，是社员解决资金短缺问题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在目前正规金融体系融资环境趋紧、农民普遍面临贷款难的情况下，这种内部的资金互助尤其必要。小额的内部资金互助，彼此信任度高，风险小，值得提倡。但是在利率制定方面，笔者的意见是，利率水平不一定非要定得特别低。很多小额贷款机构的实践证明，利率定得太低，甚至远远低于均衡利率水平，就会产生很多弊端，几乎免费的事情往往不会取得好的效果。农民以极低的成本获得资金，就不会有很大的还款压力，反而助长了拖欠的心理。如果利率水平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平上而不是过低，就会给贷款的农户施加一定的还款压力，可以使他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尽管在资金互助合作社内部，利率可以尽量偏低一些，但过低的利率会助长道德风险，这一点很多资金互助社应加以注意。

　　在访谈过程中，时全等合作社负责人谈到了联合社的问题，并呼吁政府支持他们搞合作社的协作组织。时全认为，单一的蔬菜合作社规模小，技术慢慢就会落后，技术更新非常困难。他们呼吁成立联合社，定期交流信息，尤其是关于技术和产销方面的信息。同去调研的凤阳县农委的张金荣先生认为，联合社确实是农民合作社的自发需求，现在凤阳的蔬菜协会很少，应该成立这样一个协会，协会可以由各个蔬菜合作社联合而成，协会的治理结构可以由各蔬菜合作社选举协商产生，农委进行外部的扶持。甚至不同专业的合作社也可以互相联合，共同成立一些直销店，把不同的产品放到一个直销店销售，这样就减少了成本，提高了规模效益。比如说富硒大米合作社、蔬菜合作社、养鱼合作社等，就可以联合起来，建立自己的直销网络;再比如，凤阳的很多有特色的地方农产品也可以放在一个直销店进行销售，打出凤阳的品牌。当然，这些行动，没有政府的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张金荣先生认为，合作社必须会经营，要有适当的盈利，要学会闯市场。因此，政府应该帮助合作社进行产业化的尝试，正确引导，不能放任自流。

　　通过在大王府村蔬菜合作社的调研，我们感到，对于合作社内部的资金互助和成立合作社的联合社，确实是农民在组建合作社的过程中必然遇到的问题，也是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必行的道路。现在，从国家的法律来看，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还没有对合作社内部的资金互助和联合社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当然更没有适当的鼓励和扶持措施。因此，法律上的突破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三、嵌入式结构、文化排异与合作社自生能力培育

　　我们在合作社的院子里，享受时全和阳新华两位大学生村官给我们摘来的小西瓜和圣女果。我们愉快地交谈着，望着一片片大棚蔬菜，想象着合作社不断发展的远景，我内心不禁为创建合作社的这些大学生的敬业精神以及他们对乡村对农民的深厚感情而感动。他们在乡村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创业，同时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其中最大的一个挑战是如何融入这个陌生的村落，如何与当地的文化融合为一。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这些大学生属于从一个传统社区以外移植过来的、通过 某种制度设计而嵌入到该固有社区的一种“嵌入式结构”。一个“嵌入式结构”，必然存在一个如何与原有的传统的乡土结构进行对接与融汇的问题。这些大学生，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无疑地，村民是依赖他们的，他们的技术和知识可以使乡村很多东西得到积极的改变。时全就深有感慨地说，现在村里的老百姓离不开我们了，很多生产上的技术问题都找他们，一些生活上的问题也找他们。

　　但是，要深深融入这个村，与当地的村民打成一片，真正成为一个村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需要长久的努力。乡土社会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有非常牢固的内部结构，这种结构经过非常悠久的历史建立起来，逐渐固化和封闭化。一个外来的大学生，或者从外面派来的官员，要想与这些村落融为一体，使自己不再成为“外来人”，面临的困难是很大的，有时甚至是基本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传统的乡土结构是在是太牢固了。比如，沈浩作为一个滁州市的官员，被派到凤阳县小岗村担任村党委书记，政府试图通过这种外派干部的方式来解决小岗村的发展问题。但是沈浩这个“嵌入式结构”必然遭遇小岗村原有“乡土结构”的强烈的“文化排异”。被派到村里的大学生村官也面临同样的遭遇和困境。这也是全国很多大学生村官被派下去不久就以各种理由返回城市的根本原因。由于文化排异，他们在当地村落几乎就是一个“摆设”，而很难发挥实际的作用。大学生一走，当地的一切又恢复原样。

　　凤阳县为了解决这个“文化排异”问题，创造性地尝试了“一村一组大学生”的作法。一组大学生进入一个村子，解决了一个大学生进入一个村子后孤军奋战的困境，一组大学生之间可以展开协作，可以互通声气，可以交流思想。同时，一组大学生进入村子，合力增强了，各种工作开展的效率大为提高。但是，“嵌入性结构”所面临的“文化排异”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这些村官在一起，形成一个小群落和小圈子，仍旧没有与当地的社区完全融合，他们在当地所得到的信任仍旧是有限的。在推行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们遭遇的阻力和困难仍旧很大。村民也许认为他们干一两年就走，因此彼此之间难以形成一种长期的信任。要使农民把村官看成“自己人”，这个过程恐怕很漫长。

　　因此，农村根本的出路还是在于培养农村自己的“带头人”。这些人必须是一个农村社区“自生”的，是天然属于这个社区的;他一定是“内生”的，而不是外部力量强加的。一些村里的能人(包括这个村里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之所以能够成功领导一个村致富，获得村里人的极大信任，关键在于这些人是“内生的”力量，而不是外部“嵌入”的力量。在花费大量成本培育大学生村官(大学生村官在凤阳每月财政拨1100元)的同时，是否可以花一些气力培养一大批村里的能人，这是各地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毕竟，大学生村官真正最后留在农村的为数很少，他们走了之后怎么办?最终还是要靠农村自生能力的培育。

　　四、总结：关键在于合作社理念的传播和教育

　　在凤阳大王府村蔬菜合作社一天的考察，给我很多启发和思考。回来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农民为什么对合作充满疑虑?为什么在很多地方合作社的发起困难重重?

　　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农民对合作社还存在很多误解，他们不了解合作社，不了解合作的途径和意义，不了解合作社的内部治理与运行规则。我国的合作社运动，最早是一批知识分子从欧洲和日本等地将合作社的制度移植到中国来，在中国农村不遗余力地推广合作社。这批知识分子的执著、勇气与担当，是很令人敬佩的，其中不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但是，由于合作社制度是简单地由外国引进，是典型的舶来品，因此到中国来之后就不可避免地遇到水土不服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们前赴后继，对合作社的热情一直未减，但是能够办好而且能够长久持续的合作社寥若晨星。

　　20世纪30年代以来，当时的国民政府也积极推行合作社，不仅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而且还制定了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建立了相应的政府机构来推动合作化。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更是积极推行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但因为当时意识形态和特殊的历史背景，导致合作化运动在很短的时期内便迅速升级，由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跨越式地进入了共产主义的“大同社会”。这种非常规的发展方式，最终导致人民公社体制在20世纪70年代的几年间就迅速土崩瓦解，几十年的合作社运动归于失败，农村仍旧回到小农经济之中。

　　回顾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政府一厢情愿地极力推行，不管客观的生产力条件、不顾当时农民的认识与理解水平、不顾农民的个人意愿，就强力地推行合作社，而且在短时间中进行了超常规的“过渡”，这是合作社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由于合作社的社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丧失了“退出权”，因此他们的理性选择必然是在合作社内偷懒和搭便车。人们的合作社意识逐渐淡薄，而代之以对合作社制度的消极抵制。

　　因此，合作社的成功，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条，就是合作社一定要实现“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这是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重要标准。合作社也是如此。惟有实现“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惟有赋予每一个合作社社员自愿加入和自愿退出的权利，合作社才会有效率，也才会有持久的成功。如果剥夺了合作社社员的退出权，合作社社员不是自愿加入也不是自由退出的，那么合作社就失去了生命力。

　　第二条，合作社的成功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生产力条件。在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农民会自发产生合作的需求，借以改善自己的生产条件和市场环境。但一定不是拔苗助长式地不顾客观的生产力条件而硬性推行合作制度。超越生产力条件，不尊重农民的自发需求和自主意愿，其结果只能是与初衷背道而驰。历史上的教训不可不汲取。

　　第三条，合作社的成功必须有赖于农民内在的合作精神的发扬。很多办合作社的朋友对我说，农民的素质低，难以搞好合作社。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实际上，不是农民的素质问题，而是农民对历史上的那种合作社心有余悸，因此对建立合作社抱有警戒心理和误解。他们担心加入合作社后会失去自由，担心合作社这种制度会剥夺他们的一些权利。农民的观望和怀疑是有道理的，这说明农民是一个高度理性的群体，他们的保守，是现有资源约束条件下和抗风险能力条件下的一种理性的选择。政府、媒体、学术界的使命，就是要向农民介绍正确的合作社理念，让这种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发挥他们伟大的合作精神。

　　很多人会有疑问：中国人有没有合作精神?我认为，中国人，包括中国农民，也是有合作精神的，关键是要以正确的方式来激发这种合作精神，并用合适的制度框架来保护和扶持公民的合作。农民有合作的自由和权利，政府的责任是保护这种自由和权利，并以切实的政策扶持农民合作。但是，在所有工作中，最基础的还在于教育，在于对农民进行持久的合作精神的培育。这是一项困难的工作，也是一项必要的关键的工作。没有合作精神作为根基，合作社就失其根本。有些合作社仅仅关注营销、市场与技术，而不注重以长远眼光培育农民的合作精神，不注重合作理念的灌输与渗透，实为本末倒置。

　　2008年7月13日于西二旗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