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治水一向是农业丰收的前提。历朝历代都把治水看做是头等大事。在粮食可以从地球另一面运来的今天，为了保障粮食安全，中国仍在灌溉基建方面不惜成本。水利之所以对于中国农业非常重要，是独特的气候和土壤决定的。

　　先说天气。季风带来的水汽，八成多来自印度洋，其余来自太平洋。迎面撞上从中亚和蒙古方向刮来的冷风，就会形成降水。降水量不少，在南方足够种亩产最高的水稻，在北方也能够养活小麦。这些降水集中在夏季，那时日照长而炽烈。雨热同期保证了中国广袤土地上普遍的高产，让欧洲和中东农业羡慕。

　　但季风气候也让中国的旱涝灾害频繁。由于季风和西北风并不稳定，相遇位置变动很大。所以今年风调雨顺，明年可能滴雨不下，后年则泛滥成灾。在北方要抗旱，就不得不建造水库储存夏季降水;在南方要排涝，就得开挖沟渠和清浚河湖。

　　再说土壤。中国北方厚积着远古刮来的黄土。黄土富含钾、磷、钙等矿物质，水分充足的话，就孕育了肥沃的农田。夏季的暴雨后，洪水裹挟了大量的黄土，这既是威胁又是机会。

　　在1936年出版的名著《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学者冀朝鼎写道：“为了得到这种携带泥沙的水流，并将其导入农田，从而达到灌溉、施肥与防洪的三重目的，农民们则开挖了各种沟渠;而对于大型的沟渠，就由政府主持开挖。”

　　同古代埃及一样，中国农业依赖淤泥。但中国人不能等待尼罗河一年一度的泛滥，而是得建造复杂的水利系统，利用和防范洪水。许多学者认为，这让古代中国人变得更加勤奋和聪明。

　　而水利系统往往庞大到超出了村子和乡镇的范围，又缺少相应的农业组织，比如大地主庄园去经营，就不得不依靠跨地域的政府来修建和维护。

　　在马克思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看来，治水的必要决定了东方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小农的生计依赖水利系统，而他们又不能自发组织经营，因此期望一个绝对权威来协调。在中国等灌溉农业国家，官员必须负责水利和赈灾，以保障社会安全。

　　在缺乏组织性的小农主导、又依赖大规模人工灌溉的国家，水利工程总要“公家”才能办成，而治水成功的“公家”由此具备了政治权威性。

　　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政权兴起时，都要建设和修葺水利设施，以保障农业富足。同时这也是出于稳定社会的考虑。新中国成立后，上个世纪50年代，依靠农民合作社的组织，农村进行了规模宏大的水利建设。根据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孟凡贵的统计：“截至‘五五计划’结束时的1979年，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4，居世界首位。”

　　尤其在北方，长期疲弱的水利设施得以振兴。孟凡贵研究员认为：“在新中国新的灌溉面积中，有2/3增加在北方。比如，华北平原的灌溉密度就一跃提高到了74%，超过了南方平原地区，也超过了‘都江堰’等经典灌区。”

　　在市场化的今天，农村旧体制的转变带来了古老的组织难题——水利谁来管?一些学者指出：近年来多次旱涝灾害，主要原因来自小水利长期老化失修。农村缺乏自发组织性，造成了小水利没人维护。“公家”出面办水利，由“一号文件”确定，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