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85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三农”面貌改变最快的7年。

　　1978年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开始在全国逐步铺开，这种包死上缴国家基数、剩余归家庭所有的产权安排，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产量和农民收入都大幅度提升。

　　6年时间粮食产量跨万亿吨台阶。从1949年11318万吨产量始，跨上2万万吨用了17年时间，跨上3万万吨吨用了12年，而从1978年到1984年就跨上3万万吨台阶，只用了6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粮食产量增长最快的时期。

　　7年时间农民收入增长197.6%。与此同时，农民收入也大幅度提升。从1978年到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GDP和国家财政收入分别增长115.23%、197.6%、147.34%和77.06%。农民收入增长分别高于城镇居民收入、GDP和财政增长82.37、50.26和120.54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由78年的2.57：1下降到1.86：1。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

　　然而，这种建立在原始生产力水平上的“小农经济”形式，生命力不可能长久。随着乡镇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用工制度自由化，农民向工业领域转移势不可当。种粮本来就属于弱势产业，再加上一家一户小农经济形式，外出打工成为农民优先选择。农资与粮食的价格差越拉越大，最近25年，农资价格上涨了大概20倍左右，而粮食价格上涨只有6倍左右。农民外出打工的收入与在家种粮的收入差距也愈拉愈大，过去是在家种粮一年的收入赶不上外出打工一个月的收入，有的在家种粮一年的收入赶不上外出打工半个月的收入。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农民工待遇不断提高，越来越多农民告别田地，农村土地经营出现撂荒变得不可避免。正是由于种粮收益太少，随着农民进城就业选择性加大，农村土地撂荒严重。

　　1985年以后，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增长明显缓慢。

　　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仅相当于国家财政增长幅度的三分之一。从1986年到2010年，只有6个年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期间，城乡居民收入、GDP和国家财政收入分别增长2485%、1389%、4314%和4044%。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由1985年的1.86：1上升到3.23：1。

　　1996-2010年14间粮食产量仅增长8.3%。我国粮食产量从3万万吨到4亿万吨只用了6年时间，1984年达到了40731万吨，从4万万吨跨上5万万吨用了9年时间，1996年50454万吨；而从从1996年开始，我国粮食产量进入了进入徘徊期，一直到2008年才越过1996年的记录，粮食产量达到52871万吨。2010年粮食产量虽然连续7年增长、达到54641万吨，但这14年的时间里仅增长了8.3%。

　　维持粮食产量依靠使用化学肥料。在农民积极性下降、土地撂荒严重的情况下，维持粮食产量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加大化学肥料使用量和转基因高产植物。化肥的大量使用使土地“板结化”，农药大量使用破坏了环境，同时给人民生命健康带来日益严重的影响。

　　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后患无穷。一是生物安全性、对身体是否伤害没有定论；二是转基因作物本身稳定性(能力退化)；三是有的本身具有药物性(美国玉米发现能够杀死人类精子)；四是收获的种子不能繁殖，从而剥夺农民天然拥有的留种权；推广后可能传统农业灭绝。

　　目前，由于城镇化率太低，由于城乡二元分割，农民缺少社会保障，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仍然原始，土地仍然是农民“保命”的饭碗，分散经营的承包制还必须坚持下去，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仍然是十分遥远的理想。去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大一些，是国家加大惠农政策的临时性的反映，这种优惠政策只能发挥短暂作用，农民增收、粮食增产的根本问题不可能解决。解决农民问题唯一出路是工业化、城镇化，是农村人口的大量减少，是农民大量向工业领域转移。

　　我国“三农”问题至少在“十二五”期间，仍然是整个经济发展的瓶颈!农民增收问题很难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