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媒体报道，安徽临泉县犯罪嫌疑人戴庆成，在17年时间里，涉嫌犯下强奸案116起，多数还实施了抢劫。嫌犯“侵害目标明确：留守妇女，家中无青壮劳力，这些妇女不敢抵抗，同时因社会压力，也不敢报警”。报道称，这“凸显了打工潮下乡村治安问题”。

　　犯案百余起，持续17年未被警方察觉和抓获，让人心惊。

　　而且，从报道中可见，这不是孤例、特例，也并非个别现象。警方在排查中发现，入室强奸、抢劫案频发，某镇一月中就发案4起，被拘的嫌疑人中，孙姓男子交代了十多起，晏姓男子交代了数起……诚如报道所言，这是农村社会层面的一个治安问题。但如果不止于表面就事论事，那么显而易见，这远不只是一个治安问题。

　　警方将农村警力匮乏，治安经费窘迫作为未能及时防治此类案件频发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关键在于，巨大的治安和维稳投入，并非治本之策。事实上，就临泉县而言，395个村都安装了视频监控，还在全县4万多户人家，试点过“黑猫警长”报警器，也尝试推广过“气死贼”、“吓死人”等自防工具。“安徽临泉警方作了多种尝试，但遇到种种难题。”—客观而言，警方并不能承担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的全部责任。“如何加强农民防范能力，维护农村社会安全?”不是仅仅靠加大警力和财力的投入即可以解决的，而是必须正视农村空洞化的现状，了解其成因，直面其弊端，并下决心锐意改革，才有可能让基层社会重获生机和活力。

　　发生在临泉县这起恶性案件，并非一个简单的治安案件，而是中国一些农村空洞化的恶果显现。而农村空洞化将引发劳动力流失、资源浪费、育子养老的家庭功能弱化，婚姻情感生活不健全，家庭伦理倾覆等等社会问题。也就是说，青壮劳力绝大部分外出务工谋生，老弱妇孺留守农村，残缺的家庭结构，畸形的婚姻状态，不但是相关制度和政策滞后的结果，也是各类犯罪活动的温床。

　　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其完整健全与否，对社会稳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进一步，还可以将正常的婚姻和健康感情生活认定为和谐的源泉，也就是社会和谐的根本，社会治安的基础。

　　甚至殖民地时代野蛮的殖民者也明白这一道理。史载，西方殖民者就曾经向清王朝政府施压，要求开放华工家属移民，以确保劳动力稳定。简单而言，如果城市不但接纳强壮劳力，也接纳他们身后的老弱妇孺，或者上述受害人家庭和婚姻处于团聚的正常形态，如此怵目惊心的恶性案件也许不可能发生。

　　从另一个角度看，农村的社会治安问题的改善和解决，如果只依赖政府投入，也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人是社会动物，原子化的生存状态，是一种恐惧的生存状态。而自觉、自主、自组织以及社会资源的引进，才是形成公序良俗，重建乡村伦理和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

　　在这一方面，公共资源的公平配置尤为重要。

　　具体而言，尽快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反哺农村缩小城乡差距，才是解决农村空洞化的正道。

　　世界城市化进程的经验也表明，农村和乡镇经济发展不协调，大中城市也会沦为农村海洋中的孤岛：一旦农村无法呼吸，那么城市也将窒息。这句出自欧洲政客之口的经验总结，值得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