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试图应用行动者网络理论作为基础理论，分析内生和外生力量如何联结起来共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并以河南省缑氏葡萄专业合作社、大口蔬菜专业合作社、南马庄大米生产者合作社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不同区域环境造就了不同的行动者，使得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不同的形成路径。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路径；区域环境；行动者网络理论

　　项目来源: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编号: B345)；河南省社科联、经团联调研课题(编号: SKL-2010-2979)；洛阳师范学院培育基金资助项目

　　一、引言

　　在农户原子化的状况下，对于单个农户而言，发起创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不符合个人理性，因为别人将得以“搭便车”。而且，小农户在资金融通、人力资源、组织网络、物质资产等资源禀赋上的种种缺陷也导致他们难以内生出合作社(张晓山，2002)。在合作社创建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与外生力量(如涉农企业、供销社、政府部门等)有所关联，因此，合作社形成过程不仅应强调内生力量(如农户、乡村精英等)的作用，也应注意内生与外生力量的联结。本文在阐述内生与外生力量在合作社形成过程中同等重要的观点时将引入ANT作为基础理论，并分析内生与外生力量是如何进行联结的。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ANT)注重研究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关系等，认为各种社会联系是通过各种人类的、自然的以及社会的主体联系并发展的(Dicken，2001)。行动者网络理论中，行动主体被看作是异质型网络的集体能力，行动者网络是由大量不同的元素组成的，不仅包括社会关系，还强调行动者之间的人类和非人类关系。按照行动者网络理论，这些关系只有通过持久而有弹性的物质、自然与技术的紧密联系才能经受起时空考验(李小建，2007)。基于ANT的合作社形成路径将重点考虑经济因素之间相联系的特性和内生、外生力量之间的互动平衡，强调各类行动者是如何通过共同构建行动者网络以促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

　　二、基于ANT分析合作社形成路径的个案研究架构

　　(一)行动者网络的构建

　　一个行动者网络构建过程如何?卡龙(Callon)通过对圣柏鲁克湾海扇贝养殖案例的分析，描述了一个由海洋学家、渔民、海扇贝、海湾以及多样的技术等元素所构成的网络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在该案例中，行动者网络的构建主要包括确定网络的行动主体、分析行动者的转译过程、检验该行动者网络运作的结果。其中“转译”过程是卡龙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卡龙分辨出五个转译的关键：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异议。在这些“关键”当中各主体之间需有共同的必须通行OPP为海扇贝能附着且认定每一个主体会因此而获利(Callon，1986)。由此可见，ANT更加详细地阐述了网络的构建过程，更偏重于动态描述网络的形成，一个行动者网络的构建完成就意味着一个相对稳定的网络结构系统的形成。

 

　　(二)基于ANT分析合作社形成路径的个案研究架构

　　根据ANT及内生与外生力量联结促成合作社形成的主张，并参考关于ANT的相关分析(李承嘉，2005)，构建ANT被运用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由内生与外生力量联结而形成的理论基础，有如下三个方面：

　　1.人类与非人类的对等性。在内生与外生力量联结促使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的过程中，强调本地资源借助外界资源使得合作社得以创建。此时，把非人类与人类对等看待，由人类与非人类共同联结成一个异质行动者网络，此行动者网络的构建成功才意味着合作社开始了运作。

　　2.内生力量与外生力量的联结。在合作社的形成中强调透过内生与外生力量的联结使二者受到同样的重视，更符合合作社创建的特征。基于ANT观点，合作社的形成是利用网络中行动者的行动来替代空间上内外区隔，通过行动者的网络把行动者联结起来，这意味着一旦网络建立起来则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差别将变得次要，取而代之的将是跨越空间的行动者网络。

　　3.行动者网络、合作社与乡村环境的共构。合作社行动者网络的形成与合作社所在乡村环境具有互动的影响关系。区域环境中各要素主体建构了形成合作社的行动者网络，而基于区域环境关联性，合作社的形成必将对其周围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

　　为了探讨内生与外生力量如何联结使得合作社形成，需要建立一个以ANT为理论基础的研究架构。

　　根据研究需要，将ANT主要内涵与内外生力量联结形成合作社的内容进行对应的整理(见表1、2)。

 

　　除了划分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之外，在应用ANT分析合作社形成时还需要根据案例合作社形成的实际情况，构建促使合作社形成的行动者网络。根据前述，在该行动者网络的建立中需要确认网络应涵盖的主体，分析行动者的转译过程，观察网络运作的结果。用ANT分析合作社形成的个案研究架构如图1所示。

　　三、将ANT用于不同环境下合作社形成的个案研究

　　为了验证ANT解释不同环境下合作社形成过程的实用性，本文将选取河南省典型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个案研究样本。

　　(一)案例合作社的选取依据考虑到研究重点，将依据以下原则对合作社进行筛选：(1)择优原则。由于目前多数合作社处于起步阶段，则需选择发展情况良好、组织结构紧密、规范性强的合作社作为研究案例，因此，以河南省农业厅于2006年底收录的177个市级以上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抽样对象。(2)代表性原则。代表性原则分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河南省合作社分布于多个领域，其中从事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占到76.4%，最具有代表性，因此，将选择范围确定在种植业和畜牧业领域；另一方面，由于研究重点是不同环境下合作社的形成路径，不同的区域环境培养出不同的合作社牵头创建者，也就是说，合作社的牵头者与特定区域环境密切相关，案例合作社将在不同类型的合作社牵头者中选择。(3)可行性原则。虽然合作社成员的分布存在跨村、跨乡镇的现象，但是河南省农民合作社成员有55.7%集中在本村内，且平均成员数仅为246个(户)，在成员规模如此小的情况下，不同环境对合作社形成路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村域范围内。因此，案例合作社主要选择成员多数集中于一个村落范围内的。

　　依照上述原则层层筛选以及实地调查访谈的结果，最终确定了3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案例合作社，即位于缑氏镇唐僧寺村的缑氏葡萄专业合作社、位于大口乡韩村的大口蔬菜专业合作社、位于三义寨乡南马庄村的南马庄大米生产者合作社。

　　(二)缑氏葡萄专业合作社的形成路径

　　通过对缑氏葡萄专业合作社的实地调研，其形成主要是由于当地葡萄的生产和销售的需要，其关键因素包括特色农产品葡萄、镇政府支持葡萄种植及合作社发展的政策、村干部的积极配合、乡村精英的组织能力、其他组织机构的带动能力及普通小农户的合作精神等。对上述因素进行归纳整理，可得到影响缑氏葡萄专业合作社形成的有关重要因素及其内生或外生因素的划分(见表3)。

 

　　缑氏葡萄专业合作社的形成交织着内生及外生的因素，内生和外生因素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政策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推动下，镇政府实施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目前葡萄产业已成为市农业五大主导产业之一；近年来，市政府一直大力支持鲜食葡萄产业的发展，以缑氏镇为重点，形成了万亩葡萄走廊，获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认定；各级政府连年推出相应的政策鼓励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这些政策支持均属于外生因素。(2)资金方面。地方龙头企业唐僧寺村葡萄发展有限公司在合作社成立时出资20万元低息贷款给入社农户发展葡萄种植业，是合作社的主要筹建者。由于合作社的主体是农民，这些来自于企业的资金可视为引进的资金。此外，部分农户的入股资金以及农户种植葡萄投入的成本是农户自有资金，因此合作社的形成同时有来自外部和内部的资金支撑。(3)资源方面。该地区气候温和，土壤含钾量大，光照时间充足，水利资源丰富，非常适合葡萄的生长，比全国其他地方早熟半个月左右，鲜食葡萄粒大、色艳，含糖量高。农户的葡萄种植技术普遍较高。这些独特的资源优势属于形成葡萄专业合作社的内生因素。(4)参与者方面。包括了镇政府、唐僧寺葡萄发展有限公司、村基层干部、乡村精英、普通农户。依照合作社以农民为主体的原则，镇政府和唐僧寺葡萄发展有限公司属于外生因素，其余参与者显然属于内生因素。(5)结果方面。合作社的创建促进了当地葡萄产业优化，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提高了入社农户收入；同时，合作社将鲜食葡萄运往外地销售，避免在本地狭小市场内激烈竞争，并满足了外地市场的需求。根据上述因素的区分，这些内生、外生因素交织共同促使缑氏葡萄专业合作社的形成。整体而言应属于混合依赖外生与内生力量的形成模式。
 

　　进一步分析促使缑氏葡萄专业合作社形成的行动者网络。

　　1.行动者与必须通行点(OPP)。促使缑氏葡萄专业合作社形成的主体也是构成行动者网络的行动者，包括缑氏镇政府、唐僧寺葡萄发展有限公司、村基层干部、乡村精英、普通小农户，还包括葡萄产品。这些行动者中葡萄产品属于非人类，其余属于人类(包括个人和组织)。这些主体共同的必须通行点是“相信通过创建葡萄专业合作社能够促进当地葡萄产业的发展，并且每一主体都能因此而获得各自的利益”。创建缑氏葡萄专业合作社的主体与必须通行点如图2所示，其中显示了各个行动主体为了达到各自的目标而必须在构建网络过程中排除的障碍。

 

　　2.译过程分析。行动者网络组构最重要的是转译，结合前文所述的“五个转译的关键”，以下也将分为五个部分来进一步说明：(1)问题呈现：各行动主体共同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创建葡萄专业合作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创建葡萄专业合作社的行动者网络构架逐渐形成。(2)征召：在这个网络中，每个行动者必须被赋予相互都可以接受的任务。首先龙头企业受到镇政府的征召而牵头创建合作社。政府还征召了唐僧寺村基层干部，动员葡萄种植农户参加合作社。在创建合作社的过程中政府往往是征召主体。村内乡村精英受到村干部和龙头企业的征召，率先参加合作社并带动普通小农户。广大小农户受到村干部和乡村精英的征召成为合作社的主体。上述各个被征召的主体都直接或间接地促使合作社的形成。(3)利益赋予：利益赋予是主体间用来稳定其他行动者任务的手段。在网络中，各个主体的利益分别为：镇政府希望通过合作社带动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龙头企业希望通过合作社获得质量和数量更有保障的新鲜葡萄，增加公司利润；村干部希望通过合作社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改善乡村治理环境；农户希望通过合作社提高收入。(4)动员：通常，政府对公司及村基层干部有较强的动员能力，但对单个农户的动员能力则较弱。乡村精英往往在农村威信较高，对普通农户的带动力及凝聚力十分巨大。(5)异议：在这个已经形成的创建葡萄专业合作社的行动者网络中由于行动主体之间背景差异很大而必然存在一些异议，正是这些异议使得网络产生了变化的动力。如入社农户私自避开合作社销售农产品或自行购买不符合合作社标准化要求的农资，这些均将导致合作社运行受阻。总之，如果网络中行动者在网络运作过程中不能获得必要的利益，将致使原先的网络重构甚至瓦解。
 

　　按照上述，创建缑氏葡萄专业合作社的行动者网络中行动者的转译与相互关系即行动者网络图如图3所示，该网络图也反映出缑氏葡萄专业合作社的形成路径。

 

　　3.类主体与非人类主体的对等性。从网络的行动者及其转译过程中可以观察出每一个行动者扮演的角色，但在这个网络中仍然看不清楚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对等性。在构建缑氏葡萄专业合作社的行动者网络中，葡萄产品与镇政府、龙头企业、村干部、乡村精英及普通农户等主体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葡萄保鲜期短、不易运输等产品特性，加之葡萄种植购销体系不健全产生了创建合作社必要性。葡萄产品只有通过合作社组织方式才能提高自身的价值，葡萄生产专业化、规模化、市场化的需求是合作社组建的前提。因此，在葡萄专业合作社形成中葡萄与其他人类主体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色。

　　此外，如果把该地区的自然环境资源与农业技术视为行动者而纳入到创建葡萄专业合作社行动者网络的一部分，则农户的葡萄种植技术及龙头企业引进的新技术等非人类主体对合作社的创建也必不可少。而且该地龙头企业为了提高收购葡萄的品质，积极引进新葡萄新品种、新技术向基地农户推广，在该地区已形成了规模较大的葡萄生产基地。
 

　　4.络运作分析。透过行动者网络图分析说明，镇政府积极支持葡萄产业的发展，虽然地方政府在地区发展中扮演着相对有力的角色，但是在创建合作社中的力量相对较弱，主要是通过相关农业政策进行远距离统管；唐僧寺村村干部向农户宣传合作社极大地加快了合作社创建，并借助合作社促进乡村治理水平提升；唐僧寺葡萄发展有限公司在合作社创建过程中是重要的牵头者，提供了资金、技术、购销等服务支撑，是网络中最具有支配力量的行动者之一；农户中的精英是普通小农户入社的榜样，部分乡村精英承包起了几十亩甚至上百亩葡萄园，成为葡萄种植大户，还有个别乡村精英筹建了葡萄加工企业，由种植户变成为企业家；普通小农户变成专业化种植葡萄的果农，同时合作社及葡萄产业的繁荣也吸引了周边农户种植葡萄，成为葡萄种植户及合作社的潜在社员；葡萄产品通过合作社实现了品质提高，并经过统一品牌包装，从以前的一般品质普通葡萄变成了优质的、具有品牌的葡萄产品，身份发生了转变，且90%以上葡萄产品售往广东、广西、湖南等地区，从外地赚取经济利润，还有部分葡萄通过深加工成为葡萄酒等深加工产品，进而实现了葡萄产品自身价值的增值。

　　(三)大口蔬菜专业合作社的形成路径

　　大口蔬菜专业合作社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当地温棚蔬菜销售的需要，对促使该合作社形成的有关重要因素及其内生或外生因素的划分归纳整理见表4.与缑氏镇葡萄专业合作社相比，其创建主要是由蔬菜销售经纪人牵头的，没有企业和村干部的直接参与。(1)政策方面，大口乡通过免费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大力宣传合作社，又因韩村蔬菜销售经纪人十分活跃，具有创建合作社的潜在意愿和能力，成为政府动员的主要对象，政府政策及宣传动员属于外部因素；(2)资金方面，由该村销售经纪人牵头，10个农户共出资30万元组建合作社，属于内生因素；(3)资源方面，韩村土地平坦肥沃，水利资源丰富，非常适合蔬菜种植，该地区有20余年种植温棚蔬菜的传统，农户有丰富的温棚蔬菜种植经验技术，属于内生因素；(4)参与者方面，包括了大口乡政府、乡村精英(销售经纪人)、普通小农户，大口乡政府是外生因素，其余属内生因素；(5)结果方面，与缑氏葡萄专业合作社类似。

 

　　根据上述因素的区分，与缑氏葡萄专业合作社类似，也是内生外生因素交织着共同促使大口蔬菜专业合作社的形成，也属于混合依赖外生与内生力量的形成模式。

　　促使大口蔬菜专业合作社形成的行动者网络组构分析：(1)行动者与必须通行点(OPP)。创建大口蔬菜专业合作社的主体与必须通行点如图4所示，图中还显示了各个行动主体为了达到各自目标(即获得各自利益)必须在构建网络过程中排除的障碍。(2)转译过程分析。创建大口蔬菜专业合作社的行动者网络中行动者的转译与相互关系即行动者网络如图5所示。这个网络图也反映出大口蔬菜专业合作社的形成路径。(3)人类主体与非人类主体的对等性。在构建大口蔬菜专业合作社的行动者网络中，蔬菜产品与其他人类等主体具有同等重要性。而且地区自然资源与蔬菜种植技术等非人类主体对合作社的创建也是必不可少的。(4)网络运作分析。透过行动者网络图分析说明，乡政府主要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撑，在该网络中权力力量相对较弱；该村蔬菜销售经纪人是创建合作社的重要牵头者，是网络中最具有支配力量的行动者之一；除了销售经纪人外，其他乡村精英也是促使合作社创建的核心成员；农户中的普通小农户是合作社创建的基础；蔬菜通过合作社的粗加工、精包装，实行品牌化经营，提高了产品价值。

 

 

　　(四)南马庄大米生产者合作社的形成路径

　　南马庄大米生产者合作社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当地政府部门的大力推动及村干部的带动，对促使该合作社形成的有关重要因素及其内生或外生因素的划分及归纳整理见表5.与缑氏葡萄专业合作社和大口蔬菜专业合作社相比，南马庄大米生产者合作社在创建过程中，县政府及“三农”问题专家学者的推动作用显着。(1)政策方面，县政府积极引导动员及大力扶持合作社，县农业局还推荐南马庄村支书到河北定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参加培训，其属于外部因素。(2)资金方面，乡政府拨款1000元，并为合作社筹建办公场所；“三农”专家学者为合作社出资5000元作为启动资金，并帮合作社无公害大米项目争取到农业部10万元的扶持资金；部分农户也有入股资金，除农户的资金外其他均属于外生因素。(3)资源方面，南马庄村北邻黄河，引水灌溉便利，该地区有20余年种植水稻的传统，农户种植技术经验丰富，这些资源均为内生因素。(4)参与者方面，不仅包括乡村精英、普通小农户及村干部，还包括县政府和“三农”问题专家，前三者属内生因素，后两者属于外生因素。(5)结果方面，除了与前两个合作社类似之外，南马庄大米生产者合作社还创建了自己的大米加工厂，属内生因素。

　　与前

 

两个专业合作社相同，南马庄大米生产者合作社的形成也受到了内生、外生因素的共同影响，也属于混合外生与内生力量的形成模式。

　　促使南马庄大米生产者合作社形成的行动者网络组构分析：(1)行动者与必须通行点(OPP)。创建南马庄大米生产者合作社的主体与必须通行点见图6，图中还显示了各个行动主体为了达到各自目标(即获得各自利益)必须在构建网络过程中排除的障碍。(2)转译过程分析。创建南马庄大米生产者合作社的行动者网络中行动者的转译与相互关系即行动者网络如图7所示。该图也反映出南马庄大米生产者合作社的形成路径。(3)人类主体与非人类主体的对等性。在构建南马庄大米生产者合作社的行动者网络中，无公害大米与县政府、村干部、专家学者、乡村精英及普通农户等主体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地区自然资源与无公害大米种植技术等非人类主体对合作社的创建也是必不可少的。(4)网络运作分析。透过行动者网络图分析说明，县政府积极推动合作社的发展，但是县政府在该网络中权力力量主要凭借南马庄村干部得以发挥，村干部成为网络中具有支配力量的行动者之一；专家学者培训了村干部及乡村精英并帮助合作社获得资金，是网络中具有较强力量的行动者之一；在村干部的扶持下，乡村精英成为创建合作社的重要带头人，是网络中最具有支配力量的行动者之一。

 

　　四、结论与启示

　　由于存在集体行动的困境和组织创建成本，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并非仅有农户单一力量的推动，涉农企业、政府部门等利益相关主体也是推动合作社创建的重要力量。由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联合行动组建合作社成为必然。而且，在合作社的形成过程中非人类与人类行动者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由人类的与非人类行动者共同联结成的异质型行动者网络是合作社形成的基础。因此，应用ANT作为探讨不同环境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路径的理论基础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各级政府总是具有合法性赋予权的关键性行动者。由于大部分农村地区经济欠发达、农民思想较为保守、受到新事物冲击较小、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合作社创建者供给短缺、农民对合作社制度缺少认识，因而，在现阶段合作社的创建过程中政府部门的介入和影响是必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