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菜贱伤农”并非新问题。粮食、生鲜蔬菜等农副产品价格大起大落，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就多次显现，至今未能根本解决，其中教训深刻。农副产品价格暴涨暴跌，直接打击农民生产积极性，对其生产决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崔晓黎指出，“菜贱伤农”与“菜贵伤民”同时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农产品供求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各级政府在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上存在缺陷；其二是生鲜农产品的仓储体系薄弱，政府重视和支持不够。

　　首先，小农户生产与大农场种植存有根本区别。在中国，小农户的生产决策，往往是靠经验与农户间的有限信息交流。如果政府不能提供多层次的农产品市场信息，农户分散决策的结果，很可能与市场需求相悖。

　　比如，今年某类农产品的涨价，可能导致农户来年大量种植。这种“跟风式”的生产决策，是农副产品产量乃至价格大起大落的主要原因。尽管近年来各级农业部门力推农业信息交流平台和农产品信息网络建设，但距离理想目标，差距甚远。

　　其次，目前农副产品仓储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已成为影响农副产品价格稳定的主要因素。而建立农副产品仓储平台，可帮助农户在菜价偏低时，以较低的价格储存。等到市场价上涨后，再逐步向市场供应。

　　他指出，目前中国农村活跃着50多万经纪人，但这些经纪人缺乏有效的组织。总体上看，这些经纪人组织的规模普遍较小，融资能力较差，仅能做“现买现卖”式的短期交易，无力投资建设大规模的仓储物流平台。

　　同时，各级政府对农产品仓储设施的投资，多集中于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对鲜活农产品仓储及冷链设施的建设重视不够，投入严重不足。这也使农副产品仓储设施建设滞后，加剧了生鲜农副产品的价格波动。

　　崔晓黎指出，生鲜蔬菜的供应，更多靠地方政府的协调合作。比如，在大城市周边地区建立蔬菜供应基地，服务半径一般不超过150公里为宜。以北京为例，城郊农民种菜较少，蔬菜自给率只有两三成，大部分蔬菜来自省外，如山东寿光等地。

　　他建议，为降低物流成本，各大中城市应在周边地区建一定规模的叶菜供应基地，确保生鲜蔬菜的供应。与此同时，水果供应等则不必如此，可主要依靠水果主产区，经由仓储、物流平台在全国范围内流通、配送，满足市场需求。

　　崔晓黎最后指出，农业合作社对克服农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降低农业生产经营风险相当重要。中国政府应当尽快完善对各类农业合作社的政策支持，让产供销一体化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逐步发展壮大，有效提高农业生产者的谈判能力，降低市场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