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链接与农民合作

　　编者按

　　30年前的改革使农村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并建立了两权分离架构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体在生产要素市场化、人才城市化和资本全球化的多重压力下前途不明。农村的“原子化”倾向使社区文化和社会价值的再生产难以为继。这些困境促使我们对以城市、以资本为主体的发展方案进行反思。寻求生产者联合和农村社区文化重建的探索已经开始。这些宝贵的探索对21世纪中国的“三农”前途、对城乡关系的调整以及对重新认识和定义“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009年7月17日至21日，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与香港理工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在中山大学联合举办了“农民合作组织与农村社会工作”的讲习班，参加者共65人，既有来自中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的学者，也有来自国内的农村基层组织者和致力于推动农民合作探索的社会工作者等。

　　本刊择要发表此次讲习班的部分内容。标题为编者另拟。

　　一、城乡链接

　　何慧丽（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从“三农”问题到“三农”取向

　　城乡为什么要链接呢?因为城乡差距拉大了，断裂了。在中国资源约束下的工业化、城市化优先发展战略，工业化的强制性与中国既有资源禀赋之间的张力所造成的现代化悖论，造成了城乡的断裂。在此背景下，无论什么样的制度安排，都会造成城乡的差距拉大。城乡割裂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造成了“三农”问题，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新取向应该是文化战略的反思与重建，即反思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反思资本文明。是不是应发展一种新的文明?即从工业文明、资本文明进化到生态文明。在生态文明的框架下，把农民问题变为精神农民，把农业问题变为健康农业，把农村问题变为环保农村。从精神农民、健康农业、环保农村这三个维度，昭示一种新的文化样式。

　　关于精神农民。“精神农民”的核心品质是合作、诚信、责任、热爱劳动、自尊和自信。我不想说它是毛时代的大众文化，我也不想说它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关于健康农业。农业历来就不是赚钱的一个行业，而是一个战略产业，是给我们提供安全健康食品的一个产业。在工业文明的塑造下，农业才被要求成为一个赚钱的行业。因为今天的主导文化不对劲，所以我们提出了健康农业这个概念。

　　关于环保农村。农民居住的地方，应该是环保的、健康的，有新鲜的空气，有干净的饮水，有文化，有传统，有历史。

　　农村不仅是农民居住的地方，也是人类这个社会系统跟大自然链接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感到把“三农”问题变成“三农”取向，其实不是经济学家或者政治家用来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而是说，作为人类社会，如果你并不丧心病狂的话，应该在从“三农”问题到“三农”取向的进程之中，缓解当前人类所面临的灵与肉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以及人与大自然的生态矛盾。我们在河南兰考做的是综合性的试验。我们的一个经验就叫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我们的农民合作联社有四大经济合作现象：土地合作、流通合作、生产合作和生态建筑的合作。这个联社不同于村级专业合作，它突破了村庄的界限，在各种利益的博弈之下，在乡级层面，把农村结合起来。它的内核就是文化。农村难道缺会赚钱的人吗?农村难道缺成功人士吗?农村也不缺生态技术，缺的是技术背后的理念，所以还是一个文化取向的问题。

　　文化是体现在行动上的。那么，在这个新文化塑造的链条上，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第一，向农民学习。构建新式文化，不是仅仅要求别人进行文化反思，而是应该有身体力行的实践。第二，城乡互动。在这方面，以梁漱溟乡建中心为代表的大学生社团在农村的乡风文明建设功不可没。第三，做生态技术的新型实践者，在城乡链接中，推广有机耕作，倡导文明消费。

　　“三农”问题首先是国家要不要稳定的问题，其次是人类是自我毁灭还是自我重生的问题，第三才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的生活和生产问题。从“三农”问题到“三农”取向，是一种文化的反思，应该带来文化的重建。是不是任何人都有一点力气，在“三农”取向的链条上做一点点改良的事情?我想这既是我们能够做的一件小事，同时也是关乎文化的转向或者转型、反思和重建的大事。

　　古学斌（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城乡链接和文化的反思与重建

　　我们一些古老的文明，一些古老的智慧和一些古老的文化，其实已经慢慢不见了。譬如以色列，他们有安息日，即七天有一天的休息；有一个安息年，七年有一年的安息年，目的是让大地得到休养，让土地重新恢复生命力。在《旧约》里面还有一个教导，说以色列人有安息年，让大地休养，让土地恢复生命力的同时，人们收割的时候，不要把小麦全部收割完，要留一些麦穗在地上，这样动物可以吃，穷人也可以在土地上捡剩下的麦穗。我想，其实这里讲的不是一个信仰的问题，而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

　　今天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全世界，都牵涉到所谓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文化的转向，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不把土地当成土地，不把人当成人来看待。我们把土地看作资源，在“土地”这个词汇里面没有人，只有劳动、劳动力。所以当我们把土地看作资源的时候，我们生产的目标，不再像传统的生产是为了生存、生计，而是为了追求利益的极大化。我们已经不再爱惜我们的土地，而是为了满足个人消费的欲望和需求，拼命地想在我们的土地上榨取更多。

　　目前，在农村出现了农民的文化认同危机。他们辛勤劳作，依然在贫困线上挣扎，他们对通过农业生产提高收入，满足生活需求失去了信心。对于自己传统的技能、农村文化的信心的失落，跟整个现代化和所谓消费文化的冲击有直接关系。消费的文化不改变，农村的发展是没有出路的。文化也牵扯到观念的问题，观念不改变，其实是行动不出来的。

　　今天的农村居民对城市的生活方式，对外面的世界并不陌生。特别是当政府提倡“三通”，通电、通电话、通电视等等之后，很多媒介、学者，都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才叫好，才叫文明，才叫现代。农民也想过上这种被标榜成所谓现代化生活的生活方式，但他们对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其实是没有信心的，因为农业生产不能让他们收入增加，整个市场价格不合理以及农业产品市场价格的不断波动，使他们的收入无法得到保障。有老农民告诉我们说：“我祖祖辈辈靠耕种生存，靠耕种生活，为什么今天我就不懂得种田了?因为我再怎么种好像生活都没有得到改变，再怎么种都依然是很穷的。”农村的年轻人不再看中自己的文化，而是模仿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很多没有必要的消费品，他们都是要追求的。比如手机、摩托车这些东西，对农村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会花很多精力去得到。在农村里面要增加收入，通常的手段还是向自然剥夺，譬如不断地砍伐树木，开垦山坡地，以致水土流失等问题日渐严重。

　　我们常常说农民没有环保意识，我们想一想，问题究竟在哪呢?农民为什么那么辛苦劳作，依然得不到一个合理的回报呢?其实这跟整个市场有关系，跟城市消费者有关系。当我们想城乡链接的时候，当我们谈农村发展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往往是放在农村，而没有看到今天农村的生存状况跟整个城市有关系，跟整个城市的消费有关系，跟整个现代的城市的市场有关系。我们有没有一个合理的市场来支撑整个农业的发展?我们有没有人愿意付出所谓合理的价格来购买农民的农产品?为什么农产品的价格被压得那么低呢?他们的劳动价值为什么没有在他们的产品里面呈现?所以，改变农民的生计状况，或是说协助农村发展，就不能只着眼农村，我们也要在城市做工作，同时重新改变城乡之间的关系。改变城乡之间关系的同时，我们也希望改变人与自然或者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

　　一直以来，我们对在农村搞社区发展的工作一点信心也没有。因为我们不懂农业，不懂农业技术，所以一开始进入农村的时候，我们做很多传统NGO在农村所做的工作，例如搞教育的项目，夜校的项目，沼气的项目，文化文娱的项目，诸如表演队啊，唱歌跳舞啊，我们都比较有信心。后来我们发现，农民逐渐觉得这些都无法回应他们切身的需要，即生计的问题，还有他们对于收入增加的需求。此时我们真的无法逃避，我们被迫要回应他们生计的需要。有些什么生计的项目能帮助他们提升收入呢?我们常常觉得农民资源缺乏，文化不足，农村什么都缺，其实当我们以优势视角重新去了解村庄，了解农村里面的文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东西是被隐没的，譬如传统的手工艺。今天他们看不起，明天又觉得没用，农村妇女们也觉得这些传统手工艺怎么会有人喜欢。这些传统手工艺如何重新利用，让一些新的元素介入，使得他们的产品成为城市人喜欢的日用品?他们的文化如何得到城市人的尊重或喜欢?这些都非常重要。所以当我们在讲城乡链接、城乡合作的时候，在开始保护、发掘它最宝贵的文化并用以改善生计的时候，我们同时要改变城市的消费者，城市的市场。如果整个市场没有改变，他们的东西永远出不去。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也要建立农民的自信心，就是说让他们看到其产品是有价值的，城市人非常喜欢他们的产品。所以在2007年，我们进行能力建设，为农民争权的时候，我们不是靠培训、靠讲座，而是靠他们的直接经验，让他们去跟城市人直接对话。城市消费者常常问，为什么价格那么贵?我们就让从事手工艺的农村妇女亲自去解释她们的价格是如何被定出来的。这其实反映了城市消费者的心态，他们永远是用产品的价格来衡量其价值。当他们面对这些农村手工艺品的时候，也同样用价格来衡量其价值，所以我们让生产者去教育消费者。

　　在云南，我们目前还有一个没有完全成熟的项目，就是城乡合作有机农业。我们在2007年左右就开始发动一些农户种有机稻。我们所讲的城乡链接的发展的模式，不是说城市人到农村去玩一玩就叫城乡链接，城乡链接更重要的是改变城市消费者，建立另外的消费群体来支撑农村的有机耕种。这里要强调公平贸易的理念，就是说农民的劳动价值要被肯定。我们希望在农产品里面反映农民的劳动价值，提升其农产品的价格。而当有机农产品价格被提升的时候，谁愿意接受呢?我们必须去发动一些有意识的，愿意来支撑有机耕种的消费群体，让这些人愿意花原来在市场上买杂交米的三倍的价格来购买他们的有机米。这里讲城乡合作，其实是希望不断改变现代的主流的资本主义的文化。

　　我还要澄清一下“城乡合作”的理念。城乡合作不是说我们要去辅助农村，帮助农村，其实我们想告诉城市的消费者，农民不是等、靠、要，不是等你来资助，农民其实是帮助城市的消费者，因为他们提供健康的食品，在为你提供健康的生活。互惠互利、互相合作是城乡合作的关键。同时，城市消费者必须秉持公平贸易的理念来购买农民的有机产品，就是说他愿意接受体现农民劳动价值的产品价格。当然，不是说不管你开多高的价格我都愿意接受，而是城乡之间相互协商价格。我们既在昆明组织消费群体、消费网络，也把城市人带到农村去参观他们所消费的有机稻米的整个生产过程，让他们认识到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他们是有参与监督的，所以我们需要培育一个所谓参与式的农产品质量监督系统，而并非单靠认证机构。

　　中国农村的发展，目前面临三道鸿沟：第一道是城乡之间的鸿沟，其实是断裂。这个断裂如何被修补?第二道是专家跟农民之间的鸿沟。很多时候我们说搞农村发展，需要专家去指导工作，其实专家并不懂农村的状况。跨越专家和农民之间的鸿沟，需要专家放下身段去到农村培育农民的自主性，培育农民的组织。第三道是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的鸿沟，也必须跨越。把一些科学技术看成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技术，无非是讲怎么样增产的模式，这样他们其实没办法和农民一起去发掘、研发一些传统的农业知识或地方智慧。

　　仝志辉（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城乡互动需要寻找新的切入点

　　如何真心合力地去推动合作社，我觉得从学者角度有几个工作可以做。一个就是历史梳理的问题。比如说城乡之间的分割，市民不了解农民的生活，农民不了解市民的生活，在这种状况下，社会运动现在所选取的切入点是不太好的，目前仅从食品安全的角度切入，即为什么要买合作社的产品，因为它是有机的产品，你身体要健康，就要买合作社的产品。就像兰考南马庄大米销售的例子，发生冲突的很多。有机农业需要一套系统认证，建立起来很难。城乡消费互动需要寻找新的切入点。怎么建立这一切入点?我们要把目前农民的生活是怎么形成的，跟城里人的生活是什么关系，在具体的历史事件当中揭示出来。这可以是学术的，可以是文学的，也可以是影视的，然后才能建立起城乡之间的共同体感受，即城市人跟农民是一家人。动员市民消费，除了利益的考虑以外，还要考虑如何让他们从感情上去接受。

　　刘老石（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文化是一把刀

　　文化这个东西，表面上看就是观念，喝什么茶，吃什么饭，文化的背后却是非常现实的利益，比如说我们要住好房子，这个文化没人反对，但是在住好房子背后体现了谁的利益，怎样的利益。把文化变成一个概念，其实是有意混淆不同阶层、不同阶级的不同利益。现在有的年轻人倾家荡产买房，房地产商则发家致富。如果有一种文化是鼓励老太太去打工，当然老太太去了，但问题是没有一个文化是让老太太去打工的。资本主义文化背后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的利益，权贵的利益，而不是我们普通人的利益。现在我们把话题再推到大学生下乡的问题。看看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又有几个愿意到农村去，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文化都告诉他们，到农村去是没有出息的，虽然他们知道到农村去，是他们的出路。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大学生下乡的运动，从200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成批量地介绍大学生去。大学生去了以后发现农村有他们建功立业的地方，实实在在体现了他们的价值，体现了国家的需要，体现了我们民族的需要。但是大学生不敢去，为什么?这个文化告诉他们不能去，否则就没出息。我们要问：体现了他们的利益的行为背后，为什么文化是否定的?这个文化是谁的文化?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是大学生的文化?是农民的文化?是国家的文化?都不是，是资本的文化!由此我们应该对文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文化是杀人的刀，看谁来用它!

　　古学斌：文化的改变需要实践

　　即使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看到大批农村的年轻人还是不愿意回乡，为什么呢?目前的文化让他觉得在农村呆下去没出息。我们如何打造另外一种农村，让年轻的村民觉得心甘情愿留下来也是一种选择，出去打工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其实，改变我们文化的观念，是需要在实践层面一点点累积的，靠意识形态的感知与觉醒，并不完全走得通，它必须跟我们的实际生活有接连，才能走得通。如果我们的生活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谎言的时候，它就有可能被松动。

 　　二、农民合作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农民合作的困境

　　我首先提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将农民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就是力量，但是不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朝代，在任何体制下面都要团结起来呢?第二个问题，怎样才能组织起来?第三个问题，组织起来做什么事情?这三个问题，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要是不理解这三个问题的话，事情就比较麻烦。我举个例子。我们将农民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这个组织生产的成本是很高的，我接触到的例子都是不成功的。那组织起来却不成功，这是偶然还是必然呢?在这么强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面，我们能否组织起来，组织起来能做多少事情?我想，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不改变，我们能够组织的空间是受到很大限制的。又比如说，我们将农民组织起来建设家园，但是农民却逐步去了城市，农村的房子建得很漂亮，路也修好了，但房子里却不住人。

　　我们要解决公共品的供给，解决我们的生产问题，我们的文化问题，但是所有的公共品、经济、文化也好，其实他们的含义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在讲农民合作的时候，先要讲三个前提。

　　第一个前提是，中国是人均拥有三亩地的国家，有些地方土地多一些，比如黑龙江人均十亩地，但是美国的一个农场主拥有几百公顷地，这相当于我们国家一个乡镇的土地面积。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农场主要修条路，挖个渠道等，自己就可以做决定。在美国是一个农场主的范围，在中国则至少是一个行政村的范围，有几百户农民，他们要挖渠道，要修路等进行有计划地作业，那就需要几百户人进行商量，这个就非常难。究竟如何商量呢?对于一个大农场是私人品的，在我们小农经济条件下只能是公共品，其供给当然要比私人品的成本高得多。那我们如何供给呢?靠农民能组织起来么?这是我们要研究的第一个问题，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前提是，在取消农业税这么好的条件下，我发现还有很多抛荒的。种地不要钱，还给补钱，却仍然不种地，为什么呢?因为种地不赚钱。大家合作起来种大型作物，能不能有收益呢?一般合作社，大家一起来种苹果，种这种地方长而其他地方不长的，这个地方生产成本只有一块钱一斤，卖出去却能十块钱一斤，一斤就赚九块钱，那这个事就能合作起来。如果生产成本要八毛，卖出去九毛钱，只有一毛钱的利润，那合作就比较难。如果合作起来还要亏，那就没办法合作了。我们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土地都在种植粮食、花生、小麦、玉米这样的大型作物，这是没有合作空间的，利润也非常少。这样的合作对农民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收入的作用不大。我们可以在蔬菜运销、药材等领域合作。这样利润比较高的经济作物在整个农民种植数量中不超过百分之十，即有合作空间的不超过百分之十的农民。整体来讲，种经济作物的空间是很有限的。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很有效果，那是这个时候全国其他地方都没有种。我们在谈经济合作的时候，往往是在大型作物以外，谈的百分之十的成功的经验。成功的经验是不可能学的，因为人无我有，在大家都没有的时候我有，就占先了。

　　第三个前提是，我们今天去考察农民收入的时候，说农民的收入来自两块，比如说农民百分之六十的收入来自农业，百分之四十来自打工，也就是说年龄较大的父母从事农业生产，年轻的子女在外务工，通过这种代际分工来获得比较高的收入。父母种田，对于农民收入来说很重要，没有这笔收入情况会很糟糕。当然农业劳动很辛苦，这主要体现在体力劳动上面。那我们怎样让农民用比较少的投入获得比较高的产出呢?

　　我们讲农民问题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些前提，老是说要把小农改造掉。对小农改造过急往往会造成好心办坏事的现象。

　　接下来讲农民合作有哪些形式。农民合作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经济合作，主要是应对市场。经济合作的一个最大难题是，经济合作的成本很高而收益很低。比如说我们组织农民一起买化肥，但最后发现一百户组织起来去买还不如一户自己去买的便宜。我在老家做过调查，每个村里都有一个化肥贩子，每个镇里也有一个化肥贩子，他们组织起来，每个县在每个村都有经销店，他们与化肥厂进行谈判，必须以某个价卖给他们，不然就去另一个化肥厂，所以化肥厂肯本没有任何利润。在高度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讲的农民合作，如果不允许资本向下，经济合作的空间会很小。

　　第二种是文化合作。文化合作非常容易成功，只要有积极分子，只要农民特别是老人和妇女有这个需要，就能合作，合作成本非常低。我们在湖北洪湖做老年协会，每年只去一两次，一次送钱，一次看望，每次两三个小时就走了，由他们自己运转，从2005年至今，运转得非常好。

　　第三种是公共品合作，如统一灌溉等。今天农业劳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太辛苦，主要原因在于公共品供给不足。我在很多地方调查，农民说取消农业税后农业更没法种了，因为取消农业税之前农民只管生产，比如灌溉等有机器，但现在需要自己晚上来给田地灌水；另外有些地方农业产品靠人力挑，譬如挑谷子就非常辛苦。农民现在买得起拖拉机，但是到田里去没有路，路也修不起来，因为要占别人的田地，所以田埂非常窄，只能靠人力。政府能不能提供这些生产生活的基本公共品呢?农民说“不怕饿死的不饿死，怕饿死的就会饿死”。比如说修条水渠，如果这条水渠不通，就种不成庄稼，有一部分农民很着急，就去修水渠，另一部分农民知道有人着急，还有一些进了城，没所谓。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不怕饿死的，就会出现三个不怕饿死的，这样渠道就修不成了。这种情况在农村很普遍，并且是不可逆转的。现代性进入村庄后，村庄的内部性就解体了。解体后怎么办呢?国家出钱来解决这些问题。国家每年都有几千亿的支农资金，但在村庄工作的人都感觉国家的钱是很多，但没有用在该用的地方。其中有两个机制在起作用，第一个是中国农村千差万别，每个地方对公共品的需求都不同，自上而下转移支付的时候不能够正确反映农民对公共品需求的偏好。原来的土地制度叫做长期不变，现在叫做长久不变，即永久不变。长期不变指农民的基本经营制度不变，长久不变是指具体的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实际上是永佃制，但现在的永佃制不收税，这就比私有化还厉害，任何调整农民既得利益的关系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农民再讲合作，不要说经济合作，就是基本公共品的获得都比原来更加困难。

　　田力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农民是依赖市场的

　　贺雪峰老师的发言，我觉得很深刻。他其实在说，在短期市场价格信号提高下的专业合作是没有前途的。2006年的时候，我们国家搞第二次农业普查，很多农民指望可以增收，增收的一个很重要点是不种大型作物而搞水产养殖等。当时，我们国家有7%的耕地建成大棚、小棚和温室。这个行业即使不是严重过剩也是已经饱和了。在这个意义上看，很多积极分子受到打击。我们现在的一个整体性大背景是，如果收入不提高，生活、生产、就医、上学等就没法改善。这表面上看来是一个收入提高的问题，其实质却表明农民对市场依赖程度的提高。

　　古学斌：不能只谈“乡”不谈“城”

　　我们现在依然是在说农民的收入不高，依然是在想尽办法提高他们的收入，而我们并没有问，为什么农民那么辛苦种田，为国家供应粮食，其报酬却并不合理?而且我们也很少谈市场的问题，即如何给农民合理回报的问题。我们讲城乡合作，但目前只集中在“乡”这一块。

　　潘毅（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合作是需要城乡两部分相互呼应的

　　贺雪峰教授认为地方搞合作要有地方优势或者产品有价值。我去年到过湖北的洪林村和广东中山的崖口。他们当时走到一起合作，变成集体经济，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小农经济没办法走下去，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的资源。比如在崖口，改革开放初期，村里许多青壮男人都逃到香港去了，留下来的是妇女和老人。

　　我们在思考合作化和集体经济的时候往往把农村和城市分割开来，认为只要解决农村内部的组织问题，或者说解决合作成本的问题，我们就可以从矛盾中走出来。可是我认为，合作是需要城乡两部分相互呼应的。内在的问题我们已经讨论很多了，比如说农民到底是不是一盘散沙，有没有可能组织起来，有没有什么制度上的安排，怎样动员等等，可是我们并没有思考我们的这种行动是不是对付市场经济的，或者说是不是对付垄断资本的。

　　毛刚强（贵州社区建设与乡村治理促进会）：满足村庄内部需求的合作并不难

　　我是做行动的，做NGO的，以自己的经验出发，我认为中国的农村是可以合作而且是需要合作的，甚至说在很多方面是必须合作的。谈到合作，肯定要谈到农民的组织建设，所以我想谈谈自己对中国农民组织建设的认识。

　　农民是需要组织的，这已是共识。但农民的组织化建设究竟是跨村跨区域的合作还是社区层面的合作?为方便起见，我把前者称为农民组织，把后者称为村庄组织。 

　　我们在贵州西部贫困地区调研，分析农民为什么要合作以及怎么样才能合作下去。为什么要合作?这是参与动力的问题，而合作下去就是参与机制的问题。参与合作是需要成本的，参与的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合作才是有可能的。这里的“收益”不一定是以货币作为计算的，还包括社区的尊重、心理上的认同感和社区的认同感等。我们在看农民合作时候，应该把视野扩展得更宽一点，就会发现农民参与合作，参与组织建设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对跨区域的农民合作和局限于村庄内部的合作加以对比后，我们全面否定了跨区域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形式。从成本上来说，跨区域的成本很高，连开会也很不容易。跨区域的组织主要是经济上的诉求，以经济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它的参与动力是不够的。还有西部贫困乡村，直接用于经济活动的时间是较少的。跨区域经济组织回应的是村庄精英群体的需求，关键问题在于跨区域经济组织在达不到预期效果的情况下，谁来承担成本。

　　再来看村庄。有一个判断是农村的闲暇时间比较多，参与成本比较小，人也比较少，但它回应的内容是村庄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也包括村庄的生产。在村庄组织里面没有门槛限制。村庄组织很难形成对外的扩张力，对内也难形成控制的局面。村庄组织的一个主要运作方式是通过形成社区共识来达成社区行动并回应社区问题。由于参与成本很低，组织的成本可以由自己承担。

　　这里产生了几个与村庄内部的组织合作相关的概念。第一个是非货币征收的概念。从国家角度说，国家想方设法要征收，征收也是用来消费。我们推动非货币征收的概念就是说通过村庄组织化，国家给点钱，比如国家给两万块钱，我们筹十万块的劳动力就可以修条路。非货币征收主要针对公共品供给。

　　第二个是社区就业。社区就业主要分为两块，一块是推动农业生产，在单位土地面积上投入更多的生产劳动力和时间，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让农产品更具有市场价值和经济价值。市场价值就是说受市场欢迎，被市场所接受，经济价值就是获利更高。另一块就是在社区公共服务上面，这种服务不需要通过货币的支付来完成，只需要通过支付劳动的方式来完成。

　　不论非货币征收还是社区就业，都是回应村庄合作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我非常同意贺雪峰老师的判断，就是我们不能仅仅把合作局限在经济层面上。在经济层面上，我也是比较悲观的。但是，村庄的安全、公共卫生、认同、信用和文化等等都是需要合作才能达成的，而这些都构成村庄的福利和村庄的公共品。特别在西部农村，国家有资金在当地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可这建设基本完成之后就没人管了。如果依靠政府而没有通过村庄的合作去维护，那么，基础设施很快会失去其应有的作用。所以，农民的合作和组织化建设非常必要。

　　通过村庄合作推进政府公共品的改善存在如下可能：农民作为公共品的使用和享受的主体因为合作才得以实现，才有谈判能力，才能去享受，去向政府要求。事实上，在西部农村，关于农机服务的供给基本上还是瘫痪的，农民如果没有集体的诉求的话，基本上是没有谈判能力的。以我们的经验看，当村庄有共同需求的时候，基层政府是愿意供给必需的公共品的，但前提是农民的集体需求增强后，谈判能力也增强，也让政府看到它提供这种公共服务可能带来的收益。村庄共同体作为服务的对象，对政府而言，事实上减少了成本。如果每一个村庄都能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村落之间形成一定的联盟的话，他们既可以成为与政府谈判的主体也可以成为监管的主体。

　　总的来说，农民的合作并不难，但要插进外在的目标则难。但如果说我们推进的联合和合作是回应他们自身的问题，他们知道参与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风险不高的时候，其实不难，它只是需要合适的资源，合适的机会而已。农民的合作应该是农民自己的合作，是推动还是去发动?我个人对“发动”这个词是有疑问的。教育农民参加合作?谁有资格教育农民?我不赞成农民是一盘散沙的说法，农民只是缺乏推动，缺乏机会而已。我们认为小农是中国不得已的选择，小农是国家制度强化的结果，小农在中国未来还要有二三十年的时间，它是中国稳定发展的机制。农民目前有一种自我轻贱的倾向，这是在城乡互动中发生的，是在媒体不断强化下发生的，也是在基层运作中发生的。农村问题的解决不仅在农村，它与整个社会观念机制是有直接关系的。

　　仝志辉：推进综合农协需要社会运动的匹配

　　我觉得农民作为合作的主体性是比较具备的。原来农民不愿意合作，我们鼓动他们合作的时候，应和的人比较少，但是现在农民的合作意愿越来越强烈，并且有了具体的办法和想法，比如郑冰讲到的“以文化促进参与，以参与促进合作，以合作促进发展”。这个思路在她主持的山西永济市农民协会那里有很完整的表现。在其他农民动员比较好的地方，也基本上体现了这个逻辑。这是很完整的一个逻辑，或者说是一个带规律性的东西。

　　关于合作社发展的社会条件，我们现在有全国性的法律，有全国性的促进政策，那么这个似乎是政策和法规落实的问题。但是考察过合作社和实际做合作社的人，似乎并没有看到在更大范围内更大规模地扩展合作的可能，相当一部分人在反思这些法律和政策是否合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怎么考虑中国农民合作的前景?我觉得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模式，也没有一个可以设计的时间表。

　　我理解的社会条件是指在农民的努力之外的环境、政策、法律和舆论，它们可以和农民的主体性、农民的努力产生良性互动。首先是道路的问题。我认为专业合作社的道路似乎走不通。从各地的试验来看，在合作社做到一定程度所遇到的市场的风险和管理的要求都是现在的专业合作社所不能解决的。而且，专业合作社一开始不容易进入农村，所以需要“以文化促进参与，以参与促进合作”，我们看不出专业合作作为农民合作基础的前景。我倾向于综合农协的道路，这也是日本和韩国积累的经验。

　　综合农协的成长有很多不确定性，所需要的条件非常多，在推进的过程中需要解决很多问题。综合农协的推进，需要社会运动的匹配。如果光靠农民、少量媒体和知识分子，而没有全社会对农民合作的参与，那么综合农协也很难提到全社会的议程上来。比如韩国的新村运动，其内涵不是说政府强力地推动几个部门下去，而是政府推动全社会的志愿精神加入。通过立法推动综合农协功能的实现，当然能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我觉得在认知上，似乎需要有一场社会运动。

　　因为中国比较大，综合农协不会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模式。各模式之间的竞争会非常大，不可能由中央立法，立一个农会法，成立协调的工作机构，去推动这个事情，但是有一个可能性的空间，比如中央书记处从党的系统、从党联系社会成员的角度，去动员农民参与组织与合作。如果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比如说由农业部去推动，会太受制于部门利益而变得不可能。在地方层次上推动综合农协的可能性较大，比如从市、县这个角度，完全可以操作综合农协的模式。既有的经验，比如河南兰考等地都有可能在一个小区域里实现综合农协成长的模式。一个区域性的扩展，就是中国意义。地方的中国，区域的中国，也是中国，我觉得可以把“中国”这个词汇地方化。

　　潘毅：需要处理宏观问题

　　仝志辉帮我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即“社会运动”，所以我回应一下。我还是想问，到底我们搞这个社会运动或合作社是为了什么?许多人仅仅把它理解为提高农民收入，或是为了处理小农经济的问题，而我认为，我们要处理的恰恰是宏观或者是本质性的问题。

　　我们今天的合作社作为一个运动的时候，我们需要反思：到底当下这种大规模的工业化跟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合作社的运动推向另一个方向?第二，这个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权贵跟资本垄断市场的问题。如果今天不处理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实在很难想象一个合作经济的空间。因为有人认为，合作社的规模打开了，在市场经济波动这么大的情况下，我们合作社成功的几率到底有多大?他们认为合作社必须商业化，也就是说我们只能迎接商业，迎接市场经济。但我认为我们更应该去理解当下谁在玩商业，谁触碰了经济活动的这个机制，然后才有资格来讲我们这些合作社到底怎样迎接上去。我们到底是要迎接上去呢，还是要去改变市场运作的这种机制?

　　反观中国，小农经济有可能是比较特殊性的中国问题，可是上面的两大问题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它的模式是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要回应的问题，是一种在新自由主义下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被迫玩的一个游戏。那我想知道社会运动是不是能去反思我刚才讲的发展模式和市场经济垄断性的问题，之后才有可能去考虑怎么把农民组织起来，去处理小农问题，去考虑处理小农问题时需要有什么政策上的保护啊，或者说我们怎么培养我们的人才，或是这个合作的基础即社会条件在哪里。

　　何慧丽：“外发促内生”

　　我想对于农民合作的挑战是一种结构性的挑战，这个挑战分三大块。第一块就是市场的挑战，市场的主体比如说公司、涉农企业、超市、大中型农业产品交易机构，虽然几年前也策略地一厢情愿地说它们热烈欢呼农民的合作，但我觉得这个来自公司、超市、批发市场的销售空间其实不大。第二个挑战来自于政府给的空间。我感到政府部门的心思不在农民合作上面，因为谁都知道，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增加财税，能够招商引资，也就是说，他们非常热切地欢呼资本与他们形成的某一种结合。农民合作不合作并不是他们现在很关切的事情，他们的上级给他们布置的作业中并没有农民合作的内容。第三个挑战就是农村合作的村庄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我没有仝志辉那么乐观，他说农民合作的欲求已经非常突出和明显，现在农村的社会结构是一种残缺的社会结构，比如说农民家庭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家庭，但现在家庭的另一半在远方，或者在城里。村庄缺乏社会基础，对农民合作形成挑战，表现之一为人才缺乏。这些强大的外在性的压力和挑战，无时无刻不在啃食着农民合作。 

　　如何对这种市场的不利于农民合作的强硬的结构以及目前被删选过的残缺的村庄社会结构，通过行动，注入活动流、运动流和行动流，通过行动去不断地解构?对此，我的经验就是必须有呼应的力量。我们在若干年前就提出“外发促内生”的口号，就是从城里面，从工业里面，从政府里面流出一些个体，如老干部、老党员、老模范、老退伍军人、老乡村教师组成个体的行动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的干部很会说话，很会做群众工作。就算多么有爱心的专家或者NGO组织，他们到了基层真的也不会说话，也不会做事儿，但是我们的老干部会。这几年我们说我们很有经验，其实就是得益于一批五十一二岁就退居二线的干部们。“外发促内生”，简单地说，就叫城乡互助合作，即外面的力量进来形成各种力量支持。我对此非常有信心。

　　吴重庆（《开放时代》）：本土资源的利用和开掘

　　我的想法是由仝志辉的一句话引起的，他说现在专业的合作社组织恐怕没什么前途。我想，我们先不一定要这样说，有的区域也许一开始从综合农协做比较好，有的地方则可能需要在村民之中寻找某一利益的共同点，发展出专业合作社。我要引出的意思是，我们在开展农民合作组织的时候，能不能更多地考虑本土的资源?

　　当然应该从政府的角度去考虑，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去考虑，或者从市场的角度去考虑，但是对地方社会的本土资源，我们有没有考虑进去?极端一点说，不仅农民跟农民可以合作，农民跟政府可以合作，其实人跟神也是可以合作的。我觉得广东和福建农村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宗族的文化资源还是比较丰厚的，宗族的共同记忆还是很清楚的。在这些地方，很多公共产品的提供，都是以神明的名义进行的。比如说开辟村道，前面一家人的房子挡在那里了，或者说他家的农田挡在那里了，村里的庙董会就会去做动员，说，这并不是我们要你家里让出去的，因为元宵的时候，神明出来巡游，道路这么窄怎么办呢?然后大家就同意了，行，你们去开路吧。神明都可以拉来合作了，还有什么不可以考虑呢?你看我们革命时期，革命的联络点都是一些乡村小诊所甚至是一些私塾的老师，革命者非常有效地利用了本土资源。在本土资源的利用和开掘方面，我们可以把视野放得更开一些。

　　再顺便回应一下何慧丽的观点，我同意她“政府部门的心思不在农民合作上面”的说法。做村民自治研究的学者常常说“后税费时代”，就是在农业税取消之后村民自治格局发生了变化。我想，做农民合作研究或实践的人，是否也应该有“后税费时代”的概念或者背景。地方政府不支持或推动合作社的原因是很简单的，因为合作社不为地方的税收带来任何好处。政府关注的是农产品流通或者加工等环节产生的税收。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政府这么愿意扶持龙头企业，扶持“公司加农户”。对我们来说，政府不反对合作社其实就是最大的支持，政府不介入，反倒给我们发挥创造性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田力为：中国集体经济的经验与启示

　　今天中国的家庭是历史上最小的小农户，每个家庭平均耕作面积不到10亩，也就是不到0.6公顷。他们能够承担的风险和学习成本都非常低。他们采取新技术时会遇到成本与收益不均衡的问题，这是没办法解决的，而其家庭耕作规模在政策上也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我国人多地少，劳动力价格很低，土地价格很高，高地租、高利贷这样一些强有力的经济杠杆，会促使劳动力和土地分离，这就变成一个政治问题。人多地少不是新中国才有的，而是晚明以来就有的问题。在明代灭亡之前，海瑞就关注到这个问题。他把维护小农经济，维护每个劳动力有一份产业作为天下治安的基础条件。他说：“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税。”他分三步，最好是井田制，其次是防止富人占田太多，实在没有办法就均税，就是让大家税数均衡。

　　由于人地关系紧张，人均资源很少，它导致非常尖锐的社会矛盾。人在很穷的情况下，必须用穷办法。在意识形态里面有一个很精彩的说法，就是在非常穷的情况下，人们必须从新开始奋斗，必须挺而斗争。据说法国哲学家萨特在上世纪50年代访问中国时，既看到现代化工厂，也看到工厂旁边农民劳动合作耕作。他参观完以后对中国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叹，他说其他地方搞社会主义，最基本的都是要建立一个很仁道的制度，而对中国来讲搞社会主义，首先就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人均粮食不足对我们国家的政治和发展战略有非常大的影响。毛时代我们坚持了20多年“以粮为纲”，其基本原因就是人均口粮不够的话，土地资源必须优先用来生产粮食。整个中国大概从1978年到1980年的时候，人均粮食产量逐渐超过全国人民的温饱需要。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农副产品或者是轻工业原料，像棉花、烟草啊，才能大量的生产。从1978年到1985年这些轻工业的产品原料生产的幅度非常大，不只是10%或20%的增长，在很短的几年内，基本上就翻一番、翻两番。中国发展轻工业的可能空间最终要等到全国人民吃饱饭以后才能出现。第二个方面，人均粮食不足对整个国家的管理体制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必须保证多数人的生存口粮，那么，平均分配就非常重要。

  　以往我们知道要搞集体经济的话，一个很基本的东西就是要有合适的管理，那么我从建国后农村基层建设这个角度来谈一谈合作社或者集体经济的管理者是些什么人。在政权建立的过程中，干部完全没有管理经验，文化水平极低。一批贫农积极分子，很少有机会学习规范的行政管理经验，他们主要是在运动中间改造自己，最初的三大运动是清匪反霸、减租减息、抗美援朝。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学会了很多运动模式，对建设政权产生最大影响的是土改。在土改的时候，共产党坚决反对和平土改和恩赐土改，像苏联东欧的那种土改，政府没收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农民感谢政府，好像是恩赐来的。我们是让贫农自己学会组织起来，学会办自己的事情。

　　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对合作社的运动有非常大的影响。我访问过我老家的老合作社社长。他说，第一，旧社会那些在社会上有声望、有权威的人，他们的权威、影响全部贬值为零，甚至是负的，而所有新的声望、权威都向新政权的贫农积极分子身上集中，他们的号召力急剧上升；第二，土改以后，在搞高级合作社的时候，中农以上的人基本都不敢讲话，合作化很大地毁坏了中农和富裕中农的利益，这些人想讲话反对也将无效。中国合作化走得很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土改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的合作化运动分三步走：第一步是互助组时期，第二步是初级社，第三步是高级社。初级社和互助组有个大的区别：集中耕作，整个土地和劳动力也进行分工分业。第一批合作社的增产和增收效果都非常好。我们知道，后来时常有人指责毛时代很穷的一个主要的依据就是，大量的村子平均工日少于5毛钱。如果仅仅是少于5毛钱，我觉得还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为什么呢?合作社的核心逻辑就是把剩余劳动力有组织地组织起来，进行有组织的利用，搞农田基本建设，相当于投资一样。它只能让农民在不增加集体支出的情况下，多付出劳动力，这样当然就迅速把劳动力的平均工分值拉下去了，但是剩余劳动力可以增加土地的生产能力。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度的经济学家反复讨论并达成一个共识：让劳动力在没有钱的情况下工作，那是不可能的，必须依靠土地私有制度和集体组织。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得很快，原因在于我们能够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而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基层农村的合作化政策。

　　在上世纪50年代搞合作有特殊情况。那时候中国人粮食不够，很多人吃不饱肚子，这种情况下，农民分化很严重，很容易变成失业农民。这样，合作化可以很快实现，这其中有无形利益。费正清对此作了一个定义，叫做“政府保障的、由居民相互保险的联合保险单”。显然，这张保险单对中农以下的农民是有很大意义的。毛泽东虽然分析时使用的是阶级分析视角，但其实背后是经济人假设。

　　那时的合作社与我们今天的合作社有很大差别。现在的合作社致力于在经济上增加农民的收入，其核心是与市场相联系。这种与市场相联系的技术绝大多数农民是不知道的。而毛时代则不同，其合作社主要是生产合作，与市场相联系的机构，如粮站或供销合作社等是国有机构，它充当了农民和城市的连接，且不以营利为目标，这样农民就解除了不熟悉的领域，农村精英没有多少用武之地。另外一个就是干部领导群众前进。毛泽东不是说过干部要走群众路线么?干部群众化，最主要的是群众化。

　　我们来看改革时代。改革时代最主要特点是：按照正规化的管理模式，按照市场化的方式重建农村的基础服务，重建农村的基础政权。原来每个人民公社有二三十人，其中七八个人是技术员、质保员、机械员等等，后来每一个人都演变成一个机构，变成七站八所，主要体现一个改革意识，就是服务要市场化，最后的状况是农业得不到服务，他们也不热心去搞这个服务，这些机构与政府搞在一块搭车收费。另外就是基层政府科层化，要知识化，年轻化，每个人都需要拿一个文凭。这样一搞，后果就非常可怕。温铁军说，我们的小农经济承担不起高成本的上层建筑。市场交易成本太高、科层制成本也太高，压得农民受不了。他提倡从根本上否定这一套。反观毛时代的那些干部和服务人员，就发现非常有意思，他们的待遇非常“农民工化”，当时很多是“以农代干”的，这些人就在生产队里拿一份工分，每个工分6块钱。基层干部、医生、教师都是这个待遇，所以农民觉得负担很轻，即使国家要搞工业化，他们也没有跳起来造反，至少没有像20世纪90年代后期那样严重的官民对立。维持毛时代政权的根本做法就是要相对剥夺精英层，要把他们的权利最小化，为此需要群众运动的压力来保证。

　　毛时代的政权是由少数专职管理者和大量非专职积极分子共同起作用，所以其执政能力超过基层行政人员的文化水平、行政能力和行政经验。现在反过来了，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基层政权科层化了，基层政权能力衰退得非常厉害。毛时代的管理方法和科层化的管理方法，哪一个更适合农村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并没有形成这个问题意识，一直强调什么管理，什么监督。

　　最后我想谈谈单一合作社和集体经济有什么不同。第一，集体经济可以在系统内部实现分工分业，可以让医生，可以让民办教师，可以让基层干部拿非常少的钱，从而使整个制度的运作、整个服务体系的运作成本最小化，像在我老家那样的地方，减支的利益能够超过增收的利益。以目前我们专业合作社的合作水平，可以设想农民的参与水平，他们积极性会很低，这样大量的工作就压在合作社的带头人身上。这些带头人有很多苦衷，这是可以理解的。第二，如果不是集体经济的话，里面的学习成本、投资风险始终与家庭的负担能力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根本性的东西。在今天的条件下，农民已经没有办法在集体里面实现收益和负担的平衡，他们付出了很多，可能收益很少。所以，今天合作社对带头人要求非常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限制。

　　我这里再讲两个故事。在毛主席时代，对生产队书记的要求非常低，像河北非常著名的劳模吕玉兰，她16岁从小学毕业，临时被选为副社长，后来刘少奇认为大社不行，要砍成小社，她就偶然当上社长，最后她带出了全国最著名的生产队。周总理接见她时就委托她说：“玉兰，你用三年的时间，帮我把整个县改造成达到你那个村庄水平的一半。”她成为了周总理都信赖的人才。另外一个例子我也感慨很深。河北的武强县有一个支书，他的脑子就是相当于坏分子的那种，后来当他轮着当上大队书记以后，兢兢业业，把大家带成武强县最优秀的大队，成为武强县第一个全盘机械化生产的大队。在这个管理系统里面，他就想着为别人好，就是这么一个理念支持他，结果就成功了。在这里，我发觉好像集体时代的带头人比今天的带头人，日子要好过得多，不用付出那么多，却收获很大，还比较可复制、可持续。

　　2006年第二次农村普查的时候，我们依然有3.5亿农民种着18亿亩耕地。所以搞生态农业我们还是有很好的条件，至少人力资源不缺，对机器的要求并不是那样迫切。只要我们能够解决新技术进入农村的成本和收益平衡问题，换句话说，可再生资源扩大，只要扩大到一定的规模，我们的新技术和各种生态技术就能进入农村，那么在综合人口的压力下，我们还大致可以在满足大家吃饱穿暖的情况下，减少化肥原料的消耗。一个根本的差距还是要合作，就要解决组织问题。毛时代用群众运动解决，现在反对群众运动，但是却没有新的办法。如果基层政权的组织和建设问题、管理问题解决不了，实际上我们推动合作的政策空间已经没有了，这是一个困境。

　　三、道路创新

 　　文佳筠（德国全球化国际论坛）：美国的规模化农业不可取

　　我们20年来一直有个误区，那就是我们要学习美国的规模化农业。那么，中国究竟能否学习美国的农业呢?

　　美国的农业是高补贴的，每年有高达25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而即便在这种高补贴下，农场面积在6000亩以下的农场主的生活也是困难的。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的农民如果走这条路，不知有多少农民要破产。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它的农业问题常常会被掩盖起来，因为我们所说的美国的农民和中国的农民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美国所谓的农民是农场主，连最小的农场常常也有400多公顷的土地。他们的农业已经工业化、机械化，虽然他们水果的采摘还需要人工来做，但是由美国的农业工人来做的。农业工人受剥削相当严重，例如加州是美国的农业大州，佛斯卢是他们的农业重镇。但这个农业重镇当中的贫困人口、营养不良人口在美国城镇当中反而是最高的。他们的农业工人大部分来自墨西哥和南美洲的合法或非法的移民，他们的收入在付了房租以后常常不够给家人买食品，尽管他们分布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他们要依赖救济。在美国政府加强了移民控制之后，加州的农业就立刻出现了问题，包括很多农场的水果没有人来采摘。除了这些社会问题以外，其实美国的农业在生态上也是非常不可持续的。他们的集约化大农业由于过分依赖机器和农药，水土流失相当严重。在50年以后，将有1/3的土地撂荒，但是美国整体来说是人少地多，其人均耕地大概是中国的十倍以上。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参考一本书，叫做《致命的收获——工业化农业的悲剧》。中国有四千年以上的农耕历史，如果我们的祖先在很久以前就采取了这种所谓先进的模式的话，那我们恐怕不会生存到现在了。

　　Richard Sanders（英国Northhampton大学中国中心）：中国的有机农业与合作生产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中国的农业几乎都是有机农业。但在毛泽东时代，强调以粮为纲和“绿色革命”，导致当时有机农业被摈弃，大量的化肥和杀虫剂开始涌入农村。中国如今的传统农业是化学农业，农业中的化肥使用率上升的速度很快，甚至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快。1978 ~ 2006年谷物收成虽然有很大增加，但是化肥的使用量增加得更多，每吨化肥使用所增加的谷物量越来越少。

　　中国有机农业从1980年以来都是由国家环保总局(2008年改为国家环保部)负责的，1994年国家环保总局在江苏南京建立了一个有机食品发展中心(OSDC)。1994年以来，OSDC成为了有机农业管理、推广和认证的负责机构。2003年OSDC赢得了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的4项认证。也就是说OSDC的标志是得到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认可的，这是中国唯一一个赢得认可的机构。国际上所认可的有机农业必须秉持4个原则：健康，生态，公平，关怀。

　　中国的有机农业在过去十年增长非常迅速。2000年仅有4000公顷土地的农业得到有机农业认证，而到了2007年就有155万公顷的土地得到了认可，一小部分的土地(占0.3%)还处于过渡期，这个过渡期需要3年。中国的有机农业面积在世界上排行第五，位于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和美国之后。但在一些有机农业产品生产上，中国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包括有机稻和有机棉等的生产。大概有300种产品得到了认证，有1600家企业生产有机农业产品。转向有机农业会遇到很多很大的困难，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其中最大的问题。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小块土地上种植各种农作物，但他们却不能随心所欲地转向有机农业，这是为什么呢?这其中有很多原因。第一，有机农业需要一个最小的经济规模，否则转变就变得不太可能，但农民拥有的土地规模都太小了。有机农业要求农户之间的合作。第二，农民很难靠自己个体的力量转向有机农业。转向有机农业需要3年，这时间很长。种植有机农业时，第一年的产量很低，而且要得到足够多的粪肥是很困难的。有机农业的劳动量很大，如果没有机器的辅助，将非常辛苦。在农民把有机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的时候，需要得到OSDC或是其他已经得到认可的认证才能出售，而且认证价格很贵，所以对于农民来说很困难。

　　5年前我到过南京的有机农产品发展中心，我对他们说，此前在英国，有机农产品市场在不断增长，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现在欧洲、英国的农产品消费者同样关心温室气体问题，他们会偏好本地的有机农产品，因为输入有机农产品的运输过程会产生温室气体。但是中国有自己的国内市场，多达13亿的人口，而且有机农产品市场的收益增长得很快。今年即使在德国下降3%、英国下降4%的情况下，中国市场收益还增长了6%。

　　怎样才能转向有机农业呢?我认为有3种不同的模式。第一种是围绕如上海、北京这些主要消费城市建立密集型有机种植园；第二种是单个村庄以集体合作形式转向有机农业；第三种是农户和国内或国际大型企业签订市场协议，这些企业通常是加工或进出口企业。

      第一种模式见于北京郊区的有机农业种植园。种植园的负责人主要来自台湾和香港，他们聘请外地的农民工，这些外地员工是暂住人口，住房条件很差，工资很低。虽然这种有机农业种植是成功的，但是不符合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的公平和关爱的原则。这里面有资本主义、有收入低的流动农民工，是与这两个原则相背离的。

　　第二种模式虽然符合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的所有原则，但是这种模式对于村庄来说也是很困难的。我做过调查的村庄都需要环保局、本地的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甚至是OSDC给他们提供支持。但实际上很多地区由于当地对有机农产品的需求不大，收益不高，所以农民丧失了种植有机农业的积极性。

　　第三种模式可能会不那么受欢迎，但我认为，对于转向有机农业，它却是成功的。在中国，这种模式走得最成功的，我认为是贵州省。当地的茅台酒公司很成功地将当地的农民全部转向了有机农业化的高粱种植。农民失去一定的独立性，他们要按照公司的指令来种植，相对于其他地方来说，还是得到了较好的回报。所以我说，这当中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单个村庄转向有机农业。这些企业给村庄提供技术设备支持，承担认证费用，提供有机肥料，了解市场情况，还负责农产品的包装、储存、运输和销售。

　　文佳筠：大豆的悲剧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之一就是全面开放粮食市场，而我们现在的开放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些工业化国家，例如日本和韩国。大豆的进口关税下降了3%，因此大豆的进口量大增，从2001年以来几乎每年翻一番，到2003年达到了2000多万吨。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到2007年，进口大豆占国内消费量的2/3以上。而这些进口大豆通常是来自美国和阿根廷的转基因大豆。大豆在进口大增的同时，出口则在大减。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还是大豆的出口国，我们每年向韩国和日本出口100多万吨大豆，而且绝大部分是有机的，但现在的出口量已经降到了20多吨。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中国进口了太多的转基因大豆，可能会污染中国的有机大豆，所以他们不再相信中国的有机大豆，从而导致大豆出口量开始迅速递降，这造成了中国上千万的小农生活非常困难。在中国的黑龙江就有2千万小农种植大豆，是中国大豆种植的主要基地。到2005年，黑龙江的大豆跌到了2元每公斤，也就是说即使不算劳动力成本，也已经低于生产成本，所以大豆种植总面积快速萎缩。

　　而且在整个国际经济形势下，大豆也成为了中国的一个牺牲品。2003年由于中美两国的贸易逆差，美国对中国非常不满意，有可能爆发贸易战。当年中国派出代表团到美国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其中包括大豆和棉花。美国大豆的价格因此而涨，超出了其他年份35% ~ 40%左右。据估计，中国为此多花了15亿美元采购。这15亿美元是由谁来支付的呢?是国内的榨油企业!这也使他们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所以，从2005年起国际粮商就开始大量收购中国的榨油企业。现在，国际粮商已经占据中国85%的豆油市场，所以中国的豆油市场非常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操控。比如说在2006年的两个月时间，中国的豆油价格就从5000元每吨涨到了8000元每吨，而从中获利的并非种植大豆的农民，而是少数的国际大粮商。

　　到现在为止，大豆生产所受的冲击是最大的，主要原因是大豆是高度产业化的经济作物，农民自产自销的部分很少，基本依靠市场。我们在大豆销售受到打击后开始反思，开始抵抗欧美国家的资本的作用。但我们这种抵抗其实是带着镣铐在跳舞，就是说只是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做些修补。在这些成员国里，真正积极抵抗的只有古巴、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三个国家，而发展中大国，包括中国，印度，巴西等更多的是在消极抵抗。然而消极抵抗也有它的意义，而且可能由量到质的过程，就是从消极抵抗到积极抵抗的过程。 

　　Luca Colombo（意大利基因权利基金会）：食品商品化与食物主权

　　我发言之前，先回顾一下1996年在罗马举行的由联合国粮农组织举办的世界粮食首脑峰会。那时候世界上有大约8.4亿人口缺乏粮食安全保障。当时参加峰会的首脑签署了7项承诺，目标是到2015年将全球饥饿人口减少一半。首先我们必须回顾这7项承诺，但我在此只强调其中的两项。一是致力于农村发展方面推行参与型的、可持续的措施；另一项是通过公平的、以市场引导的贸易体系来保障粮食安全。这两者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所以我特别强调这两项。下面我会着重讲述第二项，即通过公平的以市场引导的贸易体系来保障粮食安全。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WTO成立了一年之久，当时的时代精神是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我要指出的一点是，当时的农产品生产比率约为10%，过了十几年以后，这个比率还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他们全球化的目标看上去还没有实现，但主要的变化在于食品的进一步商品化和一些跨国公司在市场上实现垄断。

　　首先我想介绍自己对于商品化commoditization的理解。commoditization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商品化，同时也指食品通过贸易而产生性质上的异变。食品商品化的后果是多元的。第一是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贸易对于规范化的追求导致了生物品种单一化，从而忽略了生态农业所需要的生态保护。第二是贸易追求一种比较优势的概念，这所谓的比较优势导致了农业的单一化，从而减少了社区或是国家的作物种类，损害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食物主权。第三是土地的集中。面向全球市场的农业需要资本和技术的密集化，追求规模的最大化也加剧了土地的集中，从而加剧了争夺土地权利的斗争。第四个后果是发生在食物链上的。耕作者社会经济地位逐渐降低，其他的厂商、运输商、零售商等社会经济地位提高，最后是把农业当成采掘业，把农产品当成原料，交给工厂加工。但农业绝非采掘业，它是相当复杂的系统。有一本书叫做《工业的悲剧》，而在农业当中的悲剧是农业食品的商品化。

　　再回到1996年，在召开世界粮食峰会首脑会议的时候，非政府组织也召开了会议。这个有关粮食安全的会议大概有1000多人参加，很多是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者。我认为这会议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组织叫“农民之路”，他们首次提出了“食物主权”的概念，这一概念被这次非政府组织会议所采用。什么叫食物主权呢?它是人民和社区公有的权利，是在生态、经济和社会文化上按照自己的条件制定自己的生态等方面的权利，同时表现为一个国家有控制和调节自己食物生产的权利。这里涉及三个方面，一是食品安全问题，二是食物主权的问题，最后是食物健康的问题。那食物主权和其他两个问题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的是人民和社区的权利，是个集体的权利，而且是建立在最基本的人权之上的。

　　6年后，世界粮食峰会再次召开会议，以检验6年前所作出的承诺带来的成果。不过，很多民间组织、世界共同组织、非政府组织等也举行了论坛，这个论坛的主题就是食品主权的问题。但这次不仅仅只有粮食生产者，还有来自牧区以及原住民地区的人们。讨论的主题既有食品主权，还有社区和集体管理和控制当地资源的权利、小型家庭农场、以社区为基础的生态园以及贸易和主权的问题。另外还组织了一个有关食物主权的国际计划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代表任何组织，而是一个网络型的组织，是一个可以资源和方案共享的平台，同时还建立了对话机制，使不同的组织能进行跨国对话。这个委员会分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非常扩展的大网络，第二个层次是一个国际型的大网络，最后一个层次是地域型的网络，比如说非洲南部、拉丁美洲这些地区性的网络。这个委员会的构成也是多元的，不仅有食物生产者，也有渔牧民、农民工人，还有一些专家提供技术服务。

　　一两年前，全球曾遭遇过很严重的食品危机。当时布什政府参与世贸谈判的代表，也是现在世界银行的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应对这场危机的措施是呼吁一场“兴奋”，这“兴奋”指的是更多的贸易自由化、更多的技术、更多的援助。这一政策在去年的罗马世界粮食峰会上被采纳。其中的措施之一是给缺粮的国家提供援助。第二个措施是给农业和贸易提供更多的自由度、更多的技术。但来自世界银行内部报告的数据显示，1979年对农业的生产援助是18%，但到了2004年已经下降了3.5%。这个数据表明对农业的援助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此外我要挑战的是“更多的贸易”和“更多的技术”。“更多的贸易”是为了什么?为了谁呢?在各种农产品的贸易当中，发达国家所占的份额是最大的。而所谓“更多的技术”又是什么呢?事实上每个国家的粮食产出量都不同，而且距离很大。但食物的生产和人口的增加基本上是相匹配的。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取决于这些粮食产品的不同的用途。其中在食物饲料和燃料当中出现了竞争，在这种竞争当中，食物是失败者，饲料和燃料是胜利者，很多的作物被作为饲料和燃料。根据预测，我们未来对于食物的摄入将会更加高热量，和我们传统多元的食物结构相比较来说，营养会更加单一。现在世界上很多地区的饮食消费结构有趋同的现象，特别是在城市里。

　　我们将有3个目标，第一个是铲除饥饿。第二个是在全球的粮食生产系统中改善管理机制。第三个是制定实在的政策和计划来保证全球的食品安全。当然，同时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团体也会召开会议，他们也会讨论这些聚焦的问题。我想邀请大家参加世界上的粮食生产联合和斗争。在国际的层面我们要更多地参与，增加我们的知识，了解食品安全的协调和谈判的过程。所以全球斗争以外，我们要追求地区性的发展，尝试逃脱全球一体化对我们的束缚。 

　　Ada Cavazzani （意大利Della Calabria大学社会学与政治科学系）：农村发展的创新道路

　　我很高兴地发现，我所关注的问题，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也有许多人感兴趣。我在这里要介绍的是农村发展的两种道路。第一种就是引导项目(The Leader Initiative)，简言之就是由组织发起的自上而下的模式。第二种叫替代性食品网络(The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这和引导项目不同，是由社会阶层发起的自下而上的模式。

　　农村发展的新模式是由不少社会科学研究者探讨出来的，包括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等。第一种模式叫综合发展(Integrated Development) ，就是综合各方面的全面发展，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以及机构组织的发展。其中机构组织包括政府机构以及社会机构等。第二种模式叫以农为本的发展(Peasant Principle)，就是我们要发展农民的农业，即传统农业。这种传统农业是可持续的，这是说它不破坏土地和土壤并且保护水资源。此外，传统农业在经济上也是可持续的，这是指它可以创造更高产值。第三种模式是以地方为重点的发展模式(Local Focus)，指着重于地方经济、地方社会、地方政府的发展。最后一种是地方与外界力量的协作(Interconnection between Local and External Forces)，也可以说是地方发展与全球发展的协作。很多人谈到地方发展会认为这是一个很封闭的系统，但其实一个小地方也可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可以和全球其他有着相同问题的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

　　下面我介绍一下现代农业。现代农业指集约化、高密度种植的农业。其特征是用科技代替了劳动力，从而产生了劳动不公。另外，农产品经过工业过程转化后不再是新鲜食品而是工厂加工食品。而且，农民受制于技术—工业联合体系，农民就失去了自主权，他们只是制造一些原材料，就像Luca教授讲的，现代体制的农民的生产就像矿工一样，他们仅仅是挖出一块矿产，之后在加工的诸多环节中农民不再起任何作用。因此，农民在现代农业中发挥的力量是很小的。在这种现代农业体系下，农民的收入下降了。他们要么按科技的方法生产，要么失业。现代农业最后的一个特征是它与产地是脱离的。由于科学和技术加工，化肥和农药的使用，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是不带有任何产地特征的。

　　与现代农业相左的农业，叫做农民的农业(Peasant Agriculture)。它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它关注的不仅是生产，而且是生产资源的再生产，这就是说其生产过程对土地和土壤是具保护作用的。第二，这种农业把自然生命(土地、水、植物、动物)融入到生产过程中。第三，这种农业是以技能为导向的，特别是农民个人的技能，而不是标准化的机械生产过程。第四，这种农业包括对生产方式和生产方法的控制，以及对传统知识的融会贯通和使用。最后一点，农民不再是单个人在生产，而是出现很多农民之间的合作，农业生产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谈“农民的农业”呢?因为农业是我们的祖先几千年以来就从事的一种生产活动。现代农业则是最近一百年才开始的。但是我认为，农民的农业也是后现代农业。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对自然的破坏程度很大，如果我们想继续在这个地球上生存的话，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是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将来还是这种农民的农业。经过了现代农业的阶段，今后的后现代农业可能与传统农业不太一样，可能会结合现代的一些经验，但是这种生产方式离不开上面所说的原则。

　　我再来介绍农村发展的目标。农村发展的目标就是要对抗工业发展所造成的农业地区边缘化现象，具体而言包括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支持可持续性生产、推动(经济、社会与机构的)综合发展以及实现自然资源的再生产。

　　农村发展的两种道路中第一种是叫引导项目，是由机构推行的，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其管理的宗旨是推动机构与社会的对话，并让双方共同承担责任。因此其原则和政府管理不同，政府管理通常是命令式的管理模式。第二种是替代性食品网络，由社会阶层来推广的自下而上发展模式。

　　引导项目是一个简称，其全称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行动联合(Links between Actions for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从1989年到2006年的近二十年时间里已在欧盟的15个国家推行。这个项目分成三个发展阶段，其方式是邀请地方合作伙伴。引导项目非常成功而且效果很好，因此其方法被欧盟用作“共同农业政策”(The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for Rural Development)的所有新项目的指导规范。

　　引导项目建立了一套农村发展的“创新方法”，其创新之处包括采用多个参与者、多层次和多方面的方法，并且其重点是让地方的合作伙伴开展创新活动。其成员称为地方行动小组(LAG / Local Action Group)，有政府和私人两方面的地方参与者。这些组织主要规划和实施地方发展计划(LDP / Local Development Plan)，制订地方发展的策略和具体行动。其资金支持则包括政府和私人两方面的投资。

　　引导项目有一些基本准则。第一，接近地方，即以地方为主导。第二，接近群众，即自下而上的以群众为基础的活动方式。第三，由地方来管理财政资源和进行决策。第四，网络的建立，包括不同的地域之间的网络、群众和机构之间的网络以及不同活动之间的网络。

　　地方行动小组每年都召开合作伙伴大会(Assembly of Partners )进行决策和制订预算。另外还成立了管理委员会(Directive Committee)，这个委员会每个月至少开一次会，对项目的具体实施方面的情况进行决策，其日常运作嵌入到行政管理的任务中。

 　　地方行动小组很强调地方社区的参与。这一方面是为了巩固地方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在公共和私人参与者之间推行新网络的建设。但是我们发现，要让地方社区群体完全参与到发展过程中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引导项目在实施时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官僚程序繁琐，这可能在所有的组织机构运作中都很普遍。并且公共资金投放的程序也较为复杂。另外区域和国家政府可能会对合作伙伴的组成施加影响，造成地方群体加入时的不自由。再有就是对某些社会群体的排斥。直到最近五年，我们才鼓励妇女、老人和青年的参与。

　　引导项目的社会效应包括，它建立了自己的办公室，为地方行动小组提供一个会面的地点，他们可以在此交换意见、计划新的行动、接受信息和帮助，以及申请经费、执照和其他服务。说它产生了社会效应，是因为这个办公室不但为组员提供了见面的地方，而且在社会上也经常会提到这个办公室，并且作为其社会行动的一个参照物。

　　引导项目的普遍效应是帮助重组了农业社区。当然，这一过程很漫长。另外，它也增加本地资源，并且发展了地方民主，促进了社会各个群体间的对话。引导项目有很多创新之处，比如在农村地区创立了许多新型的项目，建立了新网络、新办法、新活动。另外，这些新举措的实施使社会集体资本得到了巩固，也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

　　现在我介绍农村发展的第二个道路，即替代性食品网络。先谈一下“替代”的意思。“替代”指替代主流的资本主义工业及农产品生产和消费的网络，也可以翻译为另类的食品网络。其具体做法就是把食品生产者和食品消费者组织起来，生产充裕、安全和优质的食品，摆脱主流农产品综合系统的控制，重新建立农民对生产方式和方法的控制，建立以短供应链代替长供应链的市场直接交换。

　　替代性食品网络有很多组织形式，包括法国农民种子网络(Réseau Sémences Paysannes)、意大利有机农业协会(AIAB)等。像Luca介绍的“农民之路”的运动和组织，去年十月的年度大会由来自70个国家的170个组织和机构参加，这些组织主要来自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些国家。近年来欧洲和亚洲的参与度也加大了，但中国似乎还没有派代表参加。就连意大利有机农业协会都参加了，它实际是一个官方机构，专门给农场发放有机产品和产地证明的。大家可以看到，“农民之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合作的平台。

　　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网络(如“大地母亲” / Mother Earth、社区支持农业国际联合网 / URGENCI、团结经济网络 / Networks of Solidarity Economy、新农民公社网络/ Network of New Communes、团结公社网络 / Network of Solidarity Communes等)，它们与替代性食品网络不太相同但有着一些原则性相似处。它们与主流食物网的区别在于二者的社会基础、文化参照、目标、实践等不太相同。这些网络有一个共同的构想，就是与工业化农产品区别开来，但是它们的具体操作方法则各有差别。有些网络依然服从于主流农产品思维框架，只是在方法上做些改良，另外一些网络则想和传统主流网络彻底决裂。虽然操作方法不同，但是有些原则，这些网络达成了共识，比如自主和自给自足原则、生产合作原则、食品主权原则、社交联谊原则、团结一致原则等。另外还有公平公正原则，我们不希望让世界一部分的人陷入贫穷状态，而另外一些人则很富有。

　　对于农民而言，这些食品网络有何好处呢?它可以在农场这个环节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比如缩短食品供应链、手工加工食品、发展有机农业等。另外，它可以给农民开拓新的创收渠道，比如发展社交联谊农业、发展农村旅游以及一些非农的生产活动。替代性食品网络还可以发展一些协作，比如南北协作、食品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协作以及食品网络和其他网络间的协作等。

　　替代性食品网络希望建立各个环节的连接，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去合法化，即指批判现代化。同时希望赋予科学新使命，让科学从事一些另类课题的研究，比如食品主权问题、种子权力——生物多样性问题以及自主和自给自足问题等。最后还希望能够推动地方和全球范围内的政策改变。

　　Luca：整合的力量

　　我从观察者的角度说说。刚才Ada教授讲了不同组织的联合，这些联合在意大利是相当成功的，通过合作它们有相同的目标，第一个就是收入的目标及社会的目标。这种联合对于自下而上的草根组织很重要。

　　这种整合的力量，我总结有三种。第一种力量是社会力量，就是把基层力量或地方性力量组织起来。第二种就是在社会机构中进行能力建设，使它们有能力保护地方性试验或创新，因为这些创新是走在前面的，是不成熟的，是要承担风险的。第三种是机构层面的支持，这可以是任何层面的，可以是地区性的、全国性的或者是跨国性的。

　　Ada：人民对食物的权利高于市场

　　我补充一下，机构在给这些实践提供保护的时候，依然存在三种力量。一种是支持农民的农业，一种是希望农业与市场对接，第三种力量出现在意大利，即把食物主权问题提到宪法层面上，这样对市场力量有一个阻隔，使得人民对食物的权利高于市场。

　　(录音整理：陈 雪 何海狮 黄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