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农民合作组织的管理离不开成员的参与，忽视成员态度将会导致合作组织的失败。文章以在陕西省对19个农民合作组织的调查获得197份有效数据为基础，以改进的计划行为理论(TPB)作为框架，以“人的因素”为主要视角进行分析，发现影响成员参与管理意愿和行为的重要因素，并针对这些因素提出促进农民参与组织管理的建议。

　　关键词：农民合作组织，计划行为理论，成员意愿与行为

　　项目来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创新理论与实践研究”(编号：10CJY043)，主持人毛飞；2010年河南省政府决策招标课题“基于供给视角的河南省普惠型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改革与创新研究”(编号：B600)，主持人何学松。

　　一、引言

　　成员是合作组织发展的基础，为组织源源不断地提供资本、原料或市场，保障农民合作组织持久的生存能力。作为合作主体的农民，他们的态度对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起关键作用，忽视成员态度将会导致合作的失败。影响农民合作组织成败的因素有很多，回顾前人的研究，大多数学者从经济和管理的角度分析，将原因归因于管理、成本、资本和制度等，更多地注重对农民合作组织“制度”和“经济”因素研究，对于合作组织中“人”的因素研究则相对缺乏。

　　制度和经济因素对农民合作组织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成员的意愿、行为同样不容忽视，成员拥有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双重身份，和其他商业组织相比成员忠诚度在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有着更深刻的影响。Sexton and Iskow(1998)总结的合作组织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缺乏足够的成员和交易量，它和低效的管理同样致命。Bhuyan(2001)在研究中发现成员的忠诚对合作组织成功至关重要，退化的忠诚度和义务履行程度将威胁到组织的存在。成功的合作组织领导人会理解成员特殊的作用，了解成员的价值、需求、目标，用他们的管理技巧组合其他因素促进合作组织发展(Cook，1993；Fulton，1993)。San jib Bhuyan(2007)认为成员的信念和知识会影响到他们在合作组织中的态度和行为，充分理解成员的态度和行为则是关系到合作组织成功发展的重要因素。Jesse and Rogers在研究Ocean Spray合作社的案例中描述了合作组织管理层如何不慎引起了成员不满导致成员的信任危机、成员流失和财政状况恶化。国内对于合作组织中“人”的因素研究较少，孙亚范(2003)、郭红东(2004)分别研究了江苏和浙江两省农民参与农民合作组织的意愿，认为农户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行为受到户主的文化水平、生产的商品化程度和政府支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随这些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刘宇翔(2009)借鉴了芬兰奶制品合作社Valio的先进管理经验，分析了国外合作社如何鼓励农户积极参与组织管理。成员参与组织管理的意愿和行为最终将影响合作组织发展的成败，本文将分析影响成员参与组织管理的意愿和行为的因素，对管理者协调成员与组织目标融合促进组织顺利发展提出建议，激励成员积极参与组织管理，减少成员选择不利于组织发展的行为。

　　二、理论框架

　　本文以改进的计划行为理论(TPB)作为基本理论框架。TPB理论分析了态度、知识、感知与行为的联系，认为态度是决定行为的重要因素(Ajzen，1988，1991)。根据TPB理论行为被行为信念、标准信念、控制信念引导。行为意图可以通过对三种信念的分析预测，意愿向行为转化时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适当时机可用控制手段调整个人行为，但控制手段是有成本的，所以相似的意愿转化为行为可能是有差异的。对成员来说影响到他们对合作组织态度的因素包括教育程度、信仰、对合作的理解和自身经济情况。成员对合作组织的态度影响了他们参与合作组织管理的意愿和行为，如投票、交流、退出、选举。现有的文献对合作组织成员的信任程度、忠诚度、参加意愿都有研究，但涉及成员参与组织管理的研究很少，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发现影响成员参与管理意愿和行为的因素，进而促进成员参与组织管理。文中将TPB理论加以改进，图1所示影响成员意愿和行为的因素总体分为成员态度、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信任因素、成员需求。这里既包括内在心理因素成员态度、需求和信任因素，又包括外在的经济因素和个人特征。这些因素影响着成员的意愿和行为，意愿对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向成员的行为转化，成员的意愿和行为可以通过经济和制度的手段进行控制。

 

　　三、成员参与管理的意愿、行为模型

　　(一)模型和数据描述

　　成员的意愿和行为受到内在和外在的影响，参与管理的意愿包括：Z1是否考虑过离开现在的组织，Z2是否考虑过不履行组织成员义务，Z3是否考虑过参加组织的管理。参与管理的行为包括：Y1参与成员大会的频率，Y2参与投票的频率，Y3与组织管理者交流的频率。成员意愿是二分变量，因此采用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成员行为采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分析。

 

　　2008年10月到2009年1月，笔者在陕西省阎良、西安、临潼进行调研，共调查19个农民合作社，如阎良的馥康甜瓜合作社、临潼的石榴合作社等，涉及的产业有奶业、蔬菜、水果、养殖等当地的主导产业。问卷发放的形式为集中的指导填写，在农民召开会议或者进行集中培训的时候发放，并由专人解答填写中的问题，因此问卷的回复率比较高，共发送202份调查问卷得到有效回复是197份，这种调查方式回复率高达97.5%。

　　(二)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软件SPSS13，采用多元线性回归中的逐步回归法进行分析，分别计算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贡献大小，从大到小挑选贡献最大的先进入方程，随后重新计算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贡献，并考察已在方程中的变量是否由于新变量的引入而不再有统计意义。如果有则剔除该变量，并重新计算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贡献，直到方程内没有变量可被剔除，方程外没有变量可被引进为止。对于变量Z1、Z2和Z3采用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使用的是逐步向前法，根据偏似然检验的结果剔除变量，变量Y1、Y2、Y3采用的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是否考虑过离开现在的组织的正向相关变量有X12、X16、X29、X38、X46、X49、X53。家庭收入越高、自有销售渠道越多对合作依赖的程度也就越低，离开组织可能性越大；与非会员交易量越小成员离开的可能性会越大；认为当地经济环境对家庭经济限制过多的农民更容易离开农民合作组织，这些农民对当地经济政策不满倾向到外地打工增收；公司竞争者的数量越多成员更可能离开合作，竞争者的数量能说明当地市场发育程度，为稳定原料供给公司会提供较优厚回报；对组织管理效率的关心程度越高的成员更可能离开合作组织，这是因为合作组织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回报率比较低，关心程度高要求也就越高；当竞争者提供优惠的条件时成员可能更注重短期的利益而离开或不履行义务。问及“如果其他的公司提供服务使您得到更多利润，你是否接受时”，1.5%的成员弃权，30.5%接受，60.4%不一定接受，仅7.6%拒绝，这反映了农民合作组织的成员团结和信任程度有待提高，内部凝聚力不足，此外较高的成员异质性也会导致成员离开合作组织。

　　是否考虑过离开现在的组织的负向相关变量有Trust4、X66、X72、X7、X47。这说明对组织管理者信任程度越高，对组织管理效率的满意程度越高，从事农业生产时间越长的成员越不愿意离开合作组织；希望从组织中获得生产中服务的农民越是不愿意离开，因为生产中的问题超出个人能力的不得不依靠集体的力量解决。随大流加入的成员反而不愿意离开农民合作组织，因为随大流得到了比单独经营更多利益，这显示出农民合作组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并得到了农民的认可。Z1模型改进中，两个决定系数随着模型的改进不断提高，模型预测的精准度也在提高，从80.423%提高到88.40%，-2Log likelihood值也从173.366下降到111.401。

　　是否考虑不履行义务的正向相关变量有X9、X16、X30、X36、X83。尽管系数较小家庭收入和义务履行的可能性还是呈反向关系，收入越高的成员越可能不履行组织的义务；以前通过中介商销售农产品较多的农民更可能不履行义务；当地农产品多样化程度越高不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就越高，较多的生产项目影响农民履行义务的能力；希望组织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农民越有可能不履行组织的义务；认为当地政府对农民合作组织支持越多的农民越有可能不履行义务，对于农民来说政府的支持意味着财政支持和税收政策，为了分享这些优惠农民会积极地参加合作，但实践中政府的过多参与会造成一种挤出效应，合作组织也成为政府的附属及对政府部门严重的依赖，因此政府的指导要适度地偏重于宏观政策而不是具体的业务性操作，尽管变量X30的显着性不高，但也反映了政府过度支持会造成农民履行义务的意愿下降。

 

 

 

　　影响因变量Z3是否考虑参与管理的因素如表3所示，正向相关的有X6、Trust1、X52。这些变量表明文化程度越高、对社会信任程度越高的成员对合作组织的接受程度也较高，参与组织的管理意愿也更高。X52说明认为组织团结程度高的成员更乐意参加组织管理，这就要求组织的管理者建立合作文化，增强组织的团结凝聚力，促进农民参与管理。

　　与Z3反向相关的变量有X4、X13、X26、X51。这些变量说明家庭成员越多、农产品用于销售的比例越大、筹款用于非农业生产的成员不愿意参与组织管理。在筹款用途中，68.2%的成员选择了用于生产，6.6%的成员用于投资非农业生产，18%的成员用于生活需要，选择用于生产的农民更乐于参加组织的管理活动。X51说明受到培训越少的成员参与组织管理的积极性也就越低。在Z3的模型改进中，预测精度从74.1%上升到79.8%，两个决定系数Nagelkerke RSquare和Cox&Snell RSquare也分别上升到0.516和0.415。

　　影响Y1参与成员大会的频率的因素见表4，其中正向相关的有X48、X49、X83、X31、X53、X47、X78，和变量Y1成负向相关的自变量有X75、X1、X7、X50、X8、X79.这些变量对Y1的解释程度达到了53.8%，模型具有统计意义，Durbin-Watson检验值为1.835，接近于2，随机误差项独立，对回归模型的估计与假设所做出的结论都是可靠的。在Y1逐步回归模型的改进过程中，模型的拟合程度不断地提高，R2从0.232提高到0.538。多元线性回归中多重共线性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在这个模型中通过对特征值、条件指数、容忍度多种指标系数的分析，发现X79和X78存在较高的相关性而且与其他自变量存在线性相关，剔除以后R2=0.515，F值=17.067，Durbin-Watson值也上升为1.880。由于本文研究目的是找出影响成员参与合作组织管理的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将这些因素归纳总结出相应的对策以促进农民参与管理的积极性，并不涉及再次的预测和计算，尽管从统计上将X78和X79剔除以后，模型得到了改善，但结合研究背景，在变量的共线性没有造成对模型的巨大的影响情况下，尽可能的将更多的变量纳入分析，避免信息过多的流失，其他因变量将做同样处理。

 

　　成员参与大会主要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农民合作组织能从价格改进、提高农民收入方面让农民满意，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农民就更乐于参与合作组织大会，因此合作组织初期的主要功能还是提高农产品价格促进销售。此外，成员的异质性越高参与成员大会的积极性也就越高，为了维护本类成员的利益(如股东、非股东、一般会员、核心会员的分类)，差异性促使成员积极地关注组织的管理。

　　从促进成员参与管理的角度看，多元化会员制度更有利于农民参与管理，但会增加决策成本。通过对负向相关的因素分析，我们发现男性比女性更乐意参加成员大会，这与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相关；在希望组织改进的方面增加交流的成员不积极参加成员大会，说明成员大会这种交流方式不能满足这些成员的交流需求，不能充分表达成员意愿，管理者需要改进交流方式建立新的沟通体系与这些成员交流，满足他们的需要。提高利润返还上要求较高的农民不乐意参加成员大会，说明利润返还也没有达到部分成员的希望，使成员逐步疏远了合作组织。组织内部交流是保证成员参与管理的重要因素，管理者应及时和成员沟通使其能够理解组织的政策，保证成员义务的实现。X79的得分越高说明农民对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期望值就越高，不能满足农民的这个期望，农民就会对合作失去兴趣。通过分析X50，发现农民合作组织比农业公司更有发展前途，65.6%的农民认为合作的形式更能够保护自身的利益，对合作更为信任。但是这个变量和Y1成负向相关，一方面是农民更相信合作组织，放心地让组织管理者运营；另一方面是现有的合作组织发展并不让农民满意，所以其参与大会也不是很积极，Y1在4分以下的就占到40%。

　　与Y2成员投票频率成正向相关的自变量有X47、X48、X3、X36、X49、X83、X68、X14、X64.X47、X48、X49、X64、X83，再次证明经济因素对农民参与组织管理的重要性。X68说明政府支持对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重要作用，政府支持力度越大农民参与投票的积极性就越高，因为加入农民合作组织就可以享受到政府的优惠政策和支持，为了争取更多利益参与组织管理无疑是最好的途径。X3说明兼业农户参与投票的积极性较高，兼业农户可以委托组织经营农地，自己去做其他副业。耕地面积和参与投票成正向关系，土地面积越大的农户生产规模也就越大，在市场中面临卖难的问题也就更严重，很多合作组织都是生产大户自发建立的。X14说明通过合作组织销售农产品的比例越高，农户越是积极参与投票。

 

　　与Y2负向相关的自变量有X6、X25、X69、X82、X12、X42、X63、X69.X82说明现在合作组织发展还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因而也影响了他们参与管理的积极性，部分成员通过合作组织获得服务和扩大规模的期望没有得到满足。此外，合作组织成立的时间越长农民参与投票的频率就越少，这主要是因为合作组织建立以后组织制度和管理目标不会频繁变化反映管理的稳定性，虽然调查的农民合作组织70%的成立时间少于三年，但是将近75%的农民认为合作组织能够帮助其提高收入，对既定的经营政策没有太大的反对意见。而将产品销售给其他农户的成员对合作组织的管理参与较少。通过合作组织获得贷款多的农民反而不积极参与投票，因为合作组织追求公平的目标使他们知道，获得一定贷款以后再次申请补助或支持的可能性不大。在Y2的模型改进中，经过19步的运算R值从0.494改进到0.785，由于多重共线性原因，X25、X69、X64三个变量的引入将会对模型产生影响，他们的特征根小于0.2、条件指数大于31.73、容忍度分别为0.856、0.921、0.730。剔除以后模型得到改进，其他变量的特征值大于0、条件指数小于30、容忍度大于0，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并不显着，由于研究目的的需要，依然将这些变量保留用以分析成员意愿和行为对农民合作组织的潜在影响。

　　如表6所示，X47、X48、X49、X61、X36、X53、X3与Y3和管理者沟通频率正向相关。X47、X48、X49再次证明了经济利益的重要性。X61说明对领导人员选举的关心程度影响着农民与管理人员沟通的频率，农民合作组织的管理者要有一定的人格魅力，成员愿意与其交流。此外，成员的差异程度即异质性再次影响着农民与管理者沟通的意愿，异质性越高沟通的频率也就越高。当地农产品差异程度越高也使农民与组织管理者沟通的频率越高，这是因为多样化的农产品导致农民生产多样化，而现有农民合作组织大多是专业性的针对单一的产品，还不能满足农民生产多样化产品的渠道，因此农民不得不与组织的管理者经常沟通以期解决其他农产品的销售问题。X31反映出成员与组织关系的紧密程度，心理评价越密切沟通越频繁。

 

　　X41、X51、X12与Y3负向相关，说明成员数量越多组织管理者沟通的频率越少，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成员增加，成员人均的不分配资产随之减少，很多合作组织成员感到自己和组织的距离逐渐拉开、与管理者沟通缺乏、对组织控制能力下降，导致成员的不满，引发信任危机。因此，农民合作组织有必要依靠通讯或网络建立方便的沟通系统，随时和成员沟通。X51说明成员受到组织培训次数越少与管理者交流的频率也就越少，培训次数少说明成员对组织发展规划或认识较少，与组织管理者交流也就缺乏。X12说明成员销售渠道的选择中自我销售量的比例越大与管理者交流的频率就越低。在Y3的模型改进中，R值从0.638上升到0.840，自变量中X41的特征值最小0.26，条件指数最大22.069，容忍度为0.904，模型受共线性影响不大。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集中在哪些因素影响成员参加管理、成员通过哪些渠道参与管理，用改进TPB理论对成员参与管理的意愿、行为深层次的分析，认为只有成员积极参与组织的管理才能够确保组织持久的生命力。

　　1.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管理主要还是基于对经济因素的考虑，也就是利己基础上的合作，因此农民合作组织要建立在家庭经济基础上尊重农民的产权，将力量集中在产品的销售和加工上，通过产品标准严格要求进而影响到农民的生产资料的配置，不直接干预成员产权使用。坚持公平原则，产权和投资制度，组织内部的公平、信任、团结程度都会影响农民参与管理的行为，解决了这些问题也就解决了国内农民合作组织一盘散沙的局面，这就要依靠组织对农民合作文化和意识的培养，使他们理解合作是提高收入的有效手段。

　　2.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受心理激励作用更加明显。组织的归属感、对社会的信任程度、对管理人员的信任程度都影响到农民参与管理的积极性，因变量的影响因素中，心理因素发挥着主要的作用而且大部分外在物质条件变量的显着性并没有达到进入模型的要求，因此在建立初期农民合作组织的实力比较弱小，不能满足成员的快速提高收入的要求时，对成员的心理激励更加重要。加强对成员的培训培养合作文化，使农民认识到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这样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才能够保证组织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成员对领导者的信任程度影响了他们参与管理的积极性，因此建立农民合作组织的过程中要选择在当地具有一定威望的农民作为创办初期的领导者，党员和农村精英都是很好的选择。

　　3.异质性高会激励成员参与管理，但成员差异过大会导致意见分歧的可能性越高，从而增加组织的决策成本和成员离开组织的倾向。因此应限制会员资格，尽量减少成员的差异，实行限制会员制度和差异化分类合作。通过产品、规模、投资能力等条件进行分类，组建不同的合作组织参与市场竞争，通过组织合并发展壮大。

　　4.惩罚违约和限制退出机制的建立。传统的农民合作组织制度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退出自由和自愿加入的原则使合作社没有办法控制农民违背合作行为，而且我国的合作组织为吸引农民加入往往不要求交纳会费或投资，对农民的违约行为更没有约束能力。成员的违约成本较低，最多是来自其他成员的谴责，没有实质性的处罚，特别是在建立初期合作组织能力有限，成员违约的行为可能更为严重，增加组织不稳定性，违约行为对组织其他成员有着严重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设计约束制度从制度和情感两个方面约束成员违背合作的行为。

　　5.农民合作组织要发挥沟通桥梁作用，比如与银行的沟通帮助农民获得贷款，与政府的沟通获得更多的政府支持，与企业沟通获得多渠道的销售产品等，农民合作组织的金融功能必将在下阶段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也将提高农民参与管理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