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商品匮乏的时代，物资凭票供应；那是一个色彩单一的时代，人们的衣服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灰、白、军绿、宝蓝；那也是一个手工业落后的年代，穿衣依然靠裁缝……

　　“缝纫社”应运而生，一个数万人的乡镇只有一所缝纫社，逢年过节要做新衣裳要提前一个月预定，生意火爆。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巨变，缝纫社早已淡出历史舞台。令人意外的是，在儋州市东成镇热闹的长坡墟上，依然有一间“长坡缝纫社”在正常营业，五位年过花甲的师傅坚守于此，度过了大半生。

　　文/海南日报记者 李关平 特约记者 郭树护 通讯员 李德恒

　　本版图片由海南日报记者苏晓杰摄

　　破败“高楼”下 五位裁缝的坚守

　　历史久远的长坡墟依然熙熙攘攘，热闹非常。沿着凹凸不平的青石板街道，两旁的二三层楼大多是1990年代后的普通建筑，只是刹那间出现在记者眼前的一幢两层“高大”的小楼别具一格。虽然墙面已经严重破损，部分地方已经露出了钢筋，但是，表面的破败依难掩其昔日的繁华。

　　说其“高大”，是因为其虽然是两层楼，但是楼层特别高，一层约有5米高，联想到她的年代，一看就不像是普通的住房，特别是一楼两边各有5个大窗户，颇有现在一些大商场的气派。

　　一楼摆着六部缝纫机，五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正在专心致志地使用缝纫机缝补一些衣物，里面的静谧与外面的车水马龙恍若隔世。

　　70岁的老师傅陈作秋，25岁开始在这里工作；如今已76岁的张瑞桃，只记得20来岁就在这里工作了……五位已过花甲之年的师傅和他们的缝纫机在这里一待就是半个世纪。

　　“我们这里是集体所有制的缝纫社，有50多年的历史了。我大概是20来岁，还没有结婚就来这里当学徒了。”满头银丝的张瑞桃口齿清晰，没有戴老花镜，言语间已轻松地给针头穿线。

　　火红盛景 做衣服提前一个月预定

　　“那个年代，这里非常忙碌，生意非常红火。”忆当年，五位师傅语气里透着自豪。

　　那是1956年，农村都在搞互助组，初级社，政府也号召城里的小手工生产者联合起来，成立缝纫社。领头人魏振修，是个车衣技术较好的师傅，带领有10多人成立了长坡缝纫社。

　　“当时全镇也就那么几台缝纫机，大多数人们还是手工制作衣服。但是，缝纫社有缝纫机，加工衣服时间短，而且做工相对精致，因此生意一直不错。”现年86岁的汪明亮是第三任长坡缝纫社社长，经历过缝纫社最辉煌的时期。

　　据了解，当时不仅是长坡，在全国各地的乡镇、城市都有类似的缝纫社。

　　“记得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制作一件成衣要四道工序：剪裁、车缝、粘合、钉扣子，收费是1元。其中车工获得收入最高4角，其他工序的工人大概是一人得1毛钱，剩下三毛上交公家。”汪明亮还记得当时收入最高的车工，月收入能达到60元，“这样的工资比政府的干部还要高”。

　　长坡缝纫社社员最多的时候达到了70余人，缝纫机20台，尽管如此，快到快过年的时候，顾客络绎不绝，缝纫社春节前的一两个月是最忙碌的，当时做一套军便服甚至需要等上一个月。

　　汪明亮告诉记者，长坡缝纫社一直很红火，但是在创立之初也经历过两次挫折。一次是1958年，大跃进后期，粮食紧张了，大家都饿着肚子，生意一下子惨淡了，缝纫社随即解散了。直到1961年左右，镇政府又重新组织缝纫社，但是不久，儋县政府要在全县搞缝纫社，要求长坡缝纫社支持兄弟公社，抽走了大部分技术骨干，缝纫社的生产能力受到严重削弱，几度停产。

　　20台缝纫机 服务长坡4万人

　　在长坡中学教书30多年的郭老师至今还记得，1973年，长坡中学分配到一张缝纫机票，一时间成为全校老师关注的焦点，全校通过抽签的方式，最后这份幸运落在了郭老师身上，令老师们羡慕不已。

　　“当时一年学校才得这么一张缝纫机票，有些老师开玩笑说，长坡中学有120名老师，一年一张缝纫机票，倒霉的话要等120年才能拿到缝纫机。”郭老师笑着对记者说。

　　这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即使是到了1970年代，长坡缝纫社也仅有20台缝纫机，服务着长坡4万人口。其实，不仅是缝纫机这样贵重的机器，就连当时百姓穿衣服的布料也是凭票获取，限量供应。

　　如今，像长坡这样的乡镇，满街上人们穿的各种颜色、各种样式的衣服，在张瑞桃眼里当年是无法想象到的。“当时要是有人拿到几匹绿色的棉布，过来缝纫社做军便服，那是相当了不起的事情。”张瑞桃竖起大拇指对记者说。

　　当时的衣服大多是清一色的灰、白、红、军绿、宝蓝等颜色，对于长坡缝纫社这样的乡镇缝纫社来说，制作中山装、军便服的机会并不多，青年装(上1袋，下2袋，无盖)、便衣(男服对襟、女服为大披衫)较多，有些人甚至拿几块材质不一或者颜色各异的布到缝纫社，要求做成一件衣服。

　　郭老师还记得，他当时有一件蓝宝色的裤子被刮破了个洞，家里找不到一块蓝宝色的布料，只好拿到了缝纫社补，结果缝纫社阴差阳错找了块米白色的布料补，后来他穿着这条裤子上街常招人指点，颇为难堪。

　　时代变迁 缝纫社逐步淡出市场

　　据张瑞桃介绍，眼前的这幢楼房是1980年盖起来的，花去了6000元左右，全部是社员的集资款。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楼盖好没有多久，大家都各自回家单干了。

　　“当时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到了长坡，很多技术好的师傅，或者在长坡墟上有铺面的师傅，都回去自己开起了裁缝店，不愿意吃‘大锅饭’了，后来又有一批人陆续去做别的生意了，当年兴旺的长坡缝纫社就逐渐衰败下去了。”张瑞桃摇了摇头对记者说。与曾经的辉煌相比，这段下坡路走了十多年，老人家似乎不愿多提及。

　　应该说个体户进入裁缝市场，对缝纫社构成了一种竞争的关系，是其面对的第一波冲击。而第二波的冲击最为彻底，那就伴随着机械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各式衣服都在流水线上生产，而且款式新颖，价格相对便宜，成为了生产工艺落后的缝纫社最大的冲击。当年逢年过节人头攒动的缝纫社，也随着当时的军便服、中山装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2000年后，长坡墟上的十几家裁缝店相继停业，取而代之的是销售成衣的各种商店。”改革开放后在长坡开了十多年裁缝店的冯必亮，喇叭裤、直筒裤、牛仔裤、披肩、蝙蝠式、拉链、西裤等都做过，还因此在镇上盖了楼，“但是终究敌不过来势汹汹的商品大潮”。岁月流转，情怀依旧。

　　如今，每天早上，五位老师傅依然会按时来到缝纫社，接一些缝缝补补的针线活，最多不超过20元的收入。对于1980年代后出生的人，军便服、中山装以及缝纫社都是出现在父辈的讲诉的故事中。但是，对于年过70的张瑞桃、陈作秋等五位师傅来说，这里有他们人生中大部分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