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山东鱼台县姜庄农民养殖协会、山西永济县蒲州镇农民协会、河北邯郸市 农业服务协会和浙江瑞安市农村合作协会是四个不同层级的综合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他们在成长路径、发起方式、业务范围、组织绩效上有很多不同。本文通过对它们的比较研究，阐明中国大陆综合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成长路径，并推测其未来发展。本文认为，综合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更需政府支持，其理想层级在县级以上，发展关键是突破部门利益。

　　关键词：综合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部门利益 组织绩效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当前大陆“三农”问题研究的重点领域。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执行分田到户政策的中国小农，出现了对合作的需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开始逐步发展，并在今天成为人们认为的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大良方。当前在中国大陆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长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专业性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而且，从国家的立法来看，主要着眼点也在于在鼓励专业性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2]

　　在专业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蓬勃发展的今天，专业化组织本身除了涉及基本的专业性生产要求外，对于金融、财政、购销等方面，也有着十分大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说，专业性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自身也就带有比较强的综合性需求。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农村的主体是兼业的小农，一户小农往往参与多种生产，从小农自身的角度出发，专业化的合作经济组织只能满足小农的部分需求，加入综合性的组织成了其加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必然要求。

　　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需要发展综合性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这才是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必然途径。但是从目前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的条件来看，专业化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仍是我国目前政策扶持的重点。

　　发展综合性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发展专业性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一样，都基于农民经济和农村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在分田到户的农村改革以来，综合性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一直就存在着。选取实际的农民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综合性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中国大陆成长都遵循什么路径，其综合性的实现面临哪些问题，成长困难有哪些，将来的政策促进应该朝哪个方向努力。

　　本文选举四个典型案例，这四个案例分别是山东鱼台县姜庄农民养殖协会、山西永济县蒲州镇农民协会、河北邯郸市农业服务协会和浙江瑞安市农村合作协会。[3]这四个案例在成长路径、发起方式、业务范围等多个方面截然不同的特点，其目前的组织绩效也存在很多差别。本文将通过对它们的个别分析和比较研究，阐明在中国大陆发展综合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面临的诸多困难。

　　综合性：四个组织的共同特征

　　从形式上看，姜庄农民养殖协会、蒲州农民协会、邯郸农业服务协会和瑞安农村合作协会存在很大差异。姜庄的农民养殖协会是以农民养殖为主的带有一定专业性质的合作经济组织，其影响范围仅限于一个村庄的范围内；蒲州镇农民协会则是带有浓厚个人色彩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该协会更多的是体现发起者个人的贡献；邯郸农业服务协会则是一个贯穿整个地级市的合作经济组织网络，包容了大量的农民与非农民资源；瑞安的农村合作协会，则是在新农村建设的大环境下，吸取国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起来的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其架构、组织、经营方式都与以往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着很大区别。

　　然而，当我们更深入来审视这四个合作经济组织的运营方式与内在结构，我们会发现，这四个合作经济组织都具有非常显著的共同特征——综合性。即它们都不是简单的只进行某一专项的经济活动，而是从农民生产生活的多角度去服务农户。

　　以四个案例中综合性最弱的姜庄农民养殖协会为例，虽然打着养殖协会的旗号，从表面上看[4]来其专业色彩更加浓厚，但是究其实质，养殖协会的成立是因为村民要求成立合作社，只是最终注册为养殖协会。在养殖协会的名下，有养兔协会(一个养兔专业合作社)、养猪协会(其实是一个养猪专业合作社)、妇女协会(后期办养鸭专业合作社)、老年协会、腰鼓队、秧歌队、农资服务部、武术协会、象棋协会等组织。实际上，养殖协会由于会员占到了全村三分之一多的农户，通过和村委会的合作，承担了社区很多公益事务，而且力图扩大会员到整个村庄，可以认为其是一个社区导向的综合合作社，或起码可以说，是一个有着社区导向的综合合作社。

　　而蒲州的农民协会，虽然主要由发起人郑冰所主导，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但其发挥作用范围极大，进行了包括文娱活动、教育资助、手工作坊、科技服务、生态园建设等在内的多项活动，影响范围涉及文化建设、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等多个层面，全方位的参与了与农民相关的各种活动。

　　后两个例子则带有浓厚的政府色彩，从成立之初的一大目的就是协调涉农的各种环节，从供销、科技、金融等方面全方位进行影响，因此很自然的就是综合性的经济组织。其中，邯郸农协主要进行的是农业服务方面的工作，由农协牵头，包括供销、农机、水产、畜牧等相关部门和农协签订合同，然后由农协统一为农民提供这些方面的农业支持活动。瑞安农协是一个更为综合的组织，不仅提供传统意义上的农业服务支持，还提供金融信贷、科技扶持等全方位的涉及农民生活的综合性服务[5]。

　　广泛的业务范围:综合性的具体体现

　　之所以称这四个组织为综合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区别于专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关键在于这四个组织的业务范围不局限于某一特定专业，而是多种业务的综合进行。这里的多种业务不仅仅指其经济经营业务，在很大程度上还包括政治、科教、文化等其他业务。

　　姜庄养殖协会是一个以协会的名义，进行合作社的运作，以经济建设为主，却又积极参与乡村文化、政治生活的合作经济组织。以马强为代表的这一批人的组织化，起因在于自然村落里的派系斗争，然后在派系斗争中不断激化与另外一派的矛盾，同时增强了自己组织内部的组织性。虽然，最终政治意义上的维权斗争以马强这一派的失败而告终，但是，在斗争中不断成长的马强以及其派系成员在此过程中不断吸取乡村社会以外的经验，最终政治斗争转向了经济斗争，也就是合作社建设。由于这一派系人员的多样性，以及初始目的的多样性，这些多样性都在合作社的内部得以体现。即从经济建设上，合作社包括了养兔、养猪、养鸭、农资服务等多个组织；从合作社参与活动上，合作社还参与了村庄的公益活动、文化建设，进行秧歌、武术、象棋等村民所乐意参与的活动；从组成人员结构上，合作社的成员更是涵盖了全村近一半的村民；从政治发展上，参加合作社的这群人已经成为了村里举足重轻的一股政治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合作社已经完全容纳了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业务范围及其广泛。

　　与姜庄不同，蒲州的农民协会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农民组织，而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工作，最终这些工作的影响汇集到一起，使协会不断发展扩充，最终成为一个综合性组织。换句话说，即各种不同的业务工作在前，协会的成立在后。最初，协会的组织人郑冰组织的是农业科技服务中心；在单纯的科技扶助后，郑冰转向了妇女协会，以妇女协会为依托，组织农民进行娱乐活动；最终妇女协会的范围扩大到全体农民，成立了农民协会。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农民协会(包括其前身妇女协会)即组织农民进行文化活动，帮助农民普及子女教育；又积极参与经济活动，创办了多个合作性质的手工作坊以及科技服务中信；在此之外，还积极地进行社会、政治活动，引导村民了解国家政策、组织村民共建公益设施等。农民协会的业务，完全深入到了农民生活的各个角落。

　　作为计划向市场转型时期由一个政府主导的农民合作组织，邯郸农协从诞生的第一天就带有明显的政府控制的特点。由邯郸市委市政府所一手建立起来的组织，从一开始就把邯郸市从市、县到乡的各级涉农服务部门纳入了农协的构架之内，试图从多个方面来集中力量，共同作用于农业与农村经济。同时，农协又在一定程度上代理了农民与市场进行对接，全面介入农民农业生产以外的购销等活动。由于邯郸农协具有的较高的政治地位，拥有着相对于前两个农民自身建立的经济组织更强的资源获取与资源分类能力。因此虽然邯郸农协并不如前两个组织深入农民的具体生活环境，但是其影响与作用却更为巨大。

　　新形势下建立起来的瑞安农协，可以说吸取了民办与官办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的优点，同时也部分克服了传统农民合作组织的缺点。从业务的广度来说，瑞安农协一统金融、生产、购销等农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将涉农的各个部门都吸纳进来共同为”三农”服务；从业务的力度来说，官办的色彩加上较为合理的运作方式，使得瑞安农协所发挥的作用相对农民自发组织更为巨大；从业务的作用来看，由于瑞安农协不仅吸纳涉农部门为重要成员，更吸纳了大量农民组织作为农协的会员，这样使得农民的利益在农协的框架内更容易体现和发挥出来，这也就使得农协服务的范围是真正农民所需的业务范围。

　　由于四个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所影响的范围不同，分别为村庄、乡镇、县和地区，因此业务范围也难以一致。但是其突出的特点是，各综合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都在自己所影响的范围内全面服务于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而且是服务于整个范围的农民，即综合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单一农户的多种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对区域内各种农民组织的全面影响。只是由于各自局限，业务范围都只能影响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多个方面而不是全部方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综合性农民组织的发展过程，就是其不断扩大服务范围和强化服务功能的过程。

　　创立起因各异：综合性农民经济组织的不同起点

　　虽然四个案例都带有共同的特质——综合性，但是四个组织的起点却差异很大。从组织行为学角度出发，组织发起路径往往具有很大差异性，差异的原因在于组织发起时所处的环境不同。而将其细分，其主要的环境因素有三：政策环境、体制环境以及组织发起者。

　　姜庄的养殖协会，就是组织发起者影响发起路径的典型例子。姜庄养殖协会发起是村庄内派系斗争的直接产物。由于村庄权力分配的组织间落差和基层政权加重农民负担，自然形成了村内的利益分化和派别。而派别之间的关系，由于农村的选举事件一下被激化，由于在选举中受屈辱，以马强为领导的这一派走上了维权斗争的道路。

　　作为村庄中相对弱势的一派，在利用自己的各种资源，从不同的方面——选举权利、罢免组织、经济问题等，用多种方式，马强等人进行了长期上访，后发现这些传统的斗争方式难度较高而且对自身伤害也较大。在斗争走入困境时，他们寻求外部资源支持斗争。在此过程中，得到了”三农”专家、大学生志愿者等具有较高权威的组织与个体的支持与帮助，并发现了斗争的新型方式与理念，即自身成立经济组织，以组织的形式对抗另一派系的组织。外部的新型理念与内部派系斗争的要求一拍即合，基于外部“类国家”力量的权威性和合作社能带来的富裕和有尊严的生活的预期，最终导致了姜庄养殖协会的产生。从姜庄的案例可以发现，农民自发组织在前，合作性经济组织成立在后，综合性农民经济组织则是由于外部理念输入加上农民精英的倡导而实现。为什么最后成立的是综合性合作社而不是专业化合作社，原因主要是因为农民之前的自发组织，不是基于专业的生产运作而是基于对精英个人的认同，是基于村庄传统生活氛围导致的派系斗争。它在经济生活方面缺乏专业化意义上的一致性。因此，合作经济组织必然自发地涉及农民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综合性组织。并且，由于该组织成立的缘由是村庄内的派系斗争，因此，参与村庄政治生活也就成为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必然要求，这也就导致了养殖协会不仅进行养殖，还通过其他方式参与村庄公益建设与政治文化建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组织。

　　精英人物经历影响成长路径的另外一个典型例子则是蒲州镇农民协会。蒲州镇农民协会是郑冰一手促成的。由于郑冰自身具有改变农民观念的理想，而且自身具有作为民办教师，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相对农民更高的知识文化素质的优势，加之家庭具有一定经济条件，因此以一己之力，开始建立农民组织。由于郑冰自身家庭就有进行农村科技服务的基础，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她所成立的组织具有路径依赖，郑冰也就是从科技服务入手，逐步进行农民组织的建设。

　　通过科技服务、文化活动等多方面的逐步扩展，在看到单一型组织形式无法满足其改变农民观念的目标，而改变观念本身就具有很强综合性，发起人自发转向了综合性的组织。而郑冰外部的其他支持者，尤其是永济市的农业副市长，曾提供给郑冰关于农民综合性组织的相关信息。这促使了郑冰理念的转型，最终导致了蒲州农民协会这一综合性组织的出现。蒲州的案例进一步说明，在主要由精英人物主导的农民组织中，因精英人物与普通成员之间客观上存在的经济地位和经济生产差异，组织的维持主要依靠精英人物的付出以及成员的认同，为了吸引成员加入和增强成员参与，这种情况下的认同往往不会基于一个单一的方面，而是涉及多个多方面的复杂认同，这种复杂状态也就会促使合作组织的综合性取向。

　　邯郸农协的成长路径则和上面两个依靠精英人物成立的合作组织有着很大区别。邯郸农协成立的基本背景是改革开放后的政府职能转变。政府从经济生活的直接参与者变成调控者与服务者。为了实现这一转型，并且保证农业生产的效率，邯郸市需要将政府的各涉农职能部门进行协调，并且保障小农化后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在政府转型与小农化生产的双重背景下，邯郸农协应运而生。由于其成立原因是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这也就要求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各方面都参与进来。从成立的初始目的而言，邯郸农协就成为了一个综合性组织。成为综合性组织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体制环境使得小农生产成为主流，而政策环境又要求解决农业生产的问题，双方面的交互作用导致了农协的诞生。

　　瑞安农协与邯郸农协类似，同样具有相当深厚的政府主导背景，但其与邯郸农协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邯郸农协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解决农业生产效率问题，而瑞安农协面临的却是更为复杂的“三农”问题，不仅要解决农业生产的效率，更要促进农村社会的发展，保障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多年的合作经济发展又给瑞安农协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合作经济发展经验。它比邯郸农协更为综合化，也是其发展的必然需求[6]。

　　从四个综合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不同成长路径我们可以发现，其综合性取向的成因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如果分析其特点，我们又可以发现，其综合性取向的产生也具有一定的一致性。这个一致性就在于，这些组织的形成，不是具有相同经济生产方式的农民的生产属性上的组织，而是由一定发起核心的推广型组织，核心与组织的成员之间关系维护并不依靠生产方式的相似性，更多的依靠组织核心对其理念的向成员推广以及成员对于该理念的认同。在这种条件下，只要组织核心的目标具有综合性，就会自然的引导组织走向综合化。

　　领导者作为凝结要素：发展综合性的关键

　　综合性合作组织相对于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而言，结构更为松散，对成员缺乏约束力。因此，一个合作组织能够生存、发展、壮大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拥有一个较强凝聚力的组织核心，保障组织的完整性，从而有效运作与发展。由于综合性的合作组织往往涉及多个方面，各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都会有一种分立的趋势，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核心来吸引这些分立势力，综合性组织往往更容易被瓦解。

　　姜庄养殖协会的发起者马强，本身就属于姜庄的精英人物，在村庄内拥有较强的号召力。在由于村庄内部选举导致的争执最终演变成以马强为代表的村庄中一派与另一派的斗争之后，马强带领自己的这一派精英进行斗争。而最终由于以上方式的不可持续性与非自利性，并且在获取其他外部资源，得到包括温铁军、李昌平以及大量大学生志愿者的支持之后，发现新的斗争道路即农民成立自己的经济组织，以组织的方式来对抗传统组织。在这种情况下，马强依托自己的号召力与外部的资源流入，领导这一派精英集体转型来进行经济合作社建设。对于马强而言，他相对于普通村民，文化素质相对较高。而马强在领导维权运动过程中，由于维权的需要，不断在村庄以外寻求新的资源帮助。外部的影响，尤其是温铁军等人的影响使得马强的视野见识不断扩大，并且对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充满认同。而马强对其他成员的威望与影响力并非来自于经济实力等硬实力，而是来自于村庄内普遍的对于村庄权力中心的不满以及对外界权威思想的普遍认同，这也就使得马强作为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核心，在对组织的经济建设持有的态度必然是主张多种经济行为以及政治参与、文化建设、公益事业的全面参与。

　　对于蒲州农民协会而言，核心组织者郑冰是维持整个组织生存发展的首要因素。就郑冰个人而言，她具有多重身份。首先，她的经济身份是农业科技服务的从业人员，并且是农民中的知识分子，这就使得她所主导进行的农民组织以科技服务和发展农户经济为基本突破口；其次，她是一名妇女，妇女作为农民经济组织发起的核心人物，在整个中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起者中并不多见。由于农村妇女处于村庄中的弱势，但是在群体内有着较强认同，因此郑冰组织农村妇女具有天然优势，而妇女组织的传统方式就是文化与教育；第三，由于郑冰组织农民的集体活动，必然成为一种政治人物，可以借此获取一定的政治资源与帮助，并且能够了解政治动态与政策变迁，这也就使得郑冰组织农民进行相关的政治社会活动有了基础。郑冰的不同属性，长期的农民组织实践以及更高层次的学者、官员的影响使得郑冰的视野多元化，不仅从经济，更从文化、政治等多方面来构架农民合作组织。

　　以上两个组织由于都是农民自发的组织，其组织核心是农民精英，这样带来的一个好处是组织核心能充分贴近农民。但是同样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农民精英式的组织核心视野往往有所局限，而且其所能调配的资源也往往有限，从长远的发展来说，如果组织核心不能给组织带来充分收益，那么组织核心的组织影响力将不断削弱，组织凝聚力也随之下降。

　　邯郸农协始于1989年，是四个综合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中成立最早的一个，也是官办气氛最浓的一个。其成立的原因是邯郸市委、市政府的相关领导为了解决小农条件下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服务问题，同时解决在经济转轨时期部分政府部门转型后的从业人员就业问题。由于当时的体制所限，邯郸市农协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政府机构的一种变体，带有着较浓的官方气息。由于邯郸农协相对地位较高，是由一个地级市的政府所领导，因此在政治上也能获得较多的资源，相关领导人员的素质等各方面也都较高。并且由于政府较为健全的机构设置都能相应的转移到农协中来，农协的组织核心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7]。但是，正是由于这些组织核心更接近于政府官员，而与农民、农业相对脱离，带有较强的官僚气息，这也就造成了农协的组织核心在一定程度上对农协所要服务的农民号召力不足，这也是邯郸农协当前面临的一大问题。

　　瑞安农协与邯郸农协类似，同样带有非常强烈的官方气息，其主要发起者是瑞安市副市长陈林。但是，相对于邯郸农协的发起者，陈林虽然是瑞安市的官员，但其身份是挂职副市长，本身是作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具有较强的学者背景。同时，瑞安农协成立于新农村建设政策推行时期，相对于邯郸农协1989年的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农村建设的目的不在于向农村索取而是在于向农业的反哺。在这种情况下，以学者姿态、官员身份参与瑞安农协组建的陈林采用的是利用国家对农村的支持政策，积极汲取和听取学者对于“三农”问题的建议，在政府机构中吸纳各方力量，同时广泛动员农民组织参与。这样也就使得瑞安农协在成立伊始就即有较高的视野，又不同于传统的官办组织，具有一定的农民视角。但是，作为外来者的陈林，对瑞安本地的问题缺乏更具体的体验，而且学者的视野与真正的农民视角并不完全重合，这也使得瑞安农协的组织核心在充分调动本地资源上有一定的缺失。

　　分析四个农民合作组织的组织核心，它们所具有的共同特点都是由于自身的身份、气质、视野等在整个组织中具有较强的向心力，但是也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贴近农民生活实际的往往视野不够广阔，而具有一定视野的往往又和一线的农民有一定距离。这些组织核心上问题，往往就导致了这些农民合作组织在真正实施综合性解决方案时力不从心。

　　与政府关系主导其绩效表现

　　从目前四个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情况来看，它们都在各自范围内对农村发展发生了卓有成效的影响，为当地农民生活、农业生产与农村社会发展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只是由于自身力量与周围环境的限制，成绩有大有小。

　　较之专业合作社，这几个综合农民合作组织目前所发挥作用最大优势在于这几个综合性组织都能全方位的为农民服务，而不是专业合作社的仅能为部分农户服务。而且，由于中国农村社会多以兼业小农为主，专业合作社的覆盖面十分狭小，这也就导致综合性组织发展的前景广阔。

　　但是，从目前来看，四个综合性组织的作用发挥，都有不尽人意的地方，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可以从我们前面的对发起路径、组织核心、业务范围的分析来体现，这里我们将着重提到的是目前的现状与经验教训。

　　姜庄养殖协会，是四个组织中自发性组织最强的组织。该组织农民的高自发性，使得养殖协会在成立初期能够迅速克服合作成本，达成合作的意愿。但是，正是由于这种农民自发组织的原因，使得组织结构缺乏合理性，完全凭农民自我的组织意识水平进行架构。虽然在此过程中，外部专家、学者、志愿者给予农民一定的支持与帮助来进行合作社内部架构建设，但是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农民的自我组织意识。即使按照外来的帮助，建立起来一套理事会、监事会相互制约的机制，却都由于农民自身的参与意识的薄弱以及多元制结构下的各组织相互对立导致这些精巧的组织结构设计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更为致命的是，由于仅仅在一个村庄内实施合作经营，甚至在一个村庄内也无法涵盖所有农户，这使得合作社所能获取利用的资源十分有限，无法在短期内迅速将合作收益体现出来，并且合作组织受外界掣肘。

　　蒲州农协，由于是在一个镇的范围内建立的农民合作组织，其实力相对于姜庄养殖协会来说大了不少，而且由于其组织者的成功运作以及农民协会的政治意义，获取了政府的直接支持，这也使得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获取相应的资源来为农协服务，是农协的发展更具有持续性和影响力。但是，蒲州农协很大程度上就是郑冰一人的产物。郑冰的个人能力能够承担在协会成立初期的小范围文化、娱乐等活动，也能够组织部分成员进行一些小规模的经济活动。但是，要求郑冰设计一套完善的组织架构，建立起健全的制度措施来维护农协这样一个面向大量小农户的非盈利组织的日常运转乃至经营扩大，就成为一个相当大的难题。郑冰作为一个农民知识分子，虽然吸收了一些先进思想，但是还是在视野、能力等各方面显得有些不足。在个人力量有限，而又不能通过合理的组织架构吸引更多有能力的人来共同建设的情况下，蒲州农民协会的进一步发展也较为困难，只能维持现状。

　　邯郸农协是四个组织中规模最大的，也是运营最为长久的。由于邯郸农协的官办身份，使得它能够突破农民自身实力的限制，通过政府部门、涉农企业等发挥相对更大的作用。相对于前两个组织而言，邯郸农协所能调用的资源是前两个所不可想象的，所能给农民提供的帮助也是前两个组织无法实现的。但是，邯郸农协的体制过于庞大，在内部组织设计上显得尤为不足，不能及时地将农民需要转化为农协行动。同时，过于强大的官方背景，也使得农协自身的运作往往受到政府意见的限制，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沦为政府控制的工具。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使得邯郸农协腾挪不足，发展缓慢。

　　瑞安农协是最近出现的新鲜事物，它不仅吸收了国内的农民经济组织经验，同样也参考了国外的合作经济组织的经验。陈林充分利用自己的官方身份，发挥自身的学识优势，在当地的政府部门间精心设计，最后构建了一个多部门、多组织、涵盖多方面功能的新型组织。[8]从成立至今的情况来看，瑞安农协充分发挥了它设计预想的功能，从金融等方面全面解决“三农”问题，而且能够抓住当前“三农”问题的重点加以重点突击解决，较之前面三个农民合作组织，绩效有了较大提高。

　　但是，农协目前的整合力度还远远不够，只是在不伤害各群体现有利益下实现各团体的低层次合作。由于运作的成功性，在目前条件下，通过种种方式吸引来了更多的外部资源投入，使得农协框架内的各微观组织目前都可以获取新的利益增量。而随着这种整合的进一步进行，当外部资源不能持续输入，总体的利益增量消失，随着利益的重新分配与权力洗牌，必然会引起框架内的各组织单位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瑞安农协应该如何运作，则是它目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进一步发展建议

　　纵观四个代表性的综合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与现状，我们可以对综合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1、和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不同，综合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更加需要政府支持。无论是农民自发组织的姜庄养殖协会和蒲州农民协会，还是一开始就是由政府主导的邯郸农协和瑞安农协，其发展的过程离不开政府支持。由于综合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相对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结构更为复杂，影响也更为广泛。单纯依靠参与农民的自发行为，很难维持组织的长期存在。姜庄的养殖协会，能够成立的重要原因就是政府给予该组织的一定支持，而蒲州农民协会的基本构想就来自于副市长，至于后面两个农协，本身就是政府所主导的。

　　2、综合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理想层级应该在县级以上。从四个综合性组织的发展状况来看，村一级以及乡镇一级的综合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往往力量有限，无法起到全方位服务农民生活生产的目的，并且自身的抵御风险能力也较弱。姜庄的养殖协会，只能在外界的帮助下进行小范围的扶持，而对于更大程度上改善农民生活的养殖场计划只能望洋兴叹；蒲州农协到目前为止，也只能进行一些效益有限的经济活动，无法对农民所需要的金融等问题提供支持。而邯郸农协和瑞安农协，则能充分调动各种资源，从金融、技术的方面全方位服务。

　　3、综合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关键是突破部门利益，整合部门资源[9]。由于发展综合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需要政府扶持，并且主要层级应该在县级以上，因此必须需要得到县级以上各涉农部门的充分支持。但是目前政府内部部门利益分立现象严重，条块分割的部门利益现实使得综合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往往处于各部门强化部门利益的关注之外，得不到应有的支持与帮助。要发展综合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更好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关键就在于改变目前条块分割的现状，突破部门利益，整合各方面资源共同为综合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服务。

　　作者仝志辉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中国非营利评论》执行主编、“乡村中国观察网”主编，主要研究乡村政治、乡村发展，邮箱tongzhihui@163.com;

      李杰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2006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农村金融与地方政府部门政治。

      本文系温铁军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重点和政策研究”(项目编号06AJY00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