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为了完成承担的两个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研究任务，我带领课题组跑了7个县。我的研究任务分别是怎样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合作经济组织既然是其重要研究内容，因此，在这次调研中，我们特别关注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皮包合作社”迅猛发展

　　我对我所跑的7个县的共同印象是，自2008年始，从数量看，合作社的发展异常迅猛，增长速度几乎都是成倍的。但深入调研后，我们发现，在这些合作社中，“真合作社”十分少，多是“伪合作社”。根据我们的调查，“皮包合作社”的“皮包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创设看。这种合作社是空壳的，没有自有资金，甚至社员没有入股或象征性入股，“注册资金”多是假的或虚的;也因如此，这种合作社一般都没有自己的财务;某县的农委主任就告诉我：鉴别真假合作社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看它是否有自己的账本。

　　其二，从组织看。这种合作社从形式上看，组织机构是健全的，也有理事会、监事会等名堂，但其实际控制者往往是某个“能人”、“大户”或“老板”，真正的农民合作十分鲜见。

　　其三，从管理看。这种合作社往往也有一系列管理制度贴在墙上，但通常是不执行的，不要说“民主管理”，社员“开会”都很难得。

　　其四，从运营看。许多空壳合作社是不运营的，有些合作社虽然是运营的，但实际上是“公司+农户”模式或协会性质组织套上合作社外衣，搞点技术服务或培训而已，看不出“统一经营”的迹象，更体现不了市场议价能力，也没有二次分配或返利这一说。

　　地方政府何以能容忍“皮包合作社”

　　在发展合作社过程中，一方面，政府的参与或推动将节约合作社的组织成本，促进合作社的兴起与发展;另一方面，政府权力又往往是个人权利最大和最危险的侵害者，它的积极性的发挥有可能致使合作社的发展结果事与愿违，其主要表现在：

　　第一，合作社数量超常增加。如前所言，在这些地区，合作社数量几乎都是在很短的时期内成倍增长的，如果没有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二，县乡干部普遍“头痛”。他们的抱怨是：我们知道政府不应该直接介入，但我们不干则合作社就很难搞起来——许多合作社正是由县乡科技干部领头搞起来的，而且他们也已经意识到，已经搞起来的许多合作社往往“不像那么回事情”。

　　第三，许多农民漠然。一些合作社是搞起来了，可是农民对它漠然，甚至一些参加了合作社的“社员”也不明白合作社到底是什么。“合作”成了政府和乡村精英们的事情，普通农民漠不关心。给人的感觉是，农民们“被合作”了。

　　第四，合作社走样了。如前所言，“皮包合作社”已经泛滥，有点像样子的少数“真合作社”也不完全按照合作社的基本原则组建、管理和运营。让人满意的合作社凤毛麟角。

　　该换换执政思维了

　　农村基层干部确实为合作社的发展作出了努力，但他们努力的效果却不尽人意，这里面有没有一些“中国特色”的原因?

　　之所以如此，与中国的“压力型行政体制”有关。今天，合作社发展之所以有如此乱象，“压力型行政体制”功不可没。“压力型行政体制”在政府日常工作中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一窝蜂、搞摊派、分任务、下指标。我们发现，上级要求下级在一定期限内必须发展出多少合作社来，并且搞评比，奖“先进”，罚“后进”。如此一搞，“皮包合作社”还怎能不如雨后春笋呢?

　　再次，还要指出，之所以如此，与乡村精英合谋有关。这里讲的乡村精英既包括基层干部，也包括“乡村能人”。基层干部要实现“压力型行政体制”下必须完成的政绩，而“乡村能人”则眼盯着合作社可能有来自政府的“好处”，二者一拍即合。于是，受利益驱动，“能人”们纷纷期望把他们的企业、协会包装成合作社。

　　最后，不得不说，之所以如此，与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有关。GDP的多少不仅仅是表现政绩的“光辉数字”，也是决定地方政府可用财力的“真金白银”。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当然是“不惜一切手段”发展经济。很自然地，合作社也就被地方政府当作“手段”急功近利了一把，让合作社承担起诠释“硬道理”的历史使命。地方官员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尽快把合作社搞起来，农业就规模化、现代化了，于是经济就发展了。

　　(作者为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