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德国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贫富悬殊，大量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城市饱和、乡镇凋敝的问题相继出现。到如今，德国城市化水平高达90%，却形成了城乡统筹、分布合理、均衡发展的独特模式。

　　美国著名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曾指出，“城与乡承载着同等重要的价值并需要有机结合在一起，在这方面，德国是成功的。”德国欧中经济技术交流促进会会长杨佩昌在日前谈及德国城乡发展问题时，也盛赞：“德国的城市是农村，农村就是城市。”

　　是什么让德国在解决村镇建设这一世界级难题上，走得如此矫健?

　　消除城乡“二元化”观念

　　1950年，德国赛德尔基金会开始倡导“城乡等值化”试验。该试验的核心理念是，农村与城市生活虽不同，但是等值。即通过土地整理、村庄革新等方式，实现在农村生活并不代表生活质量降低的目标。

　　德国各州政府开始助推“城乡等值化”理念。这方面，巴伐利亚州表现尤为突出。1965年，巴州制定了《城乡空间发展规划》，将“城乡等值化”确定为区域空间发展和国土规划的战略目标，从法律上明确了这一理念。该目标要求城乡居民具有同等的生活、工作及交通条件，保证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水、空气、土壤等自然资源。

　　民间组织和政府齐发力，实现了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平衡协调，弱化了城与乡观念上的差距，“至少不会觉得留在村镇上就是一件丢人的事”。德国农村人口向城市涌入的状况明显减弱了。

　　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创始人罗兰·贝格说：“他们坚信这一理念具有世界意义，而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

　　聚零为整，以规模化促农业发展

　　早在1955年，德国政府就制定了《农业法》，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和出租，使得原本规模很小、经营分散的小农场转变为150亩-300亩或更大规模的农场，从而盘活土地资本。

　　50年代中期，德国政府又开始实行《土地整治法》，调整零星小块土地，使之集中连片。同时，政府还利用信贷、补贴等经济手段来鼓励小地块所有者出租或售卖土地，以促进土地自由流动，扩大集中规模。

　　据统计，德国农场规模由1949年平均每个农场120亩扩大到2005年的450亩，农场数量则从1949年的165万个减少到了2005年的50万个，由此带来了德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跃居欧盟第五位，粮食总产量跃居欧盟第二位。

　　在土地“集约”的过程中，土地上的生产方式也在不断变化。

　　1967年德国制定了《合作社法》，后来又多次修改完善。德国的合作社按其设立的目的主要分为流通合作社、购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合作银行以及为社员提供特定服务的各种服务性合作社。

　　法律规定，合作社员为7人以上，按其出资额的10%分红。这和我国国内的合伙企业相类似。农民参加合作社不仅可通过资源共享、互通有无、精细分工来获得丰厚的经济利润，而且能减少中间损失和债息风险。

　　据了解，1970年以来，德国的大多数农业合作社走上了相互联合之路，形成更大的合作组织，最后发展成为地区性的合作联盟，甚至是国际性的合作联盟。截至2008年，德国合作经济组织已达到3800家，全国每5名成人中就有1人为合作社社员。

　　有序的优化村镇产业结构

　　据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叶齐茂研究，德国村镇在农业用地结构上，根据其自然资源禀赋特点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突出发展生态农业。“目前已形成以畜牧养殖业和葡萄、小麦、大麦、玉米、牧草等种植业为特征的高度国际化的高效农业产业结构。”

　　叶齐茂说：“德国村镇产出的大宗农产品中，初级产品生产所占比重已经相当低。这种农业产业结构的选择和国际贸易政策调整，充分发挥了欧盟成员国的山地资源、地理环境和劳动力素质优势，取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为更全面地提高村镇地区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德国村镇在升级第一产业的同时，也有序地推进二、三产业的发展。

　　以巴州为例，目前巴州工业分布较均匀，70%以上的乡镇有工业企业。1970年代初，在一系列土地及税收优惠措施下，宝马公司将主要生产基地迁入，为方圆100平方公里的村镇创造了2.5万个工作岗位。随后，西门子、迪奥等大型企业也相继落户。

　　鉴于原野风光与龙头企业的诱导聚集功能，旅游、餐饮、娱乐、教育、信息等各项服务业也在村镇上遍地开花。从1970年代开始，第三产业在巴州各村镇中所占比例开始迅速提升。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第三产业占其当地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68%，就业人口占比60%。

　　村镇一富裕，城乡差距自然就缩小了。德国的经验正应了刘易斯·芒福德那句：“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追求绝对的城乡一体化是一种幻想，期望通过高度发达的特大城市维系城乡关系更是一种庸举。而通过土地整理、产业升级等方式，实现农村与城市生活的等值，才是缩小城乡分化最有效的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