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孝华是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前奔村卫生室里唯一的乡村医生，自1992年高中毕业，他就从父亲手中接过这份工作，为全村1100多名村民提供农村常见病防治等医疗服务，同时也以此养家糊口。

　　然而，罗孝华并不希望儿子像自己一样，子承父业继续从事村医行业。他说，村医收入低，退休后养老保障也没着落，"去年村卫生室的年收入只有1.2万元，全家生活主要靠这份收入，基本没攒下钱，而同村人外出打工赚的都要比我高。"

　　据统计，目前中国像罗孝华这样的乡村医生共有超过100万名。他们大多从过去的“赤脚医生”转变而来，植根广大农村、走村串户，承担者农村地区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在中国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网络体系中发挥着“网底”的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由于村医收入不高、社会保障差，村医岗位很少有人应聘，偏远地区的年青村医纷纷改行外出打工，村医队伍结构日趋老龄化，陷入后继乏人的尴尬境地。不少地方农村甚至出现“设备全了、药价降了、医生没了”的局面，造成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底”不牢。

　　针对这一现状，从国务院到地方政府，近期陆续出台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政策，以完善村医补偿机制，提高补助、改善待遇为切入口，全力以赴织牢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底”，并将此项工作摆上全国正在开展的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位置。

　　曾在江西农村当过3年“赤脚医生”的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说，乡村医生队伍是中国卫生技术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现阶段的国情看，乡村医生队伍将长期为农民群众服务。深化医改离不开他们，农民群众离不开他们。

　　贵州省卫生厅科教处处长刘岚说，由于大多数地区农村交通条件相对不便，农民居住分散，如果大量村医流失或后继无人，农民就医就得赶往乡镇卫生院或县城医院，加剧看病难，因此提高村医补助，增强岗位吸引力是稳定村医队伍，确保农民享受便利廉价医疗服务所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今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出台，其中明确提出，健全多渠道补偿政策，根据乡村医生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多渠道予以补偿；确保2011年年底前每个应设村卫生室的行政村都有1所村卫生室，每个村卫生室都有乡村医生。

　　同时，各地也积极行动起来，用政府财政资金确保村医能够提高补助。青海省决定，从2011年起，将全省村医补助由每年每村卫生室5000至6000元提高到每人每年8000元，同时按每村卫生室1000元的标准给予水、电、暖补贴，对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或中专以上学历的村医，再增加1000元的补助。

　　贵州省近日也出台提高村医补助政策，明确村医定额补助从原每人每月200元提高到不低于300元，增加每年人均1200元的政府年终考核奖励，政府安排的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40%左右落实到村卫生室等。据统计，全省每年用于提高村医补助的资金近5亿元，其中财政直接投入超过3亿元。

　　罗孝华说，新政策实施后，他估计今后每年行医收入能达到近两万元，“这个收入水平就能和外出打工的工资收入基本持平，有利于吸收‘新鲜血液’加入到村医队伍中来，逐步缓解队伍结构老化的问题。”

　　此外，不少地区也纷纷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必备医疗器械配置和包括学历教育在内的村医业务培训，进一步改善村医从业的软硬件环境。

　　针对村医普遍反映的“老无所养”问题，中国政府也在推动各地结合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推进，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乡村医生参加新农保，对符合新农保待遇领取条件的乡村医生发放养老金，解决村医的“后顾之忧”。

　　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孙志刚说，中国将通过完善乡村医生的补偿、养老、培训等政策，改善执业环境，保障乡村医生合理待遇水平，进一步巩固乡村医生队伍。同时通过规范服务、加强管理，引导乡村医生转变服务行为，调动乡村医生服务的积极性，为农村居民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