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被称为“国内首家农民互助贷款组织”“破解金融难题的濮阳模式”,但“最早的试验者却不是最终的受益者”,“体制外”的身份使濮阳市农村贷款互助合作社的发展前景阴晴不定。
“踏实做好眼前的,其他的想也白想。”这是许文盛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2004年年底,许文盛在中国社科院的帮助下,建立了濮阳市农村贷款互助合作社(简称“互助社”)。头几年互助社异常艰难,入不敷出。最困难的时候,员工人均月工资仅有400元,前三批招聘的24名员工,最后留下的仅2人。
很多人对互助社失去信心,但是许文盛没有。因为,互助社就是他的身家性命,是他一辈子的事业。互助社创立初期,启动资金除了社科院的几万元钱,其他的都是他和亲戚朋友七拼八凑来的,许文盛要对他们有个交代。
现在互助社发展好了,基本上进入盈余期了,但是许文盛的烦恼又来了。看着越来越混乱的资金市场以及阴晴不定的国家政策,作为一个还没有进入体制内的农村准金融组织,他没有安全感了。
他想进入体制内,成为“合法”的金融机构,但似乎总有一面看不见的墙阻挡着,让他无法突破。许文盛感叹,互助社作为国内农村金融领域的第一批探索者、试验者,却没有享受到改革带来的果实。但是无奈之外,他只有面对现实。
来之不易的盈余
2005年、2006年、2007年三年,是互助社最困难的时候,农村发动群众非常困难,成本非常高。“农村本来就没钱,它不应该是资金的来源地,而应该是花钱的地方。”许文盛后来反思说。
于是,2007年5月1日,互助社进城,在柳屯、文留两个分社的基础上,建立了城管分社。“城里资金比农村密集,互助社资金量大了,做起业务来也有底气了,互助社的规模就慢慢做大了,日子就好过了。”
刚开始,互助社的贷款额度在5000元以下,这根本无法满足贷款需求,况且5000元随便在亲戚、邻居间借一点就行了,不需要贷款,因此业务开展困难。进城后,互助社就开始调整策略,将额度扩大到5万元,最终又扩大到30万元。
与此同时,互助社的定位也更准确、具体了。据许文盛介绍,互助社的贷款援助对象不包括赤贫户,那些应该是吃低保、财政救济的对象。互助社的贷款对象应该是中低收入家庭和中小企业主。
2009年,互助社濮阳市总社成立;2010年,又相继建立清风、五星两个农村分社。现在,互助社基本已经形成城乡一体发展的格局。
许文盛认为,进城是互助社发展路上的转折点。这从互助社的贷款情况分布可以看出:截至2011年3月,互助社贷款余额8032.4万元,其中总社和城管两个城市分社贷款就有5000多万元,而柳屯、五星、清风三个农村分社加起来才1700多万元。
虽然许文盛解释说,在总社贷款中,有一部分也是农村贷款,但总体上城市贷款规模高于农村是不争的事实。这与城市经济活动规模大、需求多、资金需求密度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互助社的根在农村,维护点在集镇,维护半径在20公里左右,最多30公里,再远了顾不住成本。如果跑五六十公里,连油费都不够,再有官司的话,还会赔本。”
得益于互助社策略的调整,2008年,互助社基本实现盈利平衡,盈余3.93万元。此后,盈利情况不断好转,2009年盈利85.48万元。而在2010年,更是盈利245.77万元。
许文盛认为,互助社已经进入财务盈余期。
贴近现实的模式
2005年以来,银监会推出了贷款公司、村镇银行、互助社,而人民银行也在各地推出了小额贷款公司,再加上原先的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农村的金融机构不可谓不多。但是真正在农村地区扎根的并不多,农民贷款还是很难,农村金融机构已经发生异化。
“中国不缺银行,缺的是农民自己的银行。一个原因是一些机构贷款的门槛较高;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他们不能深入群众,银行与群众两张皮,互不来往。”许文盛认为,濮阳的贷款互助社模式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与群众打成一片。
任勇,曾在农业银行工作20年,做过信贷员、会计,做过基层所负责人,现在是互助社清风分社大屯乡夏固村互助中心的负责人。他说,相比专业银行,互助社更贴近农民需求。“银行的门槛较高,几千元的单子根本不做,因为成本太高;而且要从银行贷款,不请客、不送礼基本上就办不成事。”
而在互助社总社、分社、村银行三级体系中,村银行吸收村民入股,村民可以获得最高10倍的贷款,让村民成为互助社的真正主人,以此调动村民的积极性,让互助社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
这种情况下,互助社的员工面对股东,连一瓶水也不敢喝,更不要说吃拿卡要了。而社员则更有责任心,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互助社的运营成本和运营风险。
截至2010年年底,互助社累计放贷突破2.3亿元,贷款余额达7429万元,还实现了连续5年呆账率为0。
采访中,许文盛讲了一个典型案例:柳屯分社有一个借款人叫许石河,在外打工意外死亡,与其同行的社员随即向互助社报告了情况。互助社员工迅即赶往配合中心社长、保证人协商处理后事,借款人妻儿主动承担债务,不久就以售粮款和公司赔款结清了贷款。
“这要是信用社,面对借款人死亡肯定是束手无策。互助社利用地缘、人缘因素建立起信用关系,有效克服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使互助社在借款调查或个别借款人发生违约、违规行为时,能够迅速采取措施,避免损失。”
尴尬的身份
互助社的模式很好,财务状况也已根本改观,但是许文盛却并不轻松,因为互助社仍是社科院的试验性“产品”,这一身份很是尴尬。
2005年以来,部分省市的县及县以下地区试点设立了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四类机构,这是目前获得国家相关部门认可的金融机构。
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985”科技组刘海英博士问许文盛:你们到底属于哪一类?这让许文盛很紧张。他开始反思:我到底属于哪一类?严格来说,许文盛的互助社哪一类也不是。
许文盛认为,贷款互助合作社是资金互助社的联合体,是一个互助银行的雏形,如果把贷款互助合作社比照银监会的政策,政策就把这一模式肢解了。“我们每个村银行就是一个独立的资金互助社,每个分社如果独立做贷款时就是一个独立的贷款公司,如果把股金当成存款的话,就是一个综合性的村镇银行。即便如此,如果以后来的政策来套用之前的试验,也有点不合时宜。”
许文盛无奈地说:“我们是最早的试验者,却不是最终的受益者。”
而互助社作为国内新型合作金融组织探索的先行者,经历6年试验发展,互助金融的模式基本成型,以国内首家农民互助贷款组织、最大的资金互助社联合体、独特的资金互助社孵化平台,享誉国内外,资产总量达到8795万元,持续多年维持贷款0呆账。不仅财务实现了可持续,在资金规模、人力、技术、风控等方面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初步具备了冲击区域性互助金融组织的实力。
互助社也获得了多方的认可,被称为“独立的综合性新农村建设模式”“准农民银行”“破解金融难题的濮阳模式”,等等。
但是许文盛的安全感却没有一并增加。“现在金融市场太乱了,中国的事情都是不管就乱,一管就死,我真怕哪一天监管部门下一纸文,一刀切,将互助社的生存空间堵死。”
因此,许文盛做村银行,就是想进入体制内,进入保温箱,为互助社的未来赢得空间。但事情并不顺利,2010年年底开始,许文盛先后与包括汇丰银行在内的十几家银行接触,希望能够合资成立村镇银行,但至今未能如愿。
不被重视的原因
许文盛的愿景是:强化社区互助金融的领先地位,坚持进村入户传播模式,培训农民组建更多村银行(资金互助社)。近期,逐步转制成立“濮阳农民互助银行”;中期,推动模式在国内其他地区复制;远期,联合国内资源,成立“中国农民互助银行”,完成媲美“孟加拉乡村银行”的中国小额信贷模式的塑造。
但互助社尴尬的身份却始终不能获得现行金融体制的认可。
互助社由中国社科院支持,濮阳市供销社主管,但作为金融监管部门的银监会却始终秉持“不介入”的态度。许文盛说:“银监局经常来调研,我们也按季给他们报表,让他们了解我们的经营动态,但由于不是银监局审批的,他们也不管我们。”
原因何在?许文盛认为,国内公益性的贷款互助社“成功少、失败多”,全国缺乏亮点的发展现状是银监会“慎重”的主要原因。
吉林梨树合作社和兰考合作社是国内叫得比较响的两大合作社,但是近年来都发展得比较缓慢,“雷声大,雨点小”。
吉林梨树合作社2007年3月挂牌,3年多了,至今才有30多万元的资金规模,其中还有20万元是信用社贷款。互助社跟银行一样,发展讲究的都是规模效益。没有贷款本金,满足不了老百姓需求,肯定就吸引不了老百姓,这种情况下不萎缩已经不错了。
而兰考的合作社也是经历了当初的红火后,开始停滞不前,基本失去作用。“完全依靠群众自发,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支持和好的管理模式,很难做大。”许文盛说,目前全国300多家公益互助社,大部分都不温不火。
这种情况下,许文盛的互助社做得再大、再好,也是孤掌难鸣。
除了自身发展滞后的原因之外,基层监管部门人力缺乏也是原因之一。“很多地方,银监局只到市一级,县一级就没有了,平常四大国有银行的监管业务都顾不过来,更别谈管到村里的互助社了。”
许文盛认为,人力缺乏的客观情况决定了银监局不看好互助社,更愿意让大老板做村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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