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市场经济已融入当今中国社会的各个细胞，但全国仍在坚定地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约有7000多个。位于广东省中山市东南部的崖口村就是其中之一。但近来，被称为珠三角最后的“人民公社”的崖口村，却面临着解体的尴尬……

　　崖口的“乌托邦”

　　上世纪80年代初，发生在安徽小岗村的、一场被命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体制革命已席卷全国。然而，崖口村当年却通过民主的程序决定继续走“人民公社”之路，并延续至今。

　　崖口村位于广东省中山市东南部，背靠云梯山，面朝广阔的伶仃洋，占据水陆交通要道。台风将起时，晴空万里，可看到一水之隔的香港大屿山岛。邻居翠亨村是伟人孙中山的故乡。民国元年，孙中山曾携夫人从澳门登陆崖口并发表演讲。

　　1974年在公社打杂的陆汉满被任命为崖口村支部书记。1978年改革开放，人民公社相继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两年后，蛇口工业区的设立奏响了“春天的故事”。但陆汉满和村里的党员等150多人开会讨论了半个多月，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保留集体生产。

　　这个村仍保留着大队，下面分13个生产队。村里统一组织农耕生产，记工分，统一分配粮食，现有一半人外出，一半人留下参加生产。

　　每天，村民们像上班打卡一样，把刻有自己名字的竹工牌挂到工作内容一栏，就去出工。时间由自己来定，以完成任务为评分标准。年终，每个生产队收获的粮食，村里会以高于市场价格的一半收购，男60岁、女55岁以上的老人和18岁以下的青年，每月免费供应35公斤的谷粮。参加集体劳动的社员可以市场价30%购得粮食，但退出集体生产的村民，将不能享受这项福利。

　　每年水稻收割后，村里大队会按照稻谷的产量与各生产队结算，各生产队再与各社员按工分进行结算。所以，工分多的社员收入也相应多。外出务工、经商的崖口村民可从集体土地、工厂出租收入获得人均约5000元的分红。这个坚持公社体制的村庄已与市场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有人把我们与历史上的人民公社等同起来，这是错误的。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看看我们的工分收入分配表就知道了。”崖口村法律顾问谭顾宁说。

　　“资本主义”的尝试

　　被狂飙突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包围，单纯的集体经营农业显然是亏本的。

　　连续数年深入崖口村调查研究的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正汉说，不应用大锅饭来形容崖口的“乌托邦”体制，应分为两部分来看，一是处于核心地位的集体生产，按劳分配，一是处于外围的市场化制度(出租经营和合作经营)。

　　用陆汉满的话来说，集体制度也应该两条腿走路，“既要社会主义，也要资本主义。”为了补贴亏本的农业，陆汉满带领村民做过很多“资本主义”的尝试。

　　1979年，崖口村甚至比蛇口工业区更早引进了中山第一批外来加工业。如果延续下来，崖口村可能跟珠三角大部分地区并无二致：要么工厂连片，要么高楼林立。但废水、废气、垃圾对环境产生了很大影响，让陆汉满看到了办工厂的后患。“老实说，我也想要赚钱，但一想到土地上如果连菜都种不了，那有钱也没用了。有时候有些钱不能赚，宁可穷一些，也不能办厂。当时也有人反对，提出工业兴村。我不说啥，也不解释。”

　　珠江经横门口在崖口汇入伶仃洋，裹挟着大量泥沙顺流而下，海岸线不断淤长，久而久之，滩涂向前推进，后方形成大片新的陆地。它似海非海、似陆非陆，是蚝和虾成长的摇篮。陆汉满预测到，这些海水养殖场将在20年后变成陆地上的淡水养殖场，100年后变成肥沃的耕地。

　　于是，陆汉满带领全村3000多人，从最初的肩挑背扛，到与大公司合作，筑堤围海造田。30年后的今天，崖口向大海要了3万多亩土地。这成为陆汉满一生的荣耀。

　　这些围垦地用于出租养殖水产品，一年可以收租金1000万元，这些钱足够维持农业就业补贴以及各项管理、基建、救灾。而以出租的形式运作，则在最大程度上杜绝了经办人的贪腐。

　　不卖地的村支书

　　2001年的一天，崖口7个自然村里的祠堂外，贴着相同内容的“大字报”。紧接着，部分村民拿着一封请愿书和17个村民签名的“崖口反腐败行动小组”名单，要求崖口村支部公布20来年的财务状况。

　　这件事一度打破了崖口村的宁静。“上访者的目的是要搞倒陆汉满，瓦解公社制度，好卖地分财。”每当回忆此事，从崖口村走出的学生、陆汉满的拥趸谭顺宁就很火。

　　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副主任吴重庆说，崖口拥有远多于周边乡村的水田山地和围垦滩涂，这对于珠江三角洲极度活跃的资本来说，无疑是嘴边的一块“肥肉”。

　　陆汉满也意识到，矛头对准了他。他向镇政府汇报后，发表《告崖口海内外乡亲、崖口村民书》《我们为什么不肯卖地?》，向村民解释事件经过，并对公告中提出的问题作出正面回应。他知道，最重要的是争取崖口3000多村民的支持。

　　南朗镇政府组织18人工作组进驻崖口，审计组对崖口近20年的财务收支进行全面审计。一个多月的审计后，崖口村重归平静，工作组没发现任何经济问题，干部们是清白的。

　　《我们为什么不肯卖地?》一文曾广为流传，7条朴素的道理被摆了出来：家有万贯不如日进一文，土地永远是崖口人的，卖了只分一代人，后代会骂我们吃掉他们生存的资本；卖土地分到钱，各人都来争，从此村无宁日……

　　能怎么办?陆汉满也在问自己，他的压力越来越大。2002年，崖口村保留了小规模面积的围垦土地，留给崖口村委会管理，收益用于补贴农业生产，而剩余的两万亩围垦地进行了股份制分配。在籍农业户口的村民，每人分到5.5亩田，一次性界定到人。

　　这个决定对陆汉满来说是艰难的。在陆汉满写给经济学教授曹正汉的书面答复中，透露一个内因：珠三角土地资源越来越紧张，土地财政作用愈发重要，分地到人可以回避正面争夺的矛盾。

　　到了2008年10月26日，异常热闹的—天，陆汉满一个人独自躲到了村里安静的角落。

　　此前，崖口村全体股民以高达 99.14%同意1.17万亩土地征用协议。他们每人将获得14.2万元的现金补偿，和养老保险两项加在一起大约有17万元，这也意味每个村民5.5亩的土地股份只剩下了2.5亩。

　　这是陆汉满的决定第一次没有得到大多数村民的拥护。那段时间曾有不明是非的人到他家泼了大粪，一到夜里他就听到屋外有人装鬼叫。当有人劝他也签字卖地时，他反驳说，“如果我必须卖地，那我就到中组部要求退党。”

　　陆汉满说，他看到周边村上世纪90年代就将土地卖了，但分到的钱很快就花完了，又失去了生计，现在的生活过得并不好。他的那份“五亩五分田”一分也不出让。

　　迷茫的未来

　　陆汉满退了下来，崖口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

　　2011年3月14日的央企招商会上，中山市政府与香港招商局集团签订协议，规划在位于珠江人海口的南朗镇和围垦新区开辟“翠亨新区”。新规划在低调中快速成型，而这—带只有崖口村有大量的土地。

　　一位知情人透露，政府的想法是：虽然中山发展比较均衡，但城区对经济的带动能力有限。政府考虑有必要培育能够带动全局发展的新增长极，因而需整合孙中山故里和东部沿海区域资源。

　　对于政府的新规划，陆汉满不愿意多谈，他只说，37年来崖口村积累的财富有五六十亿元，“这是不容易的，我做到了，很知足。”而一直观察崖口的专家、学者则想保留这样一个集体经济制度的珍贵样本。

　　矛盾困惑着崖口村每一个村民。村民谭中祥说，他也希望多拿到一些钱，但如果土地卖光，自己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接任陆汉满的新书记谭伟钦称，他会延续集体经济制度，但外部市场经济的竞争给村民和干部带来压力，未来只能由全体村民说了算。

　　一生坚持“三不原则”(不陪吃饭、不用手机、不讲自己只讲村务)的陆汉满和村民们耗时37年营造了外人眼中的“桃花源”。而这个“桃花源”，陆汉满或许终究会失去。

　　附录

　　崖口村的理想：保护弱者

　　在人民公社时期，崖口村是一个生产大队，自1980年以来仍坚持公社化体制，迄今依然采用生产队种田，大队统一核算，集体收入实行按劳分配。

　　但在这改革开放的30年间，这个村庄的共有制度也受到了外部市场经济的冲击。目前，大部分村民已经离开了大队到市场上就业，大队集体经营的范围也大为收缩，原来由大队直接经营的工厂、果园、养殖场已逐步转为出租经营，但是，村庄的5000亩稻田则始终坚持要用生产队这种方式来耕种，而集体资源和资产的出租收入，也必须纳入大队内部按劳分配。

　　可以说，崖口大队用一只手将一部分资源拿到市场上出租，同时又将赚来的钱交给另一只手，用于支持大队内部的集体生产和按劳分配。

　　30多年来，陆汉满的做法实际是在村里实行双重“双轨制”。即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双轨制，一个村庄可以搞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双轨制，农业的生产效率低、风险大，因此，村庄巧妙地利用土地出租的收入来扶持农业生产。

　　陆汉满一生的追求，是要在崖口村建立一个能够保护弱者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实行共同劳动，按劳分配，使得弱者通过劳动也能过上稳定的生活。

　　最为陆汉满称道的是，在崖口村，村民没有失业的风险。有能耐的人可以自己经商办企业，有技术的人可以去工厂受聘，没有能耐也没有技术又怕冒风险的人，则可以留在生产队和大队劳动。即使是劳动能力最弱的人，还可以由生产队安排放牛的工作，每月也有500到800元的收入，不愁没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