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祖辉是睿智的。回首黄祖辉30年来的研究，人们惊奇地发现，“三农”领域的许多问题，黄祖辉其实都早已提出独到的分析和判断。这种睿智来自于对“三农”的专注和热爱，也来自于他兼容并蓄，对西方新理论的学习和借鉴。

　　改革开放前，浙江农村的贫穷落后可谓远近闻名。而今天，一提到浙江农村，人们则充满向往，无不称道。

　　浙江农村的这一巨变，无疑应归功于浙江人民的创造。但与此同时，也离不开一大批“三农”研究人员，在改革开放的每一个关键时期，为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正确决策，及时提供宝贵的参考意见。

　　浙江大学教授黄祖辉，就是这批研究人员的杰出代表。33年来，他发表“三农”研究论文200多篇，专(译)著10部，先后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10项。他在国内最早提出“农民市民化”概念和政策主张，最早在“两会”上提出“暂停征收农业税”建议，推动浙江省在全国最早出台“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条例”。

　　人们亲切地称黄祖辉为“三农高参”。

　　源自“北大荒”的“三农”情怀

　　1969年6月，年仅17岁的黄祖辉，被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裹胁着，从繁华的上海大都市来到偏僻荒凉的北国边陲—黑龙江北安县引龙河国营农场良种场。

　　在这里，黄祖辉第一次体验饥寒交迫，第一次感到身心疲惫，第一次觉得前途渺茫??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在艰辛的劳动之余，黄祖辉不得不思考这些沉重的问题。

　　在“北大荒”农场，黄祖辉度过了整整9个年头。1978年，他考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习农业经济。入校不久，他就和同学合作，在权威刊物《经济研究》上发表了论文《应重视国营农场的经营管理》。此后，他继续深造，到浙江农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到国外大学进修。原来苦苦思索，得不到解答的许多“三农”问题，此时变得渐渐清晰起来。他才思泉涌，喷薄而出。

　　2008年，黄祖辉从发表的200余篇研究文章中，精选52篇，编辑出版了自选集《转型、发展与制度变革—中国三农问题研究》。同是上海知青，同在黑龙江农场插队，同年进入高校学习农业经济的陈锡文激情评价：这本书的内容涉及了中国“三农”问题的诸多方面?从时间跨度看，也恰好是30年整，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跨度相一致，这看似一种巧合，却体现了一位理论工作者30年如一日矢志不渝的追求，以及对中国农民的那份情怀。

　　回首往事，黄祖辉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9年农场劳动。至今，黄祖辉每年都会回到黑龙江，与昔日的“插友”大杯大杯地干高度白酒。昔日的艰难困苦，早已烟消云散，沉淀下来的，是对“三农”不释的情怀。

　　把握改革的每个关键时刻

　　回望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人们可以发现，浙江有几个可圈可点的地方。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浙江的粮食发展战略是“完全自给”。但黄祖辉认为，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浙江应未雨绸缪，及时调整粮食发展战略，从“完全自给”到“基本自给，大进大出”。1985年第4期《浙江经济研究》刊发了黄祖辉为主撰写的《关于浙江粮食发展战略的探讨》，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重重责难也随之而来，黄祖辉被扣上“不重视粮食生产”的帽子，受到批评。但20年后，黄祖辉的观点最终被认可，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试点省份。

　　1989年，黄祖辉撰写了《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研究》，在《经济研究》上刊发。论文所针对的背景是：家庭承包后，浙江农村遍地开花，大办乡镇企业，农业劳动力实现“三就地”转移。黄祖辉认为农村工业化应与城市化协调发展，在国内最早提出进城农业劳动力“市民化”的概念以及户籍制度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建议。当时，这些观点和建议并没有受到重视。但此后，随着统筹城乡发展和科学发展观思想的明确提出，他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共识。2007年，黄祖辉的这一成果在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评审中，荣获“突出学术贡献奖”。

　　一个学者存在的价值，在于能够敏锐地察觉到社会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办法。1992年，黄祖辉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一文。论文指出：在吸纳农业劳动力的问题上，资本积累和内涵创新所发挥的作用殊有不同，当前，乡镇企业主要依靠外延发展，即量的扩张，而不是通过内涵提升，如内部挖潜、技术创新等吸纳农业劳动力。20年后的今天，正是在黄祖辉等一大批专家学者的分析、呼吁、推动下，转型升级终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黄祖辉是睿智的。回首黄祖辉30年来的研究，人们惊奇地发现，“三农”领域的许多问题，黄祖辉其实都早已提出独到的分析和判断。这种睿智来自于对“三农”的专注和热爱，也来自于他兼容并蓄，对西方新理论的学习和借鉴。

　　1992年，黄祖辉远渡重洋，到了瑞典农业大学，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攻读新制度经济学。他感到，从产权、组织、规则、合约等新制度经济理论和方法出发，可以对中国的转型和发展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和更好的解释力。回国后，他就运用“他山之石”，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撰写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性论文，引起农经理论研究人员的强烈关注。

　　搭建开放性研究平台

　　如果说，一个学者终成正果必须付出百倍的努力，那么，带领一批人同取真经就更是难上加难。黄祖辉认为，“三农”研究以前走的是技术经济的路线，研究人员普遍关注的，往往是某个具体问题。随着“三农”发展的日新月异，“三农”研究越来越趋向宏观、综合，例如新农村建设，不仅要解决生产发展、农民转移等相关问题，即使就建设而言，也涉及到规划、环保、文教、医疗卫生、社保等诸多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只靠一个农经学科，是无论如何解决不了整体问题的。

　　1999年，教育部正式批准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简称“卡特”)为人文社会科学首批重点研究基地。这为黄祖辉的学术整合创造了十分难得的有利条件。

　　浙江大学是综合性大学，具有多学科的明显优势，其中理工农医经管文等应有尽有。黄祖辉决定“以基地为平台，以‘卡特’为品牌，以项目为纽带，以学术为根本，以制度为保障”，打破学科间老死不相往来的藩篱，将各路英豪都整合到“卡特”，共同进行课题研究。

　　2004年，黄祖辉主持《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理论、思路与对策研究》，这是浙江大学申请到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后，黄祖辉组成了一个二十多人的研究团队，其中包含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农学等诸多学科专家，经过4年多的联合攻关，系统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构想、基本思路和具体对策。出版了《中国“三农”问题研究文丛》达26部之多，内容涉及到所有“三农”基本问题，如农地制度及其改革，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经营体制与农民组织化等。最后，该课题以免于鉴定形式顺利结题。

　　此后，大量重大科研项目频频落户“卡特”，其中包括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以及大量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合作项目、教育部和浙江省重大项目等。以2009年为例，全国一共62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卡特”一举拿下两个；全国一共180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科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卡特”独占3席；3年一度的国际农经学者大会，“卡特”有4篇论文在激烈竞争中入选。

　　有了大平台，才有大项目；有了大项目，才有大成就；有了大成就，才有大学者。作为一个开放性研究平台，经过十多年运作，“卡特”的运行机制日趋成熟，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整合。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的成果在“卡特”问世，一大批研究人员在“卡特”茁壮成长，在国务院学位办的学科评估中，“卡特”连续登上“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榜首。

　　在此基础上，黄祖辉利用“卡特”的学术影响，开展决策咨询，先后向中央和浙江省委、省政府提供三农决策咨询报告、提案四十多篇。其中《西部做得这么好，其它地方没有理由做不好—云南开远新农村惠民工程的启示》、《绿色发展、兴农强县、生态富民的科学跨越之路—西部四川蒲江发展县域经济的经验启示》等由温家宝总理、回良玉副总理作出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