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我国大陆重新兴起“宗教热”, 农村宗教信仰行为也随之而起， 其中基督教信仰在农村的发展势头迅猛， 信众人数不断增加， 农村的聚会也从秘密走向公开， 且不断地组织化、规模化。几乎从同一时期开始， 我国农村劳动力也大规模向城市流动。然而， 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和体制还没有完全被打破， 而农民工也因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无法突破体制的限制而实现整个家庭的转移， 因此， 出现了农村夫妻长期两地分居--丈夫在外务工、妻子留守农村的现象。笔者随同“农村留守妇女研究”课题组在安徽、河南、湖南、江西、四川5 省对留守妇女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发现， 在当地部分社区中， 留守妇女信教的现象比较明显， 其中河南省固始县调查村留守妇女信教人数最多， 共计18 人， 占该地区被调查人数(80人) 的2215%.安徽、湖南、江西也都存在留守妇女信教的现象。那么， 留守妇女的宗教信仰动机是否与其他人有所不同? 宗教信仰又与留守妇女的生产、生活和心理有什么影响? 笔者就利用在河南省两个调查村的一些案例材料对此展开了研究， 并探讨了农村留守妇女在宗教信仰方面的一些特征。

　　一、留守妇女信仰宗教的原因

　　农民的宗教信仰主要有四个诉求： 一是平安， 二是无病， 三是升官， 四是发财。其中， 求平安与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打工有关， 平安是传统文化中对出门在外家人最实际的祝福。留守妇女对宗教的信仰也包含了祈求在外务工的丈夫平安无事的愿望， 但她们是否因此而开始信仰宗教有待探讨。笔者在此从个体与社会两个方面来探讨留守妇女信仰宗教的原因。

　　1、个体原因

　　(1) 因身体病痛而信教。身体病痛无法治愈或无法支付治疗费用的问题是留守妇女信仰宗教的主要原因。在信教的留守妇女中， 半数以上的人认为自己身体一直都不太好， 她们常见的疾病包括妇科疾病、不明原因也从没有去检查过的头痛、关节炎、胃病、贫血等， 有的留守妇女则因为长年劳累而患有腰疼、腿疼等疾病。有些疾病本来不是严重的疾病， 如某些妇科疾病， 但她们因为顾虑家庭经济能力， 不去看病， 因而不得不忍受病痛的折磨， 小病拖成大病。有一些留守妇女虽然花了一些钱治病， 但因为无法支付治愈所需的全部费用， 于是就放弃了治疗。在这种不知病痛原因或无力医治的情况下， 留守妇女就求助于宗教来缓解自己的生理病痛。尽管从科学理论上讲， 宗教信仰并不能起到治病救人的作用， 但很多留守妇女因为相信发生在他人身上的疾病因信仰宗教不治而愈的传说， 对宗教的作用深信不疑。她们认为， 不管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其他的神秘作用， 总之“信(教) 也没啥坏处”.

　　(2) 为增加安全感而信教。具有依附性而又无助的妇女， 特别容易接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在农村社区中， 由于没有专设的安全保障部门， 警察、保安等安全保卫人员对农民来讲都很遥远， 而家庭中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后， 家庭中通常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 有的家庭甚至只有妇女和儿童， 这样的家庭人口结构和居住方式使得家庭的安全防范力量大大减弱， 无形中增加了留守家庭的安全风险。据调查， 在丈夫外出务工后， 3315% 的留守妇女比之前更经常感到害怕， 这也证明了丈夫外出务工确实对留守妇女的安全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家中发生意外事件， 更容易使她们产生恐惧感。既然丈夫不能在自己身边解决问题， 留守妇女就只好通过借助神灵的力量为自己壮胆。她们认为， 宗教信仰从心理上给留守妇女带来了很大的安全感， 只要她们相信“主”就在他们身边，“主”能够带来福音，她们就能感到“主”时刻在保佑着她们， 因而就不再害怕， 有很多留守妇女还反映， 信教之后“晚上走夜路不害怕了”。

　　(3) 为解释生活事件而信教。对于自己不能控制的外部力量和灾难， 有些人寄希望于至高的神灵，因而产生强烈的宗教需求。由于受教育程度所限， 加上农村信息渠道较少， 当留守妇女遇到生活中无法解释的事件时， 她们因缺乏科学知识， 无法对事件进行积极合理的分析和判断。这时， 如果有教徒对其进行说教， 她们就很容易受影响加入信教者的行列， 以寻求对事件的合理解释从而达到心灵的安宁。在河南省某村， 一个留守妇女的儿子被自家的狗咬之后， 她认为是狗“中了邪”, 于是她的信徒邻居开始劝说她信教， 就这样， 在面对自己无法解释的现象干扰自己生活的情境下， 她接受了宗教信仰， 后成为一名忠实的教徒。

　　(4) 为缓解心理压力而信教。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一个人承担家庭的大小事务， 既要忙于农业生产， 还要操持家务、照顾子女， 有些留守妇女还同时需要照顾老人。与此同时， 夫妻两地分居， 留守妇女要常年忍受烦躁、孤独和寂寞的心理压力。现实生活的困难和不幸使留守妇女渴望从宗教中获得帮助和支持。从调查情况看， 信教留守妇女大多生活贫困、经济负担重、生活压力大， 她们把生活中自己不能解决的困难寄希望于佛祖、耶稣基督、上帝等神灵“赐福”给她们。她们认为信教就是“把苦难都交给耶稣基督”。

　　2、社会原因

　　(1) 受家庭和社区信教影响。河南省的被调查村宗教信仰由来已久， 早在建国前， 西方的宗教信仰就已在该地区出现过， 近些年又逐渐流行起来。有的农户一家人都信仰某个宗教， 因此， 子女受家庭影响从幼年就开始信教， 尤其是信仰天主教的家庭。还有一些留守妇女信仰宗教的起源纯粹是出于好奇， 农闲时无聊， 随其他妇女教徒到教堂听讲经书或参加教徒聚会， 渐渐耳濡目染， 觉得信教是好事情， 宗教宣扬的也并不是封建迷信， 只是教育人学好， 因而加入教会。

　　(2) 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缺乏。在农闲时节， 留守妇女的娱乐方式是以看电视、聊天串门、赶集和打牌或打麻将为主， 几乎没有集体文艺活动或文艺组织， 传统的地方曲艺、大众娱乐形式几乎消失殆尽； 再加上村里大部分年轻人外出务工， 有时候留守妇女的周围邻居中几乎没有年龄相当的妇女可以交朋友。河南省的被调查村有一个村民小组(生产队) 登记有180 人， 但生活在村里的只剩下30 到40人， 还大多数都是老人和孩子， 因而很难组织什么活动。如江西省的被调查村有一个村干部讲， 当地有一种传统的戏曲--采茶戏， 以前村里每年到农历正月就会演出， 参加的一般都是年轻人， 但这种活动已经很久没有开展了。在农民精神生活单调的情况下， 宗教却以其丰富的教徒集体活动满足了农民休闲娱乐的需求。如每逢礼拜日， 教徒们一起聚在教堂做礼拜、唱圣歌、听讲经， 遇到宗教节日大家一起搞一些大的活动， 妇女对这些活动尤其感兴趣。当然， 这也是留守妇女在生活中容易感到孤单寂寞， 更渴望集体活动， 因此更容易被宗教活动吸引的原因之一。

　　(3) 农村宗教信仰发展的社会背景。基督教的本土化促进了其在农村的迅速发展， 也使留守妇女更容易受基督教感召而接受基督教。有些地方的基督教在发展过程中还表现出与中国传统的风俗、文化相融合的特点。如基督教在农村中的本土化， 基督教与农村的风俗相适应， 宗教语言变得更通俗易懂， 其赞美诗朗朗上口， 宗教仪式礼仪的简化也使入教要求简单， 而宗教活动的自由、灵活， 亦使得基督教更容易宣传布道。教义的一些内容甚至与农村妇女个人利益相联系， 这就更容易被农村妇女包括留守妇女所接受。教义、信仰的解释也越来越多，以适应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环境乃至不同个体的生活需要。中国基督教的“社会福音派”是20 世纪初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流派， 特别强调把基督教的种种教义与中国民间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加以贯通式的理解， 使基督福音借助世俗化的手段在中国社会中逐步具备本土化的特征， 从而真正在日常生活层面而非精英化的层面对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施加影响。如河南省的两个被调查村就拥有庞大的福音教会组织和教堂， 被采访的信教留守妇女中多数信仰福音教。

　　(4) 社会转型期农村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就目前而言，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并不是稳定的， 流动的劳动力实际上不断地来往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带来城市的文化， 包括与农村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 这对农村传统文化带来了很大冲击。与此同时， 大众媒体在农村的不断扩张， 如有线电视在农村的普及， 也使农村人口日益受到外部信息的影响。因此， 农民传统的价值观受到冲击，传统的风俗习惯、礼法制度受到挑战， 农村社区中血缘关系、宗族关系为纽带的体系出现断裂， 社区成员、家庭成员之间更加独立。此外， 市场经济也给农村能人带来了无限的致富机会， 农村贫富差距拉大， 农民心里不平衡感增强。在新旧文化碰撞、社会现实不平等等问题频频出现时， 许多人开始从宗教信仰中寻求归属感、安全感， 希望在宗教世界中获得解脱。

　　二、宗教信仰对留守妇女的影响

　　社会转型期农村社区滋生的各种社会问题是西方宗教信仰在我国农村社区发展的主要社会原因，而农村留守妇女信仰宗教的原因主要来源于对身体健康和家人平安、心理安宁的诉求。在宗教中， 留守妇女企图把自己的信仰、信仰结果和理想之间建立起某种虚幻的联系， 由此而达到需要的满足， 这是宗教信仰的积极意义； 然而作为一种唯心主义思想， 宗教也给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制造了许多雾障和误区， 因此， 宗教信仰在农村留守妇女群体中的扩散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1、积极影响

　　(1) 心理调适。宗教具有心理调适的功能， 它通过特定的信念把人们原来心态上的不平衡调节到相对平衡的心理状态， 并由此使人们在精神上、行为上和生理上达到有益的适度状态， 以消解精神上的痛苦。因此， 宗教信仰也为留守妇女提供了一个心理调节和情绪宣泄的途径， 为她们与社区其他人的沟通交流创造了更方便的条件。遇到烦恼、劳累、心情不好的时候， 留守妇女能从祈祷、忏悔、对上帝耶稣的倾诉中得到身心的放松， 缓解紧张烦躁的心情， 暂时忘却现实中的苦恼， 减轻精神压力。此外， 留守妇女通过教友聚会、做礼拜的机会和教友交流、谈心， 宣泄了心里的苦闷和烦恼， 舒缓了压力， 放松了心情。教友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安慰也疏导了她们的心理阴霾， 同时能够共同出谋划策解决她们生活中的问题。因此，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 宗教信仰中虽包含许多虚妄乃至与科学和理性相冲突的东西， 但它引导留守妇女在世俗世界之中和之外营造了一个逃遁现实的心灵栖息之处， 从而有利于帮助她们排除烦恼和心理郁结， 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

　　信教的留守妇女唱赞美诗、聚会， 去佛教寺庙拜佛等形式都为她们提供了交流娱乐的平台， 加强了与本社区即临近社区的留守妇女之间和其他群体之间的交流。她们通过在宗教活动中唱赞美歌、朗诵经文、在祭祀活动中抒发情感获得情感的交流、精神上的愉悦。她们认为， “姐妹们在一起唱诗、讲教故事， 在一起聚会、聊天， 能开开心心地来， 开开心心地走， 有不开心的事大家在一起也就忘了”.因此， 宗教信仰本身虽然对于解决留守妇女面临的现实问题来说难以提供真正的帮助， 但它在对留守妇女不良情绪的宣泄和心灵的慰藉方面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2) 物质帮助。留守妇女通过信教， 加入宗教组织， 成为其中一员， 在生产或生活中遇到问题时，就能够得到教友的帮助。秉承同一种宗教信仰的人相互之间有一种归属感， 宗教的教义提倡教友之间的相互关心和帮助， 因而信徒与信徒之间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网络， 成为留守妇女寻求支持和帮助的平台。在农村正式合作组织还很缺乏的情况下， 教会组织就成为了生产合作组织的替代品。如河南省的一个信仰福音教的留守妇女在农忙时经常得到教友的帮助， 她说， “他们帮我干活， 我家盖房子， 他们借钱、出力”.同时， 异性教友之间相互帮助， 也可以避免邻人的闲言碎语。

　　(3) 行为约束。宗教范导， 即通过宗教的教义、教规的宣讲建立起的一套行为评价体系， 或为世俗伦理提供支持， 或直接引导社会成员遵循其教义规范， 由此建立起社会成员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约束力。教徒必须遵守本教派的戒律规范， 按照戒律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举止， 留妇女加入其列， 同样对他们的行为和语言有约束作用。在调查地区， 留守妇女对宗教的评价是“主都是教育人好， 做好事”; “主都教我们好， 谁也不能恨， 要忍让”; “要小心谨慎， 不能随便乱讲别人的坏话”, 因此， 这种教义约束有利于她们和其他人之间的和谐相处。

　　2、消极影响

　　(1) 对宗教的依赖限制了留守妇女能动性的发挥。马克思·韦伯认为， 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形成的阶段， 新教伦理的某些方面起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 这种促进作用来源于新教信仰的某些伦理要求，如克己、勤俭、守时、限制消费等禁欲主义精神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所需要的经济动机模式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在留守妇女的宗教信仰行为中， 她们把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幸”与“不幸”均归结为“主”的安排和意志， 相信宿命， 消极甚至逃避现实，把暂时的困难和挫折归咎于自己做错了事， 受到了“主”的惩罚。如果问题无法解决， 留守妇女就抱定“主告诉我们要忍耐”的思想来对待生活， 因此限制了她们发挥能动性、采取措施解决问题的动力。

　　(2) 少数留守妇女忙于宗教活动而耽误了农业生产。有些留守妇女热衷于宗教活动， 忙于祈祷、聚会， 无暇顾及农业生产， 导致田地荒芜。过去， 农民信仰神佛多是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 以使自己勤奋劳作的农业生产能有好收成， 而现在少数信教妇女的生活中， 宗教取代农业生产成为中心， 她们每天所想所做都是为了信教、吸引扩充教徒服务， 几乎成为没有头衔的“传教士”.一位村民说：“村里谁家的田地荒了， 不是因为全家都出去打工了， 就是因为干活的人信教。一些信教的妇女每天都去和教友聚会、串门， 只热心干这个， 别的都不管不顾了。”

　　三、结论

　　农民信仰宗教的原始动机具有一定程度的功利性， 这与西方教徒信仰动机明显有差异。这一点在留守妇女的宗教信仰行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丈夫外出务工并非她们信仰宗教的直接原因， 而是丈夫缺席的生活带来的诸般无奈--缺乏安全感和稳定感、家庭收入没有保障、疾病等原因， 使她们在自己现有的社会资源基础上没有能力改变现状的情况下， 只有转而向神佛和上帝之类的神秘力量寻求安慰和寄托。事实也证明， 宗教信仰确实为留守妇女带来了心理调节、物质支持和行为约束等帮助。然而， 留守妇女的宗教信仰行为并不理性。费孝通指出： “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 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 为的是免灾逃祸……我们的祈祷是许愿、哀乞”.在求助无门之时， 留守妇女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 试图用精神方法来解决现实的难题， 这也是一种被动的无奈选择， 尤其是把治病救人这样的愿望寄托于宗教信仰之中， 表现出明显的迷信色彩。因此， 在破除了旧的封建迷信之后， 需警惕农村留守妇女的宗教信仰进入新的迷信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