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光的工作手法

      提起参与式，NGO都耳熟能详，它既是NGO的理念，也是NGO的工作方式，是本土组织吸纳国际发展的视角里最为核心的一个成分，是NGO的“圣经”。但如果参与式变成教条和形式主义，照搬到社区，老百姓也不一定吃这一套，遭遇水土不服也是常事。管用不管用，还在于如何用。

　　在我们此行探访的蜀光的三个项目点：丹巴县半扇门乡牧业村(藏族牧业村)，小金县两河乡的前锋村(藏族牧业村)和头卡村(汉族农业村)，蜀光都是拿参与式作为基本的工作理念和操作模式。每到一处，项目管理小组的村民成员，都会拿出保存完好，记录社区讨论要点或规划图形的一大摞“大白纸”来展示。“大白纸”已成为通过参与式讨论达成社区共识的一个象征符号。仅仅看到这点，容易让人觉得很“教条”。但蜀光在社区的工作，远比这些大白纸所承载的信息更为细腻丰富。观察蜀光在社区和村民互动的细微环节，感受蜀光的工作方式，很像是中西医结合：参与式理念、方法原则和流程有点像西医，但在复杂的社区环境中活学活用，利用各种非正式沟通方式“借题发挥”，推动进程，化解矛盾，却像中医那样拿捏着参与式运用的火候。这种经验在年轻员工和志愿者中的传承，结合了个人的态度、体验和悟性，有着师徒相传的意味。

　　做“贴钱”的项目

　　对蜀光来说，贴钱的项目也做。蜀光项目负责人杜玲说，蜀光运作的项目结束后，如果社区仍然有需要，会继续回访跟踪，继续提供支持。比如2006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资助的保护区周边社区发展基金项目早已结束，但社区还在自己持续开展活动，蜀光便乐观其成，到现在还常常“义务”回访。

　　头卡村项目的难度超出预想，直接加大了蜀光的投入成本。除了选点过程中杜玲的感性成分产生的影响，换个角度来理解，似乎也体现了围绕社区需要做事，而非简单地因为预算和产出的约束将项目和社区的需要进行抽离的一种态度。“我们的人有个特点，对农村充满兴趣，每次下乡都眼睛发亮，观察和比较不同的社区，感叹村民的淳朴和善意，和村民的关系非常好。杜玲到县城去走一趟，都会有熟人跟她打招呼。”韩伟所说的，实际上是机构在通行的项目运行的技术、标准和原则等因素之外与社区的血脉联系。

　　当然，蜀光选点有着自己的原则和技巧。以草原项目为例，蜀光的草原管理和社区基金试点项目，在四川境内分布在甘孜藏族州的丹巴县、阿坝藏族州的小金县和凉山彝族州的冕宁县三个地方。韩伟介绍，选点的重要原则之一，是远离政府投入大、政策干预强的红原和若尔盖草原这样的大片的纯牧区。相比之下，这些被农区包围的牧区边角地，由于政府投入少，政策干预力度弱，客观上使蜀光从事草原保护的民间试验有一个宽松的土壤。

　　但情形总是在变化中。丹巴县牧业村的项目对于蜀光而言已经结束，社区基金由村民自行管理运行，但在丹巴牧业村的访谈结束后，当了解到政府将在这个地方投入资金大力推进移民新村工程，有可能造成集中居住点附近的草场破坏。韩伟说，蜀光很可能会重新加大回访的频率。

　　蜀光在人员构成上，既有像韩伟和杜玲这样有着扶贫系统的背景、经验丰富的人员，也有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蜀光愿意为他们的成长付出。据说，蜀光的年轻人、合作单位的青年志愿者，只要赶上合适的机会，都能搭上蜀光的“顺风车”，被捎到项目点上，以“老”带“新”，实地观摩和操作，在“实战”中积累经验，以此传承做事的能力。此番在小金看项目，蜀光也把自己在当地的志愿者小樊带上。

　　当然，这些不过分拘泥于预算的做法会为机构带来额外的成本，没有组织能够长期做“赔本”的买卖。对此类“贴钱”的项目，蜀光的做法是用咨询服务的收入来调剂贴补。韩伟将这样的成本投入看作对机构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储备。看得出，蜀光在培养年轻人方面是有心人。

　　倾听的态度

　　杜玲向年轻员工和志愿者传授和社区打交道的“生意经”：“进入社区工作最重要的是态度，其次才是沟通技巧。”其实，看上去经验老道的杜玲自己也才30多岁。

　　谈起下乡常常难以回避的喝酒问题，杜玲不认为这是一种最有效的工作方式，她下乡一般不喝酒，但遇到特殊的场合也会破例。“到很穷的人家，拿出酒杯，他怕你觉得脏，拿手又擦一遍，结果更脏，这种情况是酒我也要喝一点。”

　　“态度比技能更重要，在社区要尽量尊重当地的习惯。”杜玲这样引导年轻同事。下乡时老乡不戴帽子，她自己就不戴。开会的时候，杜玲会自己站到太阳底下去讲话，将树荫留给老乡。去做调查，笔记本会拿给老乡看，让他们在本上画。

　　看似文弱的杜玲有着惊人的耐力，据说她下乡爬山的能力在蜀光排名第一。去丹巴县的牧业村，要爬没有明显痕迹，连羊肠小道都算不上的陡峭山“路”。看到牧民牵来的马很瘦弱，她舍不得骑，5个小时的行程只在马背上一个小时。

　　这些细节背后，是一种尊重社区的情感和态度。常来常往，杜玲四处结下人缘。下乡在山路上擦肩而过，经常有老乡停下来热情地和她打招呼：“杜老师，你又来了啊?!”

　　远在成都的时候，杜玲有时也会接到老乡的电话：“杜老师，你在成都啊?” 开始杜玲以为对方到了成都想和她见见面，后来才发现，其实老乡们还在村里，围着火堆烤火的时候想起来了就打个电话给她，你一句我一句唠唠家常。在小金县城的街上她也有不少熟人。杜玲和香港社区伙伴(PCD)刚刚派驻小金的年轻人开玩笑：“你在小金混得好的一个指标，就是你在街上走，总是能够碰到熟人要请你吃饭。” 头卡村现任社区基金管理小组组长梁明富说：“我们这儿3岁娃娃都认得到杜老师。杜老师不欧资格(不摆架子)”。

　　“好玩得很。” 杜玲甩出这句地道的四川话评价她和老乡们的交往。从成都前往小金，杜玲在车上聊起社区，聊起项目，常常忍不住自己就笑出声来。她的话在车厢里轻松地跳来跳去，打消了十几个小时的旅途沉闷。

　　发火

　　但尊重和倾听，并非无为而治，该出手时也要出手。在头卡村民的印象中，性情耿直的杜老师总是和颜悦色，按四川话来讲，就是说起话来笑眯了。不过，在丹巴和小金的草场可持续管理试点村从没有发过火的杜玲，在矛盾纠结的头卡村却发过几次火。

　　管理小组成立后，早已失去村民信任的时任村长(现已离任)觉得大权旁落，失落之际给项目制造了无数的麻烦。汶川地震后，PCD资助头卡村10万元用于灾后重建，他又在村里四处传谣，说蜀光的钱(灾后重建款)到不了村里，想把项目搅黄了。在一次社区会上，“我拍桌子说谁再说钱到不了村上，我就和他翻脸!”当时的杜玲冲冠一怒，镇住了对方。

　　让杜玲觉得好笑的是，时过境迁之后，有人将管理小组的记录拿给她看，上面写道：“今天杜老师把周老五(原村长)吼了一顿”。她这才知道，自己的“火气”已经被记录在案。

　　不拘泥的工作手法

　　NGO在坚持工作理念和原则的同时，也需要注重策略，智慧地采用灵活的、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沟通技巧。在社区中推行参与式，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放弃自己的引导甚至“干预”。蜀光进入社区之初，需要物色潜在的有公心、有能力的社区活动者。杜玲的体会是，要注意观察各方的反应和态度，如果发现了合适的人，也不要简单地将他举荐出来了事，而是有意识地交与一些为大家帮忙服务的活计，间接为他提供建立威信和信任的机会。对于做事不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一己之私进行操控的人，如果是自己做主持进行社区讨论，就需要注意掌控会议节奏，既要让对方有说话的权利，但也要适当控制这种人的话语权。

　　对NGO的行动者而言，这些非正式沟通的技巧和应变能力，似乎不容易通过模式化的培训习得，而是需要像中医的师傅带徒弟那样，在复杂的社区环境中慢慢磨练提高。杜玲说，社区工作是一门艺术，还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心理学知识。笔者就曾领教她的观察和应变能力。从成都赴小金途经泸定桥，一行人暂停休整，杜玲买了票，想请没有去过的三个人进去看看。看到笔者有些犹豫，她很客气地补了一句：“麻烦你进去帮××照张相。”

　　在离开小金县城驱车前往两河乡前锋村的路上，杜玲打电话给大沟管理小组熊组长安排面谈，她半开玩笑半是严肃地说：“你们把事情汇报清楚哈，如果我们领导批评我，你们几爷子遭起(要负责任)!”语调中含着“威慑”，但对方并不生气，反倒像兄弟伙伴一样，默契地答应了。此前从成都出发前往第一站丹巴，乡长郭太和几位副乡长等着一起吃晚饭，从下午等到天黑10点过一行人才到达，搞得杜玲在车上内疚得如坐针毡。看得出，蜀光带来的工作方法和思路得到了认同，收获了信任。

　　作为机构的负责人，韩伟不像杜玲那样频繁往村里跑，但每跑一次，都会竖起耳朵，睁大眼睛，留意一些需要反馈和调整的细节。在丹巴县牧业村和小金县前锋村大沟的调研访谈中，韩伟注意到，在两个村的社区基金管理制度中，有和法律法规相冲突的条款。牧业村的规定是，借款不还，小组可以扣除村两委给当事人发放的补贴，而前锋村大沟，则规定可以“牵牛牵马”。即便这些规定可能只是作为“威慑”手段而非真的要去实施，韩伟也觉得有必要利用适当的机会进行纠正。

　　而在大沟，管理小组利用召集村民会见调研小组一行的机会，顺带将2009年的工作、社区基金的借贷账目进行了间接的口头公示。一同顺带公示的，还有福特基金会资助用于灾后重建的29万元，被管理小组暂时分两笔借出去修建牧道，待政府划拨的经费到账后再还回来。但敏感的韩伟觉得，应该在借款发生的同时就用文字形式公告出去，间接的公示已经使制度走形。当然韩伟当时深藏不露，并没有在现场点出，而是择机和蜀光的项目人员提出。

　　这种随机应变的工作思路，也体现在蜀光对一些细节的处理上。老乡们对蜀光作为NGO的性质并不容易搞得清楚。在头卡，有管理小组成员将蜀光称为蜀光集团，在前锋村大沟，村书记老唐却说蜀光是政府。韩伟听到这些，淡然一笑，有时还拿这个和村民开起玩笑，也不刻意去解释和纠正。蜀光将自己定位为推动社区提高自我管理能力的辅助者，自己在老乡眼里的NGO“身份”，现阶段已经退居次要位置。

　　同样，这种思路也被用到项目中的妇女参与上。蜀光会考虑社会性别问题，但并不会在项目中强行要求妇女参与的比例，而是适当引导但不强加。

　　“只要营造一个有利的环境，有能力的妇女给机会自然就会冒出来。” 杜玲说。这种不过度“干预”的做法，有时候反倒可以“四两拨千斤”。

　　头卡村和牧业村的管理小组成员，是清一色的男性，但在前锋村大沟，善于“察言观色”的杜玲经过多次现场接触并听取村民反映，发现张四妹做事心细主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就在小组选举前点拨大家：“你们还是要选个女的出来嘛。”结果四妹被推选进入了管理小组。尽职尽责的四妹当着大家的面开玩笑：“我是一名小小的保管员”，言语中透着自豪。

　　--------------------------------------------------------------------------------

　　观察：在低调中思考和行动

　　◎ 付涛

　　蜀光在群星闪烁的四川NGO的群体中，有点特立独行的味道。它好像不太合群，不太热衷于联合与声张，似乎有些回避外在的影响力。媒体报道寥寥，机构网站也姗姗来迟，刚刚完成了架构设计，还未能对外开放。注重实际操作的能力，低调做事，对主流媒体保持一定距离，大概是蜀光在目前的一种性格和原则。

　　蜀光的主任韩伟对此有自己的解释：“我们不想退潮的时候被晾在沙滩上。”言下之意是，曝光是一把双刃剑，看你如何使用。如果遇到不了解NGO工作和当地复杂性的媒体，出现不适当的媒体报道和宣传，反倒可能会给项目带来负面影响，给合作方造成伤害。蜀光大概不太愿意背负外在的声名之累，因为声名固然能给机构带来发展的有利因素，但如果把握不当，同样也可能拉大外界的期望和蜀光实际能力的距离。对蜀光涉足的事业而言，到现在为止仍是一场小心翼翼的试验。

　　与对社会影响方面的谨慎不同，蜀光的名字在项目地小金县，从相关的政府官员到试点村的老乡，大概已经耳熟能详。当蜀光的小金项目负责人杜玲说起她在项目点老乡中的人缘，复述老乡在村里和她打招呼的样子，会忍不住笑出声来，脸上浮现出一种非常享受的表情。看得出，蜀光在当地政府和社区中得到了真诚的信任。

　　蜀光的根在社区，能利用自己的专业性、融洽的交往能力，将NGO的视角和方法和政府对接，产生有效的影响。在小金的试点，经过多年的酝酿，已经在政府的认同下，开始生发，扩大。

　　蜀光在小金县项目的资金都不多。几个试点村的社区基金是4～5万元左右，最大的一笔是为头卡村投入的灾后重建资金，只有10万元，由香港社区伙伴提供。在两河乡前锋村，由福特基金会向社区提供了4万元的社区基金和1万元的草原建设资金，地震后又追加了29万元灾后重建款。在丹巴县的牧业村，同样是4万元的社区基金外加前后数千元的投入。

　　看得出，蜀光进入社区进行操作，不是靠大资金和外在的社会影响力撬动，而主要靠将理念和技术、方法相互结合而成的实务操作，来证实自己的价值，说明操作的可行性。这个过程又渗透了蜀光相关人员的个人能力和经验，甚至个性因素。

　　韩伟、杜玲以及其他项目人员，进入社区总是睁大眼睛，张开耳朵，仔细听，仔细观察，意识到问题就随时调整和指点，像中医把脉，望、闻、问、切多种手法并用。蜀光有自己的工作思路，但似乎更愿意不让思路先入为主地主宰自己在社区中的行动。

　　参与式理念写在纸上，也许只是简单的一行字，但要落到具体的现实中，变成社区的信念，远比落在文字上复杂。这就有了本文对蜀光只言片语、略显凌乱的点滴观察。

　　但是，在当前这个以影响力和声音为重要纬度的热热闹闹的新公益时代，蜀光仍然选择在西南一隅低调坚守。大概在那里，还有着适合于传统扎实的参与式扶贫的土壤。也许蜀光认为，自己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尝试和梳理社区扶贫的经验，即便意在推广，并敏于行动，但还是慎言模式和推广。

　　这在某种意义上，使参与式的“蜀光经验”较难总结和归纳。蜀光的引人之处，在文字之外，在更为鲜活的现实中的行动。

　　面对业界对参与式的反思和争论，韩伟保持着警惕，慎言批判。参与式是他一贯坚持的理念和工具，但他和他的同事在社区做事的方式却很本土化，因势利导，拒绝教条。但他同时担心，蜀光在一些环节上利用政府干预化解社区矛盾的方式，会被同行误解为“不好听的勾兑”。某种意义上，这是西方民主参与理念“软着陆”到东方传统的调和过程。

　　政府是蜀光在社区工作的重要相关方，“经营”政府关系其实是从事社区工作的NGO必然面临的一项工作。杜玲说，蜀光的做法是，在工作中承认政府的领导，到项目地办完事要离开时，她会尽量和联系的官员打个招呼，交流一下工作，但不一定都要见面“汇报”，建立对方的安全感和对蜀光的信任。但在承认政府领导的同时，蜀光有能力将这种关系定位在合作伙伴上面，使双方的平等磋商成为常态。韩伟说，“我们坚持认为，NGO在社区工作，应和政府有很好的关系，尤其是社区矛盾大的时候，需要有好的政府合作伙伴，这是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例如，小金县廖家院村在开展香港社区伙伴资助的灾后重建项目活动时，村长绕开管理小组独自叫来挖挖机修公路。乡党委陈书记发现管理小组难于自行解决后，主动打电话给杜玲，希望蜀光尽快到村帮助解决，不要影响项目实施。

　　和很多NGO一样，蜀光下乡也是通过筹款自带经费，不增加合作方的压力。当然，在未来如果NGO参与扶贫的格局发生根本改变，蜀光也非常乐意尝试由政府采购NGO的服务。不过，在与蜀光的合作上，小金县政府也进行了适当变通，例如，通过蜀光在小金的40个村推广社区互助基金，在目前的体制下，县扶贫办很难从扶贫资金上开一个口子，直接“采购”蜀光的服务，于是将2万元培训经费直接打到培训班上。

　　蜀光在小金不只是推动社区民众的主体性参与，同时也要让政府(扶贫办)参与进来。在矛盾错综复杂的头卡村，在某些阶段甚至需要来自政府自上而下的干预来配合，去制约传统力量的干扰，推动决策向公众参与的方向发展。当然，基层的发动，主旋律主要还是依靠社区自身。

　　蜀光和国务院扶贫办外资中心牵头，联合其他4家组织在4省5县的村级试点早已结束，韩伟主笔的总结报告翔实地描述了各村的试点情况。这份报告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其对NGO参与扶贫的具体操作环节和流程的分类描述和分析，以扎实的功底重现了各种不同的情况和细节，连带观察和分析。

　　按照一般的逻辑，如果一个项目做得不错，又值得借鉴，紧接其后的就是推广问题。但韩伟却慎言成功，在总结中的最后部分，用朴实的文字大量着墨于问题和挑战。试点的种种难度，NGO承担扶贫的主要影响因素，各种变量组合条件下扶贫类型的应对策略，都被他细细地梳理。在难点方面，包括政府体制的制约、社区小组能力建设、如何建立社区管理机制、转变政府人员的观念和角色，如何有效地为工程项目提供技术支持，以及NGO的能力不足问题，都是NGO参与政府扶贫需要直接面对的内外兼修的问题。这些内容尽管显得有些繁琐，但对扶贫领域的NGO实践者而言，是值得借鉴的实操指南。

　　参与调研的贵州省扶贫办外资中心的荣建国处长过去常常以民间的身份(角度)做参与式项目，在他的眼里，蜀光的项目是他看过的参与式扶贫项目中做得最好的。即便是有了现在的阶段性成果，谈及正在生发中的试点项目，谈及模式推广和公众影响力，韩伟出言仍然相当谨慎。可能是不愿意将复杂的现实问题简化，他在说话的时候似乎始终处在一种思考的状态。

　　也许， 蜀光还希望用更多的时间继续在小金深耕， 之后才考虑站在台前， 在更广的层面上言说。

　　同样在这个村，当管理小组金会计汇报工作滔滔不绝，杜玲半开玩笑打断他的话：“你个人哇哇说半天了，唐二哥你过来坐稳了，你是出纳，说下管理小组是咋个管钱的嘛。”于是，不善言谈的唐二哥有了机会，慢悠悠地说开来。杜玲有心从辅助者的角度出发，让管理小组内更多的人得到表达和锻炼机会。

　　少干预是为退出社区做准备。蜀光会注意避免社区对外来者形成依赖心理。例如，杜玲在大沟一再向管理小组强调，以后买草籽不再包办了，要小组自己按照联系方式去外面购买。以前，都是蜀光一手包办。

       --------------------------------------------------------------------------------

　　 西南本土NGO的实践样本——社区的故事

        高难度的头卡项目

　　“把最难啃的骨头给你们”

　　一般而言，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NGO需要综合考虑社区的状况和项目的难易程度，通过选点来提高项目的成功机率，以便产生示范推广作用，蜀光最初也是这个思路。

　　但2004年底选择头卡，有些不按“常理”出牌的味道。当时，为实施蜀光和国务院扶贫办外资中心牵头进行的4省5县“NGO承担政府扶贫任务”联合试验项目，蜀光去小金选点，县里特意要将新桥乡头卡村交给蜀光来做。

　　“当时我很忙，是杜玲去选点，她比较感性，看到那里比较困难，也就答应了。”蜀光负责人韩伟回忆当时的选点过程。后来，蜀光在村里不断遇到麻烦，项目推进一波三折。村民开会动不动就撂挑子，还当着乡书记和蜀光人员的面打架，蜀光这才意识到自己啃到了一块最硬的“骨头”。

　　蜀光的项目负责人杜玲转述当时的小金县扶贫办熊主任的话说，“参与式那么好?好在哪里?那就把最难啃的骨头交给你们。”其实熊主任当时还埋下了一个伏笔：将投入同等规模的扶贫资金、采用传统方式进行新村建设的新民村，和引入参与式的头卡村进行对比。这是小金县头一回在扶贫领域引入NGO和参与式。

　　“头卡特能整。”杜玲说。这个小金藏族自治县中的汉族村，据说是乾隆打金川的军队后裔，解放前就以“枪多，匪多，鸦片多”、民风“刁悍”闻名于外。由于山高地形险，沟壑纵横，土地产量低，村民依靠种地、挖药、打工等多种营生，生计困难，726人的村就有200多人在外打工。由于长期积压了大量难以化解的矛盾，一位走马上任的乡长就曾表态：要力争当一个不挨村民揍的乡长。

　　韩伟说，由于头卡的复杂性，使蜀光在该项目上的运行成本起码增加了1/3。不过，拿了这块“烫手”的山芋，蜀光最终还是知难而上。“歪打正着的头卡是一个大炼炉，是蜀光熔炼和提升机构能力的机会，我们收获特别大。”

　　事实上，正是在头卡以及后来在小金开展的其他项目，为蜀光打开了空间。2009年，小金县扶贫办委托蜀光在40个村全面推行社区互助基金。现在回想起来，其中的曲折仍然历历在目。

　　村两委和管理小组

　　自2005年蜀光正式进入头卡村，也就介入了村内复杂的矛盾漩涡。当时的村主任有能力但很自私，在任期间打了很多欠账白条，村民担心他赖账，换届时还不得不选他连任。而村书记70多岁，年事已高， “不理朝政”，任由村主任主导村务。

　　实施项目的第一步是动员村民公选成立项目管理小组。公选后，村两委主要成员没能选进项目管理小组。村主任觉得自己权力旁落，制造了很多障碍。韩伟讲述了一个挖挖机(推土机)的故事：工程建设需要雇用挖挖机，对挖挖机的掌控是村建工程的一种权力表现。按照协议，请挖挖机是管理小组的分内之事，但村主任避开管理小组自己到县上雇回了挖挖机，价格高于市价不说，还谎称县上的扶贫款是他拿两头羊换来的。村主任一方面以此显示自己的权力，同时也给选出的管理小组出了道难题。后来，他又在村里散布，说扶贫资金能不能够到村还是个问题。他的系列动作一度使管理小组陷入被动。

　　第一代管理小组

　　管理小组的成立和“改朝换代”也颇有曲折。2005年4月，为抢在洪水爆发前抢修河道，要公选一个临时性的河堤管理小组(临时小组)。“大家都在观望，不愿意站出来。”现任村书记魏新品回忆，第一次公选时大家心里没有底，得票多的一些人不愿意进入临时小组。魏新品和张君永都是当时得票最多的人，因为怀疑资金能否真正兑现，怀疑临时小组是不是真正有权力，加上家里缺乏劳动力，不愿意参加临时小组。之前，抢修河道的资金使用出现一些小问题，村民对以村两委成员为主的临时小组缺乏信任。

　　展示“大白纸”同年5月，抢修河道完成后，临时小组结束了使命。在选举正式的管理小组时，大家总算动了真格，魏新品、民兵连钟连长和张君永入选，这次他们站出来承担起责任。魏此前曾担任过11年的村主任，选举时已是“平头百姓”。2007年7月项目结束后，第一代小组的组长魏新品成为头卡村村书记，张君永成为村会计。第二代管理小组

　　汶川地震灾后的2008年12月，蜀光在香港社区伙伴支持下，又投入10万资金搞灾后重建，其中5万元用于建立社区基金。结果矛盾又出来了。

　　尽管引入了严格的公示制度和参与制度，部分村民仍然对第一代管理小组不满意，怀疑小组在财务上有什么猫腻。似乎部分是出于排斥村两委的心态，村民们再次提出重新公选小组来管理新的项目，产生了第二代小组，梁明富为组长，原来的小组成员退出。

　　当时，面对复杂的矛盾，选上的人也有畏难情绪。蜀光在社区进行了动员并帮助设计了公开透明的制度。

　　2009年1月15日，经过反复讨论，项目小组公布了社区基金管理方案，内容非常详细，预设了很多可能遇到的难题和应对方法，操作性很强。韩伟说，长期的矛盾冲突，导致大家防范心理重，反倒对可能产生的含糊和漏洞提前想到了应对之策，方案实际上体现了社区内各种复杂的制衡关系。头卡记录草案的大白纸据说就用了7张，是进行社区基金方案讨论最繁杂的村。

　　从蜀光的角度，实际上第一代小组运行得不错，没有必要改选，但蜀光尊重了社区的选择，尽力“引导新小组站在老小组的肩上”，搞了几次相关的培训交流，还通过一些微妙的“小动作”发出暗示。例如，蜀光进村和小组开会，第一次在新小组长家开，以后在老小组组员家开。设法利用蜀光在社区的信任和影响，促进新老小组之间合作，传承经验。

　　此外，作为“外来的和尚”，蜀光极力调和村委和小组的关系，利用乡政府的支持，理清两者关系：乡上授权管理小组，实施项目以小组签字认可为准；两委的角色是按照小组提交的投工投劳方案组织动员和协调，并行使验收和监督职能。蜀光与乡政府保持着流畅的沟通和协调。

　　“现在村两委对新小组支持力度大，跟得上趟，我觉得轻松很多了。”杜玲说。

　　参与的力量

　　公选的小组为村民自我管理提供了舞台。第一代小组成员张君永清晰地记得，在2005年5月24日，也就是他被公选进入管理小组担任会计的第二天，蜀光在村里搞参与式培训。“一张报纸上站人，学习少花钱多办事；两人一组蒙眼走路，帮我们思考如何解决冲突矛盾，给了我们很多智慧”。

　　后来，参与意识被村民们发挥得“淋漓尽致”。挖挖机在前面挖，管理小组就带着村民跟在后面干，节省了10万元工时费。物资采购也是多方询价，采购的物资比其他村质优价廉。

　　最后，头卡村用这47万元，完成了河堤、公路、学校、村两委会议室、卫生站、电力、桥梁改造等多项工程，还用结余的钱资助村民购买了太阳灶。而作为对比的新民村，采用传统的方式花50万资金，只完成了修路和建学校两项，村民对村两委很有意见。时至今日，头卡的管理小组和村民们对此还颇感自豪。

　　县政府开始的时候也觉得参与式很麻烦，抱着试探对比的心态放手给蜀光，结果让政府看到这种方法对改进乡村治理的价值。

　　蜀光进入头卡，使村里的状况发生了改观，但这个过程远非完美。在扶贫新村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过重大的安全事故。二社实施架设高压线路时，社长因私心和各户发生冲突很难协调。后来在架线的时候，由于对安全问题重视不够，在搭线的过程中触电导致一死两伤。

　　在韩伟眼里，现在的头卡仍然是一个千头万绪，充满复杂矛盾的地方，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慢慢改变，参与式在头卡的路还很长。

　　牧区草场管理和社区基金

　　(一)丹巴县牧业村

　　2009年12月24日一早，丹巴县半扇门乡四面的群山在晨曦中露出皑皑白雪，空气中透着清冽的寒气。调研小组来到乡政府，见到了头一天从山上走了3～4小时下来的牧业村草场管理小组和村长一行。乡长郭太和副乡长扎波等人也一同挤在小小的办公室里面，大家围坐在简陋的电炉边交谈，说起管理小组和社区基金出现前后的情况。

　　牧业村的草场资源一直很贫瘠，和外界想象中的草原大相径庭。当地人称为草山的地方，毒草多，沙化石化严重。由于坡高山陡，每年都有牲畜不小心摔死。更糟糕的是，由于长期过载和乱牧，草场开始退化，村民们忧心忡忡。

　　“外乡的牛乱放，本村也乱放。你喂100头，我就想喂200头。 (沙化严重)，泥巴都要啃一回。” 村长牟光全描述当时放牧中的混乱情况。

　　项目负责人杜玲说，蜀光进入社区之前，牧业村各组之间，与外村、外乡甚至外县之间边界不清，放牧时经常发生矛盾冲突。尽管牧民们深知控制牲畜量的必要，也试图做出改变，但由于社区组织化程度低，村规民约不起作用，乡上的减畜政策也得不到落实。

　　2008年，在蜀光支持下，村里公选了草场管理小组，4万元社区基金派上了用场。基金的借贷管理制度附加了草原保护的约束性条件。管理小组还利用福特基金会资助的1万元草场建设资金，以及2008年地震后的8000元灾后重建资金，由下辖的4个小组投工投劳用石头围栏和少量钢围栏划分了与外乡和各组之间，以及冬春草场的边界。大家按规矩定时转场，每年能使草场休牧几个月。控制载畜量的举措也得到落实，破坏性大的猪和羊已经全部弃养，全村的牛从2000头减少到1600头。

　　管理小组组长杨天华解释，过去作为传统，外面有6～7个农业村的村民一直都来牧业村放牧或寄养牲口，现在严格限定了条件，只有耕牛可以寄放，而且规定了每户最多能寄放的数量。

　　社区还组建了饲草实验兴趣小组，在草科院专家指导下在沙化地上试验种草。经过多方比对，确定了产量高的草种，由政府和蜀光投入资金帮助购买草籽，每户两亩割草基地基本能解决冬饲社区大会杜玲摄料的问题，有效减少了牦牛的冬季死亡。乡上还资助引入良种牦牛，在保持收入的前提下，草场沙化的情况也初步得到遏制。

　　基金的使用也是有章可循，并以民主透明的方式决策。大家讨论定下了贷款年息(6%)，贷款额度(每户2～3千)，以1年为期。管理小组会计尹正刚拿着账本给大家报账：截至当日，放贷13户，初步收回了9户，当年利息收入达到1400多元。尹正刚脸上透着满意的神情，他估计这一轮借款全部收回后，利息所得会超过2000元。按照基金的管理规定，如果每年利息收入500元以上，就可以抽出100元做办公费用，并给小组成员每人每年补助100元，这使长期垫支工作经费的小组成员们松了一口气。

　　进入牧业村的缘起

　　现在，牧业村的社区基金声名在外，邻近的阿坝、甘孜的牧民纷纷前来学习取经。按村长牟光全的话说，牧业村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乡长郭太对此表示赞同，他2006年底调来半扇门乡。细数乡上的22个村，牧业村是唯一的纯牧村，平均收入低于其他农业村。由于乡财政一直拮据，郭太对牧业村的发展有心无力。

　　2007年选择草原试点村的时候，杜玲从小金县城过去，看地图发现以农为主的丹巴半扇门乡还分布着小草场。有着扶贫背景的杜玲凭借直觉认为，这很可能是个被“遗忘”的地方，跑到乡上一打听，果然如此。这是一个“独独的纯牧业藏族村”，当时乡上干部刚刚换届满一年，村路还没有修通，从乡上到村走路单程就要7个小时，只有一位包村干部上山去过两次。十几年来，这个村从政府那里得到的支持，不过是铺设了2公里的水管，以及50多斤草籽。

　　“乡上财政难，社区基金就像救命稻草。开始的时候觉得(蜀光的做法)很新鲜，自己也不懂，但觉得可以试一试。”郭太很爽快地同意了蜀光这个外来的“和尚”进村帮助改善草场管理和实施社区基金。

　　副乡长扎波说，“引入社区基金，对政府来说是一种观念和工作方式的转变，政府容易着眼于修房修路等当前的变化，缺乏长远的技术支持，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考虑不足。社区基金的运行是对政府工作的深化。”在扎波眼里，蜀光提供的参与式理念和技术，正是政府所缺的短板，这是项目运行至今扎波得到的体会。

　　保持轮牧的传统

　　牧业村围栏划分边界，并不是要放弃传统的轮牧。头脑清醒的村长牟光全说：“4个组界限清楚了，再围就‘刹车过灵了’”。他的意思是，围栏是为了划分边界，制止过载，并使冬春草场得到有效的休牧，使本村范围内能够保持轮牧的传统。村里不会像政府资金投入大、干预强的其他草原地区那样将产权划分到户，搞成定居和围封。这个村的围栏，在功能上和四川的若尔盖、红原等地大片草原的围封，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听说当地政府规划要加大投入，建设牧民新村定居点。蜀光负责人韩伟对此产生了忧虑。这些主流化的政策，由于投入的资金量大，有可能扭曲现有的轮牧带来的草场平衡。

　　除了这方面的担忧，总体上牧业村的社区基金运行尚好。不同于头卡这样的汉族社区，藏族社区由于文化上的影响，矛盾冲突较小，所缺乏的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公共管理机制。在外来力量的辅助下，有了好的机制，自己就能运行起来。蜀光结合藏族传统文化中的村规民约，将草原保护与社区基金的运行捆绑，恢复强化自然保护的传统。在这里，社区基金主要不是融资手段，而是基层组织化建设的工具。草场管理小组同时也是社区基金管理小组，这为牧民们创造了一个可持续的社区机构，带领大家长期有效地管理草场。

　　“多此一举”的交接仪式

　　蜀光在推动社区基金的时候，“处心积虑”强化社区民众的参与意识。社区基金是村民共管共受益，是全村村民的共有资产。为了强化村民对社区基金的拥有感，虽然可以通过培训和文本形式对这种权属关系加以固定，但对初涉其中的村民来说，似乎还是有些抽象。蜀光在牧业村出了一招：将资助款4万元带到社区，安排了一个看上去“多此一举”的交接仪式。

　　社区基金的成立现场摆放了两张桌子。一张旁边坐着蜀光的人，将4万元平分到户，由各户签收领取，这些钱进了村民兜里，就等于从资助方的钱变成他们自己的钱。旁边一张桌子旁，则坐着选举出来的管理小组成员，各户将拿到的钱从兜里掏出来，交给管理小组签收，意味着村民拿出自家的钱，委托小组进行管理。这两个环节之间，村民们自发想到，男村民要抽一支烟，女村民吃一颗糖。杜玲说，这样的交接仪式，是希望将资金的权利关系具象化，使村民强化参与的权利意识，加大贷款管理的监督压力。后来，这样的仪式被复制到其他的试点村上，效果不错。

　　(二)两河乡前锋村大沟

　　同是藏族牧业村，拥有34户牧民的小金县前锋村大沟，也引入了福特基金会资助的4万元社区基金，从2008年10月开始正式运营。另外投入1万作为草场建设资金，29万元地震灾后重建资金。

　　“大沟17万亩草地，沙化退化严重，有的地方成片的像扫把扫过，看不到草，露出黑压压的一片。”村书记老唐一席话，不由使人联想到丹巴县牧业村，两村的草场退化大概不相上下。

　　和丹巴县牧业村一样，前锋村大沟同样采取了围栏划分边界、减少载畜量和贷款种草，改良品种等多种措施。管理小组金会计说，村里围绕社区基金达成的共识是，牛的配额是每人20头，羊全部取缔，每户马不超过4匹。

　　大沟村民在2009年行动起来。现在，3个组已经全部淘汰了羊，并按照计划减少牛的数量，以质量换数量。由于一头牛的价格抵得上三头羊，把破坏性大的羊减下来，加上草场变好，减少了牛的死亡数量，收入并未下降(以前每年冬季要死亡500头左右)。

　　管理小组成员老罗说，4万元基金除留下3000元应急，其他全部贷出。今年大家贷款都是修理地震破坏的房子，到明年就要开始发展生产了。金会计说，还款情况非常好，目前已取得利息1025元，很快会进入第二轮借贷。

　　同样是藏区社区，大沟的内部冲突也不大，社区关系较为和谐，加上家族信用的纽带，有了社区基金这个可行的机制，很快就触发了村民的行动，使各种措施落实到位。2009年有一户人家不遵守轮牧制度，违反约定提前从春牧场赶牛下来进入冬季牧场，结果管理小组以每天50元的标准进行罚款，村规民约不再像以前那样停留在纸面上。

　　推广的效应

　　紧邻大沟的前锋村牛场沟，是40多户的大组，福特基金会给了4万灾后重建款修房子，但村民觉得钱花完就完，也要效仿隔壁的大沟搞社区基金，细水长流。据说牛场沟的人来大沟取经，两边的人喝着酒摆谈一番，回去就动员起来。

　　后来，小金县政府拿钱在更多的村里面推广社区基金，蜀光为首批13个试点村举办培训，牛场沟和大沟都有人去现身说法。

　　蜀光看好社区基金这种扶贫方式，认为社区基金由公选的村民小组进行管理，围绕基金的运作可以对社区能力建设产生持续的影响，是一种能够持续滚动发展的模式，符合蜀光的“推动村民团结合作，共建家园，创建和谐农村”的宗旨。而为其他特定项目成立的特殊小组，则容易在项目结束后人走茶凉。当然，蜀光的项目负责人杜玲也指出，社区基金的运作形式受参与人员以及具体环节设计等诸多因素影响，运行时间也不长，还需要时间去观察。

　　现在，NGO参与扶贫的格局在小金已初露端倪。除了蜀光在这里默默耕耘的努力，也与2000年以来政府开始推行参与式村级扶贫的背景高度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