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5年5月，毛泽东突然改变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对邓子恢的支持，由赞同农业合作社“停”、“缩”的方针转而强调“发”。对这一变化的原因，固然不乏角度各异的不同认识，但认真考察这场运动的后期状况不难发现，其加速乃至错上路线斗争之纲的背后却隐藏着特定的信息因素。这一“特定信息”,成为毛泽东改变农业合作化进程的重要决策依据。

　　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其缺点与不足之一就是“要求过急，改变过快”，尤其在运动后期，不但合作社的数量急剧增加，而且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转变也骤然加速。对这一变化的原因，固然不乏角度各异的不同认识，如有的学者将之归结为四个方面：国家工业化建设对粮食、原料需求的增加；解决粮食供求紧张和粮食风潮的现实问题；对合作化快慢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作为“右倾”错误的批评导致的急躁冒进情绪；广大干部和群众向往社会主义美好社会所激发出来的发展农业合作化的积极性。[1]这些论点无疑都是正确的。但认真考察这场运动的后期状况，我们不难发现，其加速乃至错上路线斗争之纲的背后却隐藏着特定的信息因素。这一“特定信息”，成为毛泽东改变农业合作化进程的重要决策依据。

　　一

　　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时间规划，早在1949年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要采取“长期稳健”的原则，“合作社不可能很快发展，大概要准备十几年工夫，文化落后，你就没有会计呀，要长期稳健的进行。”[2](P236)当运动正式发动后，1951年9月第一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所形成的《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重申运动的指导方针是“根据可能的条件而稳步前进”，并批评了急躁冒进的错误倾向，特别强调了只有“提高生产率，比单干要多产粮食或多产其他作物，增加一般成员的收入”，才是“检查任何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好坏的标准。”[3](P514-517)这就意味着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动之初，不但指导思想是求稳，而且还特别强调互助组和合作社的质量。

　　虽然在1952年曾出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第一次加速，但中央很快就于1953年作出系列决策加以制止。当时主持中央农村工作的邓子恢在4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互助合作运动必须根据生产的需要，逐步前进”，“互助合作必须根据需要与可能的条件去建立”，“绝不能单凭主观要求”，“绝不能一步迈进，一哄而起。一哄而起者必将一哄而散。”[4](P346-348)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酝酿时期，尽管毛泽东认为必须加快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但实际还是把农业合作化的时间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里的“相当长的时期”，根据当时的设想，就是三个五年计划，再加上1949年到1952年的三年恢复时期，共计18年。毛泽东再次重申，发展合作社，“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所谓成本低，就是不出废品；……最后的结果是要多产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不能多打粮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都不利”；“总之，既要办多，又要办好，积极领导，稳步前进”。[5](P300-306)

　　在宣传贯彻总路线及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精神的高潮中，农业合作运动于1954年再度出现冒进。为此，中央又迅速作出反应，于1955年1月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要求对农民“踊跃入社”“需要有全面的估计，不能只是盲目叫好”，“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6](P11-12)3月，在中央下达的《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中，再次强调要“把农村合作化的步骤放慢一些”。[6](P81)毛泽东告诉邓子恢：1957年入社农户发展到占总农户的1/3就可以了，不一定要50%，[7](P366)“现在有些地方要停下来整顿，如华北、东北，有些地方要收缩，如浙江、河北。”[8](P370)根据中央的精神和毛泽东的指示，邓子恢在4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今后农业合作化工作要遵循“一般停止发展、立即抓生产，全力巩固、少数的省要适当的收缩、把互助组办好，整顿好，照顾个体农民”[4](P408-413)等四条方针政策。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写到：“1955年春季，毛泽东支持放慢农业合作化发展步伐，其‘缓进’的程度，有时甚至为邓子恢同志始料所不及。”[7](P370)

　　二

　　但是，从1955年5月起，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由支持农业合作社“停”、“缩”,转而强调“发”。5月5日晚，毛泽东首次向前来汇报工作的邓子恢发出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5](P424-425)5月17日，毛泽东在15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又说：“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对于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缩有全缩，有半缩，有多缩，有少缩”；“缩必须按照实际情况。片面的缩，势必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不是停不是缩，基本是发；有的地方也要停，但是一般是发。”[9](P239)更甚者，在7月31日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竟指责邓子恢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稳步前进的指导方针是“小脚女人走路”。

　　为什么毛泽东在此前后的态度会有如此重大的改变?大量研究表明，从毛泽东的内心来讲，当时还是希望农业合作化搞得快一些。他所以支持放慢，主要是根据邓子恢等人的汇报，基于当时农村出现的严峻形势不得已而为之。1954年下半年，由于一些地区遭受严重水灾，国家向非灾区多购了大约70亿斤粮食以调节缺粮。而这些地区后来也遭灾害，以致引发了1955年春的粮食风潮。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的发展速度过快过急，显然不合时宜。应当说，毛泽东当时作出农业合作化“缓进”的决策并不十分情愿，很容易发生动摇乃至改变。果不其然，当他获取了若干虚假信息后，尚未经过分析核实，就轻易否定了原来对农村形势的判断，进而加速了农业合作化进程。

　　第一，1955年4月6日至22日，毛泽东到南方视察，沿途见麦子长得半人高，不由对邓子恢先前汇报的农村状况产生怀疑：若真如汇报所说，农民因为农业合作社的快速发展而出现“不积极沤粪积肥，大批出卖牲畜、宰杀猪羊，有了钱不买生产资料，用于抢购不急用的用品，甚至用来修坟买棺材等等”,[10](P426)那又怎么解释现在庄稼这样茁壮呢?由此毛泽东认定，说农民消极是不对的，生产消极的只是小部分。[8](P374)另外，在这一时期，他还收到了一份反映山西省闻喜县宋店乡粮食统销情况的材料。其中说，这个乡原本要求供应粮食10170斤，经过对统销工作进行整顿后，不仅不要供应，而且还多余6200斤机动粮。[11](P189)由此毛泽东认为：“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的叫嚣。”[7](P372)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55年4月发出《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结果从5月开始，粮食销量果然大幅度下降。这更使毛泽东确信，原来对农村粮食紧张形势的估计是言过其实了。另外，毛泽东还派警卫战士返乡调查，为他的这一认识提供了直接佐证。如在河南延津县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该村实际上没有吃的是少数；广西防城县一个村对粮食问题叫苦的绝大多数是单干的中农，而十户叫苦的中农中没有一户是真正的苦。[8](P381-382)

　　第二，在视察期间，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向毛泽东讲了一个情况，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毛泽东即认为：这种“不搞社会主义”的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在这里，毛泽东不仅对当时农村形势有了新的判断，而且开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来自各方面的对农村形势的估量。[7](P373-374)所以其后不久，毛泽东就把在推进农业合作化计划和实际步骤上主张更稳当一些的邓子恢等，说成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12](P78)8月31日，在转发安徽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报告的批语中，毛泽东又用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9月20日，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写出的关于农业合作社发展问题的检讨报告中，毛泽东的批评又提高了一步，说“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实际上你们有一条路线，有一个方针，而这是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相抵触的，所以在长时间内中央总是不能说服你们，即使经过严重的批评还是说不通，还是要坚持你们自己的东西。”[8](P392-393)无疑，越把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归结为路线之争，认识上的不同看法变成阶级立场问题，对地方上的各级领导触动越大，也就愈会促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加速。

　　第三，在1955年5月的15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有的省委书记汇报说，按照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建议收缩合作社，引起了农村干部和群众的不满。也有人在汇报中埋怨中央农村工作部压制了下面办社的积极性。这些汇报进一步使毛泽东认为中央农村工作部前一阶段反映的农村情况是不真实的，停止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不正确的。[11](P192)7月26日，毛泽东单独召见陶鲁笳，询问山西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情况。陶鲁笳向毛泽东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山西初级社从成立到发展已经有4年半的时间。初级社的发展是渐进的，是在互助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1953年全省办社2242个，……到1954年4月，山西的初级社又发展到了31926个，入社总农户占全省总农户数的40%.初级社的发展，还带动了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克服了互助组涣散解体的状态，遏制了农村富农经济的发展。”“1953年2243个社的粮食总产比1952年增长27.6%，单产增长21.6%，比互助组高21.5%，比单干高39%。1954年全省因灾减产4.8%，而初级社占20%以上的平顺、武乡等20个县的粮食产量比1953年增长3.8%。”[13](P138-139)陶鲁笳的汇报，尤其是合作社在受灾时期不仅没有减产反而增产的事实，使毛泽东更坚定地认为：“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现实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14](P229)

　　正是在以上信息的作用下，毛泽东终于把原来制订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稳步前进”的方针改成了“大发展”,各省、市在发展合作社的数量上也纷纷加码，一个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出现了。后来毛泽东对此总结说：“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15](P730)

　　三

　　作为物质存在形式与普遍属性的信息，不仅是人们区别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重要手段，也是决策制订的必要前提，它为决策目标的制订提供客观根据，为决策审定提供可靠保证。但是，一旦信息失真，形成的决策就往往会与实际发生偏离。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无论是毛泽东亲身的调查研究，抑或是所接触的报告、所进行的访谈，获得的信息指向是农村形势基本不错、农民办社积极，甚至是对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的埋怨。应该说，这是促使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发生转向的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信息误导而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加速的历史教训，我们应当牢牢记取。

　　第一，下级向上级提供信息时，不能人云亦云、以偏概全、甚至包含虚夸成分。决策者在作出事关全局的宏观规划时，不可能事必躬亲。他们制订决策、计划的依据，多数来源于下面的汇报。上报的信息愈真实，作出的计划和决策愈接近实际。这就要求汇报者排除一些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以大无畏的勇气、实事求是的精神，反映生活的真实，有喜报喜，有忧报忧，坚决杜绝以领导者的主观好恶为导向。如此，无论是对形势的估量还是作出的决策，才能建立在比较可靠的科学基础之上，也才能防止和减少认识上、决策上、工作上的失算。纵观中共历史上一些重大决策的失误，几乎无不于信息失真相关。发生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同时期的“三反”运动，由于“各地在反右倾之后的一个短时间内未能掌握实事求是的精神”，[16](P386)上报中央的“打虎”预算数字节节攀升，致使毛泽东相信“搜虎”正未有穷期，使“三反”运动发生严重偏差。[17]而在农业合作化后发生的“大跃进运动”，各地反映的粮食产量，竟使毛泽东产生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忧虑。也正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形成的虚假信息，成为后期我党“左”的错误的一再发生和加深的重要根源之一。

　　第二，上级在了解下情、实地考察时，要避免带着主观偏见，先入为主，而是要善于明察细审，对所获信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毛泽东于1955年4月6日至22日到南方视察，并派他的警卫员回乡做调查研究工作。由于资料所限，毛泽东南方视察的状况究竟如何，已无从考据。但也正是这一次视察，使毛泽东“感到在外地看到、听到的情况，和在北京接触的材料有很大不同”，“他对农业合作化的形势的估量开始发生变化。”[8](P373-374)在将近半个月的视察中，虽然由于上面所提到的第一个方面条件的限制，毛泽东也许所看、所听到的，大部分是唱颂一片，但农村中由于合作化运动过快所带来的紧张状况，不可能一点没有耳闻目睹。无疑，毛泽东把焦点放在了形势大好的一面了。同样，警卫员所送来的调查报告中，也不乏农民生活困苦的材料，如河南兰考县一个村的报告说，由于连年水灾，该村缺粮户达50%.今春没有东西吃，只好吃树叶。原因主要是发放的购粮证太少，定产过高，实际产量达不到，农民不满。但毛泽东更感兴趣的是广东南雄县一个村的调查。调查说，这个村的合作社成立一年来，战胜了自然灾害，完成了增产任务，产量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30%.许多去年有顾虑的农民今年纷纷要求入社。对此，他批示到：“合作社很好。”[8](P381-382)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毛泽东对所获取的信息产生了“主观滤波”呢?如前所述，毛泽东在内心愿望上还是期望合作化运动发展得更快一点。1953年10月15日，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认为上半年的纠偏是“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言不及义”，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应该是“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在11月4日的谈话中，再次强调：“发展农业生产合作化，现实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有条件成立的合作社，强迫解散，那就不对了，不管哪一年，都是错的。”[5](P299-301)至于1955年初农业合作化速度上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是毛泽东迫于农村形势的严峻所作的暂时退却。正是毛泽东的这种主观愿望，使他在选取所传送的信息，乃至调查研究时，难于做到全面考察，难于听取不同的声音了。再加上一些别有用心、故作危言耸听以打动领导者的人的鼓噪，毛泽东作出加快农业合作化进程的决定就在情理之中了。

　　虽然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对这一时期由于信息误导而带来农业合作化运动加快的教训进行深刻彻底的总结，但在1961年，他还是讲了至今令人深思的话：“下面的报告和干部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有的根本就不可信。”“我们看省委的，省委又听下面的，省委的报告也是不能全信的……”[18](P9)“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19](P605)这些警示无论何时都应当成为我们制订政策的基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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