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是当前“三农”问题的突出现象。农村人口外流在给经济增长与发展带来收益的同时，也给农业农村的发展带来了务农劳力缺乏的“农民荒”以及相应的连锁反应等一系列问题。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说明，在中国这个曾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广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正在消失。(10月28日金羊网)

　　农耕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中华文化的灵魂和精髓与农耕文化和生活形态密不可分。然而，在当前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广大农村和农耕文化正在消失。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正在消失，这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俗话说，“无农不稳”,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健康的协调发展。农村人口合理转移是必须的，但农村的土地也须有青壮年劳动力打理。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玉林指出，“如果说确实只有通过城市化和工业化才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那么有必要重新温习和进一步研究费孝通先生当年提出的‘离土不离乡’的命题，是否应该站在家庭生活、人性的角度，通过宏观而又具体和系统的政策引导，来推进农村人口的就地和就近转移呢？”

　　纵观近几年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轨迹，我们会发现，当前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已经严重偏离了自然发展规律和中国的实际。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以牺牲农业、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而冒进推行的，是靠行政手段拔苗助长实现的。按照这样的路子发展下去，将会给农村带来倒退，农业带来衰落，农民带来灾难。同时，我国现在某种程度上，把提高农民的收入寄希望于农民外出打工上，农业的科技投入和农产品价格保护严重滞后，致使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不高，无奈中只有“背井离乡”地外出挣钱了。如此做法，与中国的农业大国的身份极不相配！

　　我们不妨来看看日本是怎么做的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农业科研开发经费占全部科研开发经费的20%(美国同期只占2%)。此外，日本农产品的自给率约为40%,政府通过高额的关税来补贴本国的农民。日本用关税反哺农民的做法比欧盟的绝对额高得多。这种“倒果为因”式的反哺方式主要体现在价格保护上。日本每年因实施高关税政策使农民间接受益高达5万亿日元。

　　国家及地方的政策需要有一定的全局性、兼顾性，不能为了城市化和工业化而影响到我国农村的发展，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顾此失彼的改革，顾头不顾脚的政策，必须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