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华洋义赈会是民国时期由中外人士联合组成的以在中国开展慈善事业、从事赈灾、倡导并推动农村各项合作事业及社会公共事业为主要工作的社会团体。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中，该会最早提出防灾重于救灾的理论，最早把西方互助合作思想与中国农村的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在广大农村地区进行大规模合作实践的先河。它创办了独具特色的合作教育讲习会并连续举办十余年。它筹办并参与主持了三届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推动了全国乡村运动的发展。对于该会当年改革中国农村的理论和实践，应该给予全面的认识和公正的评价。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曾出现一场规模大、时间长、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这场运动以乡村自治、合作社和普及农村教育为三大主体内容，先后在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四川等近20个省数以千计的乡村中展开。参加这一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多达600多个。近年来，学术界对于乡村建设运动已有不少研究。研究内容涉及这场运动的领导人物及其乡村建设思想、乡村政治制度改革、乡村平民教育、乡村合作事业等方面。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在这场运动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以晏阳初为总干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在河北定县设立的乡村平民教育试验区；以陶行知为总干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晓庄创立的晓庄学校；由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昆山徐公桥设立的乡村改进试验区；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在山东邹平设立的乡村建设试验区。”[1]这种看法在相当一部分学者中已成为共识。近年来，笔者致力于华洋义赈会的研究。通过对有关史料的研读，笔者认为对于华洋义赈会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活动、影响和地位至今尚未引起学术界比较客观的评价和应有的重视。即使一些专门论述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着作对华洋义赈会也是简单带过。有鉴于此，本文对华洋义赈会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活动及其影响做一梳理和论述，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倡导并推行农村合作事业

　　乡村建设运动是在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衰落的历史背景下兴起的。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由于西方国家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局动荡、军阀混战、水旱等灾害频发，中国农村破产日甚，社会经济风雨飘摇，金融信用极度萎缩。相当一部分农民流离失所，农产品滞销，农民购买力下降。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国一部分社会精英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纷纷组建乡村建设团体，开展各种各样的乡村建设活动，期望达到复兴农村的目的。据统计，截止1934年，全国从事乡村建设的团体已有600多个，这些团体在全国各地建立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实验点达1000余处。[2]被称为“专办合作放款，开农村合作运动的先声”[3]的华洋义赈会积极参加了这场乡村建设运动。

　　首先有必要简略介绍一下华洋义赈会。该会全称为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英文名称是：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可缩写为CIFRC。该会是由中外人士联合组成的近代中国最大的国际慈善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组织。该会成立于1921年，以从事经济活动和社会公共事务为主要工作，最盛时期在全国16个省区设有分会。该会开展的主要工作，是在中国部分省区的农村倡导并推动各项合作事业，同时办理筹款赈灾、防灾、兴修道路和水利工程等方面的事宜。该会办公地点最初设在上海，1922年迁至北平东城菜场胡同6号。1951年2月16日其资产和档案全部移交给中国人民救济总会。

　　研究乡村建设运动，首先要厘清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有学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大部分，试图寻找一条全面改造农村的道路。乡村建设的具体内容包括：改善农村政权，组织乡村自卫；组建各种合作社，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设立各种教育机构，推进基础教育；改善卫生和医疗状况，整治村容和道路，禁绝鸦片和赌博，破除迷信，等等。从这些内容来看，乡村建设运动的目标是力图对农村政治、农业经济和农民素质进行全面的改造。”[4]

　　在当时，努力引导农村经济走向企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道路，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一项主要内容，其主要做法就是推动各项合作事业在乡村发展。在这方面，华洋义赈会倡导时间最长、指导的合作社最多、制度最完备、影响也最大。

　　在中国合作事业发展史上，华洋义赈会是把合作从宣传提倡转到在农村实践的第一个社会团体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农民之所以弱，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不在于他们的数量有多少，而在于组织化程度太低，缺乏凝聚力。华洋义赈会成立后开展的主要工作是在农村倡导和推行合作事业，可以说触及到了中国农村和农业的基本问题。

　　合作制度无论是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还是一种社会措施，对当时的中国来说都是十分需要的。合作社是数以亿计分散的农民比较易于接受的组织形式，是从小的个体经济过渡到大的生产协作组织的必然发展。华洋义赈会认为：在中国农村开展合作事业能在伦理和经济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伦理方面主要包括：(1)自助——即人尽其力(智力、体力、能力)，力尽其用(正当、效率)，为互助之先决条件所谓自助，指物质实力、生产技能与上进心。(2)互助——即力引其类(一单位之力与一单位之力相吸引)，类宏其效(二力相引，得发生更大之力量)，为合作运动的源泉。凡力与力相吸引，则除原有等量之力外，应再加上两力吸引时所发生之热力。此种热力，犹如物质间之“爱力”。……经济方面主要包括：(1)合力——凡经济能力薄弱者，处处吃亏，富有者处处可沾便宜。今集多数弱者，成一团体，则此集团之力量，便可不下于富人。凡富人向所享受之一切便利，此集团之弱者，亦能享受之。此乃收效于“合力”。(2)合理——因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隔离，故必有多级之中间人以为之中介，从而尽其中间剥削之能事。今令生产者与消费者互谋接近，则中间人攫取之利润，即可由生产者、消费者双方自享之。生产者多得，消费者少出，此乃收效于“合理”。[5]通俗的说，合作社可以“使人民有组织，生活改善，提高农村文化及其经济地位，增加生产，利用土地，农民购买力强，工商业因之勃兴，农民智识发达，民主基础因之树立。合作是一件工具，一把钥匙，有了他，农业可以应用最新的科学，农村可以接受大量的投资；农民可以享受开明的生活。”[6]

　　在中国农村开展合作事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为了取得经验后再在全国其它地方逐步推动，华洋义赈会经过多方面的考虑，选择与总会事务所北平所在地邻近的河北省为开展合作事业的试点。在近代，河北省广大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迟滞性。当东南沿海地区在对外贸易的影响下商品经济获得较快发展时，河北省大部分地区几乎没有感受到这种外来的冲击。在当时的河北，农村破产，农业衰落，农民生活水平低下的状况比较普遍，比较易于开展合作事业。合作的种类有很多，诸如信用合作、供给合作、运销合作、储藏合作、保险合作、消费合作等。资金、土地和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三大要素。若要发展农业，农民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资金，才能购买土地，饲养牲畜，添置农具，从事生产。20世纪20年代，中国农村明显呈现出衰落的趋势，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民缺乏资金，难以扩大再生产。在一些地方，农民间进行交易因为缺乏资金，往往采用以货易货的方式。在当时，乡间盛行的是私人借贷。私人借贷大体上分为两种：一种是有血缘关系人员之间的借贷，借贷双方一般有亲缘关系，还债时一般只还本钱，不付利息。另一种借贷一般是高利贷。为了摸清情况，做到有的放矢，华洋义赈会组织人员对150个乡村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农民有时为生产上及生活上必须借几个钱去购买肥料、籽种、牲畜，以及修圩补房的时候，则非向村中专放高利的人借贷不可。”[7]高利贷“年利率最低者只有一个村庄为15%,其中70%的放款皆在30-50%之间，其中最高者则达到180%。”[8]由此可见，高利贷对农民盘剥之重，已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所以，华洋义赈会把在农村倡导和推行合作事业首先选择为信用合作。对此，曾担任华洋义赈会农利股主任的于树德有过清醒的判断：

　　我们中国，简直的可以说没有农民储蓄机关。在通商大埠上虽有几个普通银行兼办储蓄，而在地方城镇上连普通银行都没有，更不要说农村中了。至于邮政储金，现在才不过在少数大都市上试验，不知何年月日才可以通行。就是通行，也不知何年月日才能普及到农村。纵令普及到农村，也并不是完全于农村有益的机关。所以，我国农民们应该赶紧组织信用合作社，以谋自己产业的发达和地方的繁荣。[9]

　　何谓信用合作?凡放款于社员以供生产及他种正当事业之用，并办理储金业务的均属信用合作。信用合作社又可称为农民合作银行或平民银行。它一方面为社员提供发展生产所需要的资金，一方面为社员储蓄提供便利。1922年4月，华洋义赈会下设了农利委办会，负责调查农村经济，研究农村信用合作，草拟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章程订立后，华洋义赈会专门拨出22000元专款，“指明以2万元为扩充对合作社借款之用。”[10]

　　在当时，河北香河、唐县、涞水、定县等地相继成立了几处乡村信用合作社。华洋义赈会合作委办会派出专人前往调查之后，于1924年2月18日确认涞水县娄村信用合作社与定县悟村信用合作社合格并予以贷款。“是为该会承认信用合作社的开端。”[5]此后，河北省的信用合作社在华洋义赈会的支持和资助之下得以迅速发展。据统计，“1923年河北省已成立的合作社为8个共256名社员，到1930年合作社已发展至946个，社员25727人。较1923年分别增长117倍和100倍。”[11]

　　随着合作事业在河北农村的不断发展，信用合作联合会也不断增加。截止1933年，“河北全省已有16个县建立了22个合作联合会。到1936年，河北省已有44县组织起来，为组有联合社最多的省份。在同样情形下，河北省的合作社办了不少附属事业，把合作的效益公诸社外，有时还代义赈会在农间进行工作。”[12]

　　应该指出，经华洋义赈会倡导和推动、由农民自发组建的信用合作社，其组织成本是最低的。在合作社能够利用的五大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土地资源、金融资源、自然资源)上，几乎都不需要支付成本。这是任何一个外部组织，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都难以做到的。信用合作社的巧妙之处，在于将农村的资源几乎无代价的资本化了。

　　在办理信用合作社期间，华洋义赈会始终强调合作是农民们自己的事业，应由农民们自己去经营，不容局外人干涉。华洋义赈会只是：

　　立定在第三者的地位，去提倡农业合作。在没有动机的农村，唤起农人们的注意，给他们明了合作的便利，等到有了动机，促成他们的组织。此后并不断的关心他们的工作，改善他们合作社的组织，增加新社社务效率，介绍各社的联络，在农业与金融界尚未发生接触时期，供给必要的资金。……自始至终，保持各社的独立，同时引导农人们的自动。[13]

　　由此可以看出，通过组建合作社，提高了农民的自治能力。合作社由农民自发组织，公开选举，自我管理，照章办事，讲究信用，培养了一种新风尚。

　　华洋义赈会的信用贷款得到了合作社内广大农民的欢迎，冲击了此前高利贷的剥削，成为地主、富农等高利贷者有力的竞争对手，在一些地区遏制了高利贷的发展。在中国乡村金融发展史上，民国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新旧更替的转型阶段。这一时期最大的变化就是现代农业金融的产生。华洋义赈会开展的信用合作就是在传统的私人、店铺借贷，典当业借贷等传统的高利贷到现代的银行贷款之间的过渡和桥梁。

　　应该说明，华洋义赈会作为一个社会团体，并不直接办理合作社，只负责推动和指导。一般而言，各地的合作社在组建时首先应在所在县申请登记，取得法人资格。这些合作社如果需要华洋义赈会的指导和帮助，应向华洋义赈会提出报告。华洋义赈会随即派人前往调查，确立该社的组织符合华洋义赈会订立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然后予以承认，并颁发有关证书。

　　这一时期，华洋义赈会在河北推行的合作事业稳步发展。表1是1926-1934年6月该会在河北省指导成立的合作社社数、社员数的统计表。

　　纵观河北省合作事业的发展，从1923年香河县成立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当年即增加到8个，1927年发展到561个，1932年增至876个，1937年3月达到3263个，遍及全省83个县。社员数从1923年的256人扩大到1937年的66861人。[14]

　　华洋义赈会从1923年开始提倡农村合作事业时，最初选择简单而实用的信用合作为突破口。合作社社员们明了合作的原理之后，不断地要求倡办其它合作社。华洋义赈会因势利导，大力宣传供给、生产、运销、消费、公用、保险等合作社的内容、办理程序及相关事宜。例如供给合作社的工作包括物品的批购、加工和售卖；公用合作社的业务包括水井、用电、澡堂、理发、婚丧、公墓等。在由华洋义赈会主办的一年一度的合作讲习会上，华洋义赈会专门聘请专家向学员讲授各种合作社的种类、效用、业务及组建程序等。华洋义赈会农利股的工作人员还亲自制订了棉花运销手册、农仓合作实施手册等，设计了有关表格，以利农民具体操作。不少信用合作社在实践中主动兼营供给、生产、运销、消费等合作事业，不断扩大合作社的经营范围。

　　整个20世纪20年代，华洋义赈会推广合作事业的重点是在以河北省为中心的华北地区。1931年，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水灾。这场水灾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重视华洋义赈会坚持多年的合作救灾工作，并委托华洋义赈会主持灾区的农赈工作。对于国民政府委托的工作，华洋义赈会把它视为该会倡导的合作事业冲出河北，走向全国十分难得的一次机遇。华洋义赈会接手长江中下游地区赈灾事务后，把赈务分为三个方面：(1)以救命为目的的急赈。(2)以计工受食为特点的以工代赈。(3)以帮助受灾农民早种早收，重建家园为目的的农赈。其中农赈即为将赈款贷放给农民办互助社，一旦贷款于来年归还，便将互助社升级为合作社。这次办赈，华洋义赈会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不仅按期修复了长江、淮河的千里长堤，而且使灾民通过赈款购买了种子，第二年普遍获得了丰收。华洋义赈会在实施农赈的过程中，不失时机地宣传农业合作思想及组建农业合作互助组织，对广大灾民责任心及自信心的建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次农赈过程中，华洋义赈会从河北省抽调了上百名合作社骨干前来帮助。北方与南方农民的交流，无疑也有着积极的意义。[15]

　　随着华洋义赈会倡导的农村合作事业逐渐推广，全国越来越多的省市农村合作社接受华洋义赈会的指导和信贷。1933年，华洋义赈会举行了第七届大会。前来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山东、河南、山西、湖北、湖南、甘肃、绥远、陕西等8个省和扬子江流域会务顾问委员会的代表。为了推动合作事业在全国更大范围内展开，1935年9月，国民政府实业部增设合作司。经实业部长吴鼎昌批准，决定借调时任华洋义赈会总干事的章元善先生担任合作司首任司长，作为全国最高合作行政长官，掌管全国的合作工作。由于此时章元善身兼华洋义赈会总干事和实业部合作司司长两职，华洋义赈会所开展工作的很多方面与国民政府所推行的合作事业已融为一体。这一时期，华洋义赈会借助国民政府的力量，迅速将合作事业推向全国。根据1936年中国经济年鉴下册记载，全国的合作社数量已达14649个，拥有社员537497人。这一时期，华洋义赈会开展的各项合作事业进入全盛阶段。[16]

　　在华洋义赈会的推动下，合作事业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发展。截止1936年底，成立合作社的省市已达24个，遍及1236个县市。“共计合作社之总数为37318,社员总数为1643670人。”[17]

　　30年代初，曾先后担任甘肃、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先生曾对华洋义赈会有如下一段评价：“义赈会之华北一带合作事业，成绩为全国冠，办理合作者，无不奉为圭臬，日后发展，正未可量!”[18]

　　华洋义赈会在河北倡办信用合作社，开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合作实践之先河，其办理合作社的方式方法对此后华北乃至整个中国合作事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示范作用和辐射功能，并有着深远的意义。1932年5月9日，英国人司曲兰在伦敦凯瑟大楼讲演时这样评价华洋义赈会：“中国之合作社，据知最佳者，当为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于10年来在华北经营之合作社。该会训练合作人员，注重养成社员常识，及互助力量，而互相监察。统计该会在华北组织之合作社，为数千余，均为提高农民经济能力，解放高利债务束缚，使养成农民相当办事能力及自给自救精神。惟合作社之组织，不能为完全私人之团体，亚洲大部分国家人民，对于公众事业之精神不甚热心，而华北人民则此种精神，极为显着，是或即为华洋义赈会对于合作提倡多年，始克有此成绩欤。”[19]

　　总而言之，华洋义赈会倡导和推行的信用合作事业打破了高利贷长期统治农村资本市场的传统格局，代表着中国农村经济特别是乡村金融现代化的方向。合作社作为银行资本与农民间的桥梁和中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信用合作社这种超越血缘关系的新型组织在农村的出现，在一些地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乡村原有的借贷关系，促使传统的农村金融体制向现代金融体制转型。农民向信用合作社贷款或者信用合作社向缺乏资金的农民放款，是一种新型的借贷方式。这种新型的借贷关系改变了传统的乡村社会关系，促进了传统农村的礼俗社会向契约社会和法理社会转型。信用合作社的存在，使农民开始培养勤俭储蓄的习惯。

　　由华洋义赈会推行倡导的以信用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合作运动，已经成为旨在解决农民问题的社会经济运动。更为重要的是，华洋义赈会通过在中国农村倡导和推行各项合作事业，增进了农民的互助合作意识，培养了农民的互助合作精神，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广大农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产生了直接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华洋义赈会在民国时期倡导和推行的合作制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的广大农村地区开展合作化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和宝贵的制度资源。

 

　　二、创办独具特色的合作教育讲习会

　　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村教育，促进农民素质的提高，是民国时期所有乡村建设派的目标之一。他们希望通过办教育，把中国农民培养成为有知识、团结互助的公民，从而构筑社会改造的基础。华洋义赈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对农民进行教育，尤其重视合作教育。正如一些学者所言：“中国之合作教育，以华洋义赈会举办之合作讲习会肇其始。”[20]

　　华洋义赈会主要以开展防灾救灾和倡导合作事业为己任。而当时的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受过教育并了解一些管理学原理的人十分稀缺。尤其在广大农村，贫穷成为最大的病症。经济水平的低下与落后，直接制约教育的发展。由于贫穷，农民普遍未受过任何学校教育，他们不懂得改良种子，不懂得如何增加粮食产量，也不懂得公共卫生，更不懂组织起来以谋求共同的利益。因此愚昧、贫穷、自私等问题接踵而来。在当时的农村，能适应推动合作社发展的劳动者和管理人员更是凤毛鳞角。人才的缺乏严重阻碍了合作社事业的发展。华洋义赈会经过多年的实践深知，若要振兴农村，不仅要为贫苦农民提供资金，更要对农民进行教育，教育农民增强合作意识，提高农民接受科学技术的能力。“一切事业的进行，非以教育的方式来推动不可；以中国农民知识的浅陋，若不施以教育，很难使之对于合作有深切的认识，因此本会乃有各种合作教育的设施。”[21]

　　早在华洋义赈会成立不久制订的《促进合作事业工作计划大纲》中，就有专门的有关合作教育之实施的内容，其中规定：

　　(1)本会对区域内合作社社员教育之实施，每年于农闲期间，举办合作讲习会、社务扩大周、社员训练班及《合作讯》研究会等。(2)本会于区域内各县，每年举办长期合作社职员训练班一次，及短期合作讲习会二次。(3)本会在区域内，指导学校设立示范合作社，指导学生经营之，以期启发合作思想。(4)本会得与高等农业职业学校或专门学校共同举办合作专修科，以培养合作人才。(5)本会指导各村组织合作，促进青年联合会及母亲会，以期整个之青年层及妇女界，皆彻底理解合作之理论与实际，并以其锐气督促合作事业之进行。

　　在当时，整个国家的教育十分落后，华洋义赈会倡导的合作事业缺少人员去推行和落实。为此，华洋义赈会决定仿照印度的办法，举办合作讲习会，“集村农首领百余人，聚首一堂，纯为学术之研究。”[22]

　　为了办好合作讲习会，华洋义赈会一般在3个月前就要开始准备：制订计划，编拟预算，确定办会地点和开设课程，聘请讲师和助教，公告招生通知。

　　华洋义赈会举办合作讲习会的宗旨是：研究合作知识与手续，各合作社之间联络感情，交换意见，促进合作事业的发展。讲习会的宗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以适应当时的需要。从历次讲习会的宗旨可以看出，虽然宗旨大同小异，还是略有不同。例如：第二次强调经营技术与合作推广；第三次注重培养各地的合作领袖；第四至六次突出知识的普遍传授与增强主动性；第七至十次关注事务人才的培养，自动办理之促进；第八次侧重信用以外的运输、供应合作方面人才的培养；第十一次着眼于为合作运动培养经营业务人才；第十二次则重点培养联合社的办事人员。这些变化体现出华洋义赈会在不同时间确定讲习会宗旨时各有针对性，具有与时俱进的精神。

　　举办合作讲习会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学习，使各地合作社办事人员都能明白合作的意义，了解办事的程序和方法，如记帐、填表等。通过组织各地的代表参加讲习会，大家欢聚一堂，交流切磋经验体会，以扩大合作社规模，提高办社水平。

　　关于合作讲习会学员的资格，华洋义赈会在第3次讲习会前明确要求具备两种条件：

　　(1)办理合作社事务有1年以上之经验者得为正式生。

　　(2)中等农业学校以上毕业者得为旁听生。

　　关于与会学员的身份，华洋义赈会要求各合作社从宣传员、执行主任、监察主任、事务员、司库中挑选合适的人员，并要求与会代表既认字又会写字，至少要能认识一些文字，能够接受合作事业精神、知识、技术的学习。培养对象希望达到下列目标：各级合作事业的指导人才；成为合作社领袖或特种技术人才。通过多年的实践华洋义赈会深切地认识到：“盖农村建设，虽人人皆知其重要，而实际真能到乡村服务者，则非真正乡村人不可。”[23]

　　有鉴于此可以看出，参加华洋义赈会举办的合作讲习会学员几乎全部来自农村。

　　从1925年到1936年，华洋义赈会先后举办过12次合作讲习会。开会时间一般利用冬季农闲期间。会期短则5、6天，长则3个月。参加讲习会的学员少则100余人，多则6800余人。每期讲习会少则分1个组，多则分60多个组。与会学员有正生和旁听生之分。曾办理合作社事务有1年以上经验者为正生，未达此条件者为旁听生。每期结束时，一般要组织考试，合格者由华洋义赈会发给结业证书。前3期讲习会由华洋义赈会主办。“第一、第二两次合作讲习会开过之后，报告成立的合作社，如雨后春笋。”在这12次合作讲习会中，第3、第7、第12次是先办1个月的讲员训练班，然后再办讲习会。

　　随着合作理论的推广和北平、河北各地农村合作社的迅速发展，华洋义赈会有限的工作人员难以满足需要，越来越多的基层合作社工作人员希望参加合作讲习会。于是，从第4次合作讲习会开始，华洋义赈会决定改变方针，合作讲习会由各地合作社自动召集，华洋义赈会负责提出指导性意见，提供教员、教材和功课表，并适当补助经费，由主办变为协办。第4次合作讲习会被指定在赵县、安平、蠡县、深泽、涞水五县举办。由于各地合作社主办讲习会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所以从第四期开始，华洋义赈会仅负责规划和指导，即负责规定每期讲习会的会期，确定适中的会址，规定授课内容和课时，提供主讲员，并对学员学习期间的生活适当给予补助。与此同时，华洋义赈会还要专门函告河北省农矿厅和会址所在县的县政府，说明举办讲习会的原因，希望地方妥为保护，邀请县长莅会致辞。第4次合作讲习会分别在河北的赵县、安平、蠡县、深泽、涞水5县同时进行，每处学员少则75,多则106人。第5次合作讲习会增至在广平、成安、柏乡、元氏、唐县、安国深泽、河间、良乡、香河10县同时举行，每处讲习会的学员来自周边各县，少则4县，多则7县，学员共有717人。为了保证各处讲习会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华洋义赈会要求各处都要临时成立文件科和事务科，认真审查报名资格和履行报名手续，随时向总会报告筹备情形。为了加强各合作社之间的交流和增强感性认识，华洋义赈会要求参会学员赴会之前，将本社的帐簿记录表册等经整理后带到会上陈列，以供其它合作社的学员观摩品评，取长补短。从第6次合作讲习会开始，华洋义赈会逐步扩大各地举办合作讲习会的自主权，因地制宜，与时俱进，以提高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例如课程的安排，总会只提出大致范围，具体内容由各办会单位自主确定随着合作事业的不断发展，每期合作讲习会对宣传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举办讲习会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为了不降低各地讲习会的教学质量，在1932年举办的第7次合作讲习会之前，华洋义赈会决定先办一个为期4个星期的合作讲习会讲员训练班。举办讲员训练班以讲授合作常识，培养合作讲习会之讲员为宗旨。讲员资格分为两种：

　　(一)正额生。须具有下列资格之一。(1)曾在合作社(不分承认社与未承认社)任职1年以上，担任合作讲习会讲员，或负讲习会之主要筹办责任者。(2)曾领得过华洋义赈会颁发的视察资格证书者。(3)曾充邻社会查员二次以上，得有良好之评语，且曾在乙等以上合作社任职一年以上者。(4)有合作学识及经验之社员，经合作社联合会或华洋义赈会农利股特予证明者。(二)保送生。经各省合作机关具函保送者。[24]

　　正额生毕业时可以得到华洋义赈会颁发的视察员证书。华洋义赈会有权在3年时间内选派他们到指定的合作社视察，并安排他们担任合作讲习会的讲员。

　　除了上述条件，还要求讲员对合作事业有兴趣，品行端正，年龄在20-40岁之间。符合上述条件者报名后还要通过华洋义赈会的面试和笔试。这批人经过训练后，再到各地担任宣讲员。这期讲员训练班报名者有167人，经华洋义赈会审查资格后准考者50人，最后录取的为38人。这38人全部来自河北省各地的合作社。

　　1925年举办第1次合作讲习会时，学员来自直隶的通县、香河、三河、涞水、高阳、饶阳、蠡县、定县、安平、束鹿、深县、唐县、临城等15个县，全省仅有52个合作社；1926年举行第2次合作讲习会时，由于学员大大增加，华洋义赈会把学员分为甲乙两组，学习地点分为北京农业大学、定县两处，学员来自25个县。到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举办第12期讲习会时，学员已来自76个县，全省已有1006个合作社。关于华洋义赈会在河北省举办的第111次合作讲习会的有关情况见表2:

　　关于举办合作讲习会的经费。会议费用最初由华洋义赈会从试办信用合作社的专款中支出，煤火、纸张、薪给等从总会经费中报销。第1期与会人员有104人，各项开支主要包括学员往返川资、在京学习的住宿费、讲义印刷费、办事人薪给、零星杂支共计1468.27元。为了节约费用，讲义都是华洋义赈会的工作人员购买纸张油墨，自行刻印的。代表们的行李铺盖，自用的笔墨纸张等均是自带。从笫8期合作讲习会开始，华洋义赈会停止了对参会学员的生活补贴。但各地合作社举办合作讲习会的热情不减，由此可见合作事业已深入人心。从第11期合作讲习会开始，华洋义赈会进一步放权，宣讲员由各筹办社依据章程自行聘请。整个讲习会进行期间，华洋义赈会只扮演顾问和督察的角色。

　　纵观华洋义赈会在12期合作讲习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看出，该会的作用在逐期减轻，承担的责任在逐年减少。最初，举办讲习会的意见全部由华洋义赈会提出，从第9期开始改由联合社提出。前几期的讲员全部由华洋义赈会指派，后来则由筹办社去物色。在办会经费方面，前3次完全由华洋义赈会承担，以后逐年减少，最后过渡到全部由各承办方自行承担。

　　关于参加合作讲习会的学员来源，第1期全部来自北平和河北。主要来自通县、香河、三河、涞水、高阳、饶阳、蠡县、定县、安平、束鹿、深县、唐县、临城等地。会议地点在北平。第2期讲习会的学员仍全部来自北平和河北，范围则除了上述各县外，扩大到清苑、赵县、柏乡、无极、高邑、博野、曲阳、满城、晋县、完县、宝坻、顺义、良乡、涿县、房山、武清、宛平、易县、文安、沧县等地。参加第2期讲习会的学员多达300多人，华洋义赈会不得不把代表分为甲组、乙组，分别安排在北京农业大学和河北定县两处学习。

　　以后各期讲习会的规模不断扩大，学员来源越来越广，几乎遍及河北各县。到第12次讲习会时，已有800多人报名，学员代表来自河北省的50个县。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1月，南京厚生消费合作社选派到华洋义赈会实习的阎家屿、倪祖铨、张子仁、李之章4人，参加了第8次合作讲习会。[25]

　　讲习会的主讲教师除了华洋义赈会的工作人员外，还聘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国银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等单位的专家、教授、学者及社会活动家前来讲学。

　　各期讲习会开设的课程，依次主要有：

　　《合作概论》、《信用合作论》、《农民合作概论》、《编填各种表式之常识》、《信用合作之经营》、《中国原有之合作制度》、《农人的两个救星——购买合作及售卖合作》、《农具与农民幸福之关系》、《和农家讨论农学》、《中国农民之地位及责任》、《农村调查运动》、《农业的重要和特点》、《中国畜牧改良之必要》、《购买合作社》、《售卖合作社》、《实用农学》、《救济农民之方法》、《害虫防除法》、《病害防除法》、《现在农村问题》、《普通簿记学》、《会计学大纲》、《查帐学大纲》、《消费合作社经营论》、《合作社联合会》、《农具》、《植物病害》、《商业果树概论》、《中国之合作运动》、《农村合作概论》、《合作法规》、《信用合作之理论与经营》、《查账》等。为了便于学员学习，华洋义赈会专门编辑了《合作讲习会讲义集》，并不断对其内容进行调整和充实。

　　以上课程有的是宣传新理论、新思想，有的是介绍组建合作社的方法和经验，有的是传授知识和技能，有的是推广农业技术，几乎涉及当时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学员们通过学习，既提高了改造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认识水平，又学到了不少有操作性的种植、养殖等实用技术。

　　除了合作讲习会规定的课程，华洋义赈会还通过中国科学社邀请当时中国一流的专家学者进行专题讲演，以开阔学员的视野，活跃学员的思想。前来讲演的专家学者及讲演的题目如下：

　　主讲人             题目

　　傅葆琛         直隶京兆信用合作社社员如何能协助推行乡村平民教育

       冯锐            合作社之原理及其在美国丹麦二国之成功与失败的原因

       李景汉        北京的地理、风俗及人物

       全绍清        传染病

       陶孟和        国民之资格

       李四光        新风水谈

       杨光弼        农人应有的化学常识

       竺可桢        天气预测的方法

       陈衡哲(女)  美术与人民

       梅贻琦        农人应有的物理常识

       赵元任        阳历与阴历

       张伯苓        领袖的素质

       翁文灏        说地

       薛卓斌        农场工程之常识

       每期讲习会期间，华洋义赈会一般都要组织学员到清华大学农学院及牛奶场、燕京大学、颐和园、中山公园、北海公园、中央农事实验站、香山慈幼院、故宫博物院及历史博物院、石卢水渠、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观象台、天坛及先农坛、中央防疫处等单位参观考察。从第3期合作讲习会开始，每期结束前对学员都要进行考试。考试的科目主要有：《农村经济》、《会计学》、《查帐学》、《合作概论》、《现在农村问题》、《信用合作社簿记》、《信用合作社章则及表格之研究》、《普通簿记学》、《信用合作经营论》、《消费合作经营论》、《农林大意》等。从各期合作讲习会汇刊来看，考试是相当严格的。学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参加考试，试题多是问答题和论述题，有的还要计算。例如第3次合作讲习会结业时共考了13门课。其中《农村经济》的试题为：

　　(一)土地、资本、劳工三者为农业中之要素，试言其与农业之关系。

　　(二)试述农业信用合作社与农民之关系。

　　(三)试论农产贩卖合作社之重要。《会计学》的试题为：

　　(一)试述会计学之定义及其范围。

　　(二)商店年终结帐得财政状况如下：

　　存货3000元，现金500元，人欠2000元，欠人2000元，器具500元，资本3000元。年内售得货价8000元，支付购入货价6000元，开支营业费1000元，净利1000元。试按照项目性质编制资产负债及损益对照表。

　　(三)何谓资产之估值或评价。

　　每期合作讲习会开班时华洋义赈会一般都安,排学员观看几部电影内容多与灾害、科技、工业、风,景有关。例如第1次合作讲习会开班时放映的电影是《民国十三年水灾》，《体育及风景含精武体育》(含精武体育会技击、广东乡景、美国西部乡野风景)；《工艺》(含利用空气之种种工具、美国造船工业之一斑)；《农业》(含美国农人养猪之研究、美国农人利用新法养猪年年开全省或全国大会互相比赛以得大奖为光荣)等。

　　每期讲习会结束时，华洋义赈会都要举行欢送会，颁发结业文凭。

　　通过在河北农村举办合作讲习会，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基本素质，对于巩固合作社的组织基础，引导农民开展科学种田，改良粮食品种，推动各项合作事业的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合作讲习会不仅为河北，而且为全国的合作事业培养了一批骨干，培养了一批既懂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干部。1931年长江中下游地区洪水泛滥时，华洋义赈会正是从河北省抽调了一批熟悉合作事业的骨干，从而使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省的赈灾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每期讲习会结束后，华洋义赈会还要对学员进行跟踪调查，并汇编《讲习会毕业学员服务状况一览表》，了解他们受训后的工作情况。从一览表中可以看出，对一些学员的跟踪一直到他去世。

　　合作讲习会的举办扩大了参加讲习会农民的社会交往。在此之前，河北农民传统的社会交往是比较狭窄的。这一现象的形成主要由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宗法家族的社会结构和关系、人们对宗法血缘关系的依赖及由此受到的束缚。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小农经济规模狭小、自给自足和自我封闭。这二者给人们的社会交往造成了严重的局限。农民的交往主要限于本家族内部、亲戚、邻里之间。村庄之外，若无亲戚走动，则可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狭隘的社交限制了农民的思维和视野，加重了农民的狭隘性和落后保守，不利于合作事业在农村的开展。华洋义赈会倡导的合作讲习会开办后，农民交往地缘、亲缘的局限开始打破，宗法等级关系的束缚受到冲击，农民的活动空间不断扩展，与外界的联系日益增多。虽然这种变化是初步的、有限的，但其意义不可低估。这种变化实际上是社会风俗的近代化，有利于农村社会的近代化发展。

　　除了在河北，华洋义赈会在拟订山东、陕西、安徽等省合作事业工作计划大纲时，都专门列了“合作教育之实施”的条目。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华洋义赈会倡办的合作讲习会具有实施主体民间性、教育对象农民化、教育内容具有可操作性等特点。从第1期到第12期，所有举办讲习会的时间都是在中国农业生产严重萎缩，农村经济日益凋敝，农民生活不断恶化的条件下。在教育方式上，华洋义赈会根据农村合作事业的需要，以社会式教育为主，以青年农民为主；而与其它社会团体或个人偏重于学校式教育和家庭式教育有所不同。该会开展的乡村教育虽然主要在河北一个省的范围内，却做出了开拓性的尝试，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三、筹办并参与主持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

　　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有不少地方开展了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运动在不同的地域开展，乡村建设团体开展乡村建设的出发点各有不同。随着运动的发展，人们发现面临的问题有些是共同的，意识到有些问题是相互联系的。为了加强相互间的联系，增进了解，交流经验，华洋义赈会的总干事章元善与李景汉、梁漱溟、晏阳初、高践四、许仕廉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乡村建设协进会”，并决定在1934年7月举行成立大会。通知发出后，全国各地的乡村建设工作者反映十分热烈，纷纷要求参加会议。乡村工作讨论会先后举行过3次。第一次会议的时间是1933年7月，地点在山东邹平县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第二次会议的时间是1934年10月，地点在河北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第三次会议的时间是1935年10月，地点在江苏无锡省立教育学院。

　　第一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63名代表分别来自河北、江苏、北平、上海、广东、浙江、江西等十几个省的35个社会团体。这些社会团体除了华洋义赈会外，还包括来自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代表。金陵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中法大学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行政院下属的实业部中央农村实验所专门派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推举章元善、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江恒源、许仕廉等6人组成主席团，轮流主持会议。其中章元善、许仕廉来自华洋义赈会。在第一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上，先后有14位代表发言。华洋义赈会的代表作了题为《中国华洋义赈救济(灾)总会的水利道路工程及农业合作事业报告》的报告。由于《报告》内容较多，报告时由章元善、于树德两人完成。

　　章元善在报告中介绍了华洋义赈会从事农村工作之原始和防灾事功两部分内容。说到防灾事功，章元善介绍12年来办成的事主要有“新筑及修铺的道路有4000英里；整修的河道海塘，修理和新筑的堤有780英里；掘的井有6000余口；筑的渠有500余英里；所费赈款共计1016万元。……这些工程建设，总而言之，是要帮助农民驾驭天然，利用天然，改善他们生产的环境，给他们种种生产的便利。”

　　于树德在报告中介绍了华洋义赈会开展农村合作事业的历程。谈到倡办农村合作社的成绩，于树德仅根据河北省的统计，介绍如下：“(一)社数，承认社395社，未认社507社。(二)社员，承认社2728人，未认社11375人。(三)自集资本，承认社80401元，内社股25412元，储金28050元，公积金12678元，末认社之自集资本共28474元，两共108875元。(四)县份，全省有合作社之县份达69县。(五)放款额，10年来放款累积额达36万余元(截止本年6月底止)。收回并无多大困难。(六)联合会，现已有20余处，当初只是一种联络机关，并无经济的业务，现正在改进中。(七)银行参加放款，上海银行自二十年二月起，参加放款，现达10万元。中国银行自本年3月起，参加2万元。金城参加5万元。但金城之款，指定贷放于运销及供给业务。(八)运销供绐业务，自去年起，即开始试验运销业务。决自本年起，扩大运销业务之试验。至供给业务，现在各社多以自动办理，自本年起，亦决积极提倡。”[26]

　　通过讨论，与会代表对当时中国乡村工作的要点达成三项共识：一、乡村工作不能急于求成，欲速而不达。二、乡村工作不能专法欧西，须注意到本国国情，因地制宜。三、乡村建设不能偏重一方面，须以整个社会为对象，才有整个的办法。[27]

　　会议结束时，与会代表公推华洋义赈会的章元善和许仕廉为值年。会后，章、许二人将这次会议的有关资料汇编成册，交中华书局出版。书名定为《乡村建设实验》。

　　第二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150名代表来自11个省市、76个机关团体。与上次会议相比，参加会议的单位和代表分别增加了近一倍。这次讨论会的主题仍然是交流经验，探讨问题。讨论的问题集中在农民负担、自治保卫、乡村卫生、经济建设、合作事业、乡村教育、人才训练等方面。先后有27个代表在会议上报告或发言。章元善作为华洋义赈会的代表出席了这次讨论会，并做了题为《合作经济与乡村建设》的专题报告。报告中，章元善主要谈了中国合作运动的分期问题。这次会议结束后，章元善、许仕廉将会议文献汇编为《乡村建设实验》(第2集)，收录在会议上交流的工作报告30篇，附件3篇，共约35万字，由中华书局于1935年9月出版。

　　笫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有来自19个省市的121个团体170多位代表，其中有两名美国教士。从代表的广泛性和数量等方面来说，这次会议都超过了前两次。华洋义赈会不仅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而且该会代表章元善还当选为这次讨论会的主席之一并主持了会议。

　　在这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上，华洋义赈会的代表将其10余年来推动农村合作事业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介绍给与会代表，包括一整套比较完整、且可操作的规章制度。“对于其后从事农村合作社事业的人们和团体以很大影响。各机关农村合作社政策，特别是信用合作社事业，几乎都以华洋义赈会的信用合作社为样本，作为其合作社普及政策的榜样。”[28]

　　综观华洋义赈会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应该说它对当时的乡村建设还是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农村传统体制渐显瓦解之势时，华洋义赈会力图通过倡导和组建各种合作社，集中各种资源，再度整合农村社会。华洋义赈会倡导成立各种合作社并积极开展合作教育，其宗旨在于引导农村经济走向企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道路。华洋义赈会倡导的各种类型合作社的出现在千百年来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中国农村里毕竟是一个新型组织，它的出现和发展对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把近代金融信贷机制引入了乡村，打破了以高利贷为代表的传统借贷格局，体现了乡村金融组织结构性转型。据金陵大学有关人员1934-1935年在华洋义赈会组建过合作社的湖北、江西、安徽三省调查，这三个省的农民与合作社发生过借贷关系的分别占21%、16%和9%。而就全国而言，华洋义赈会在推行和倡导农村合作事业时所投入的资金是十分有限的。它的作用和意义在于创新了一种在中国广大农村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先进行小范围实验，进而以点带面，从而力图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在这场运动中，就华洋义赈会所设想和实施的内容而言，其本意旨在对农村政治、农业经济和农民素质进行改造。该会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满怀建设农村的良好愿望，既从理论方面不断地探讨，又在实践方面不断地身体力行。他们中的一些成员怀着赤诚的爱国之心和拯救农村的良好愿望，积极投身到民间去、到农村去的实践，致力于乡村社会改造和对农民的教育，壮大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声势。对于他们当年改革中国农村的理论和实践，应该给予全面的认识和客观、公正的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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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虞和平撰，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改造模式，页96,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5][6][18]章元善着，合作与经济建设，页6-7,页40-41,页27,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7][9]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编，合作讲习会讲义集，页1,页11-12,1936年版。
    [8]巫宝三撰，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办理河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放款之考察，社会科学杂志，1934年第5卷第1期。
    [10]薛毅撰，华洋义赈会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3期。
    [11]章元善着，写给到农间去的朋友们，农村工作经验谈，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6年版。
    [12][15][16]薛毅撰，华洋义赈会与民国合作事业略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6期。
    [13]章元善撰，合作事业在旧中国的发展（未刊稿）。
    [14]章元善撰，我的合作经验及感想，天津大公报，1933年4月29日。
    [17][20][22]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编，救灾会刊，页92,页93,1937年版。[19]邵力子先生在华洋义赈会建立15周年纪念活动中的讲话，页69,救灾会刊，1937年5月版。
    [20][25][26][28]瞿明宙着，中国合作教育的尝试，页110,页27,页54,页74,1938年版。
    [21]刘纪荣撰，民国时期合作运动文献述要，页258,载近代史资料总113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23]第一次合作讲习会汇刊，页2,京华印书局，1926年。
    [24]华洋义赈会主编，10年合作事业大事记，页2-3,1933年版。
    [27]第七次合作讲习会汇刊，页57-58,1932年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