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调研范围涵盖全国31个省的《中国农民状况发展报告》出炉。报告称，在贫富差距、城乡差距逐步拉大等情况下，农民的尊严感或继续下滑。过半的受访者认为农民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比其他人低一等。(11月29日《南方日报》)

　　中国的主体是农村，中国人的主体是农民。这些年，无论统计数据、抑或亲身感受，中国农民的生活确实是有了明显改观。但正如“仓禀实”与“知礼节”并无必然关系一样，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似乎并没有水涨船高地拉动农民的“尊严感”。调查表明，农民表示在就医、工作、购物、就餐、乘车、住旅馆、与政府官员交往、与有钱人交往时受到了尊重的占比分别为4.7%、6.0%、10.9%、9.3%、7.2%、6.8%、3.7%、2.5%；与之相应，上述场合中农民表示受歧视的比例分别为21.2%、19.4%、16.8%、15.9%、9.9%、7.9%、35.2%、34.5%。从晏阳初、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到今日的新农村建设，在立足三农本位的取向下，政策制定者们总是弥图修复城乡之间的断裂，令“体面”与“尊严”离农民近一些。然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只是奉献最珍贵大米与农副产品的农民，却长期身处在阶层序列的最后一位。中国农民的尊严感丢失在这些看得见的场合，而被歧视的原因，说出来都是些不难想见的理由：譬如不整洁、不时尚、学识低、挣钱少……所有的症结集中在两点：

　　其一，所得非所劳；其二，公共资源配置的时候，或难免“姥姥不疼舅舅不爱”。

　　农民尊严感降低的第一个问题，在于分配制度渐失公允。

　　数年前，《人民日报》就曾刊文特别关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称老百姓“干得多挣得少”。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资本分配比重过大，劳动性收入自然就要“委曲求全”。当那些IPO里创造的暴富神话若干年后不过开列了一份“杀猪榜”的时候，最广大农民的利益难免有一部分直接或间接成了沉没成本。勤劳不致富，受伤的首先是农民。这不仅是一个“谷贱伤农”的问题，也不止是“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悲怆，而是关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事情。兹事体大。

　　关于农民尊严感迷失的第二个原因，显然在于二次分配类的制度。

　　卢跃刚先生在《乡村八记》有一个鞭辟入里的比喻：一驾马车向前飞奔，车上坐着两人，城里人和乡下人，他们同是马车的主人。后来车跑不动了，乡下人下去帮助推车，等车跑起来，城里人却忘了将其拉上来，于是城里人永远驾车在前面跑，乡下人永远在屁股后面追，久而久之，成了一种规矩乡下人想搭车，要看城里人脸色。这个寓言可以直接翻译成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11月12日的发言：目前城乡差距依然巨大，城乡差距未出现缩小的拐点；进城务工人员一方面不能享受市民就业条件及福利，另一方面还要供养在农村的配偶子女和父母，其在城市依然缺少国民待遇。没有天生的贵族，也没有天生的农民。欧美社会的农民与我们的农民显然不是一个意思，其间的差距难道只是“橘枳之异”?这些后赋的差距，拉大了谋生技能上的差别，反过来又加重了初次分配中权重比的落差。

　　“君尊严而国安”。其实，对于人口庞大的中国而言，农民的尊严感，才是一个社会的安全感、体面感。什么是尊严?王小波说，尊严就是你走在任何地方，都被当作一个人物而不是一个东西来看待。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当有天我们的政策与制度能保证“勤劳致富”不至沦为传说，保证每一个“农民人物”获得对等的权益与自由，最勤劳的农民，何愁会不体面、不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