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李军虎拍的短片《父亲》记录了陕西农民韩陪印外出打工供儿子读书的艰辛生活。这位朴素、善良又乐观的父亲一度为儿子李胜利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而自豪，期盼着大学毕业儿子能出人头地，过上坐办公室有空调的日子，然而四年节衣缩食供完了大学，儿子找的工作并不理想，工作三年后工资才1500。这成了韩陪印心头的一块阴影，他觉得儿子读完大学工资还不如自己打工高，他哀叹道“我看读书是没用的”，他甚至后悔当初让儿子上大学。(12月14日 《中国青年报》)

　　无论是纪录片还是文字报道对这对父子的刻画都蒙上了一层沉重的底色。这种有些哀伤的主基调，倒不是导演主观为之，而是因为其所记叙的事实本身就直接来自社会底层。农民工终究还是弱势的，他们含辛茹苦培养孩子念大学，而读完大学却并没有很好地改变年轻一代的命运，理想和现实间巨大的落差自然让他们生出一种悲观的“读书无用”情绪。再联想到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农家子弟放弃高考，影片所呈现出的这种社会情绪也许会令我们更为担忧。

　　知识能不能改变命运?几年前名校毕业生杨元元的死曾一度使这个话题变成焦点而附着了不少悲酸的意味。其实也的确如此，类似的艰难抉择从来只会出现在那些出身寒门的子弟身上。对他们而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命运转轨，已从过去的曼妙理想，变为了现在的望而却步、举步维艰。因为机会成本于他们实在太高，当美好的青春都给了“书山学海”，家人把所有的力量和重心都放在了读书上，而他们自己也注定不可能再回到农村从事耕种时，读书这条路便褪去了那份浪漫而沦为一场“非输即赢”的豪赌。

　　显然，农村孩子的成才之路不能只有“读书”一条，他们需要更多元的选择。就像有的人适合体育，有的人适合画画一样，每个农家子弟也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有选择自己志向的权利，不能简单以“一定要上大学”来限定其成长轨迹。恰恰因为强调读书改变命运已成了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其内涵被曲解和窄化了，并不只有拿着高工资、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才表示命运改变了，也不只有上了大学才能改变命运。不少读中专、职校的农村孩子，他们通过手中的技术和不断自我充实，最后的工作并不比一些大学生差。相反，有的孩子更适合在这样的高职院校学习专门技能，社会也亟需这样的人才，一窝蜂地去上大学学习理论知识，反而造成了“务虚人才的冗余”。

　　而且一味强调农村孩子要刻苦学习、上大学改变命运，也遮蔽了一些真问题，比如，为什么不尝试着改变农村教育的课程内容，在文化知识之余开设一些兴趣、特长课程，以此引导他们发现自己的志趣，从而对以后人生有更好的规划。没有差异化的应试教育只能让更多的人埋没在整齐划一中。还有，农村的凋敝亟需一些在家乡就地创业的人才，那些没有考上或者无意考大学的农村青年，应该接受到必要的技能培训和指导，而不是仅仅放任他们外出打工自寻生路。

　　最主要的是，农村孩子拼命考大学无以抹平和掩盖城乡二元体制下的“身份级差”。城市孩子即便没有考上大学，也有一个城市户口做后盾，不愁生计，而农村孩子呢，在户籍壁垒前，他们可拥的后路几乎为零，所以只有把全部赌注都压在“考大学上”。忽略户籍坚冰，而只是单方面灌输农村孩子——“只有一条独木桥可走”，等于把政治成本都转嫁到农村孩子身上，他们不得不一方面相信“只有上大学才能改变命运”，一方面又因制度性歧视获取一张“入学券”要付出比城市人多得多的努力。

　　韩大叔喊出那句“我看读大学是没有用”是因为他和他的孩子还是习惯性地将“农村孩子上大学”神圣化，所以期望越大失望越深，上大学并不一定就会成功，农村孩子也不该只有上大学一条路。也许大叔那句话是对的，“当初不该让孩子上大学”，因为在自由市场格局下，在大学规模化生产的今天，行行都能出状元，强调“理论学习”的大学生反而不一定能胜过那些接受过实际技能训练的中专、大专生。当然，上大学总是好的，只是无须将其“唯一化”，农家子弟在上大学之外也应有更多其他后路可选，这需要制度和观念上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