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摁下手印的那一刻算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拉开了中国农村生产力变革的大幕。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市场风险也不断增大，让家庭经营的农民感到无所适从。他们发现，只有再度联合起来，才能够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便应运而生。

　　据农业部统计，2011年三季度末，全国依法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48.43万家，实有入社农户3870多万户。从2008年开始，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以每月1万家的速度猛增。

　　联合起来腰杆硬，谈判有了话语权

　　“分散的农民联合起来，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在市场谈判中有了话语权，说话腰杆子硬了，不像过去那样随意听人摆布。”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雪山农民养猪专业联合社理事长李培堂底气十足。

　　李培堂的底气来自联合社掌握的生猪资源。2007年成立的雪山农民养猪专业联合社聚集了大邑县83家农民养猪合作社，全县每年出栏生猪130余万头，其中规模养殖户出栏量90万头，联合社就占到了7成左右。

　　“我们现在是‘六统一’。”李培堂说，“1万多户养殖户、5万多农民，品种、饲料、疫苗、兽药、技术防疫、养殖思路，都在联合社的统一指导下进行。这种模式下的养殖与农民自己分散喂养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李培堂给半月谈记者算了一笔账：联合社成立之后与各大饲料、兽药企业进行谈判，统一购进生产资料。饲料每年购进18000吨，每吨节省成本30元～50元；预混料每年购进1000吨，每吨节约300元～500元；每头猪的疫苗、兽药成本节约20元；联合社直接与屠宰企业等市场终端对接，取消了猪贩子等中间环节，每头猪比市场价可以多卖20元～30元。整个联合社所有的成本节约和售价增加的金额，算下来一年能达到1500万元～2000万元。

　　联合社理事、大邑县旺萍农民养猪合作社负责人唐萍说：“在2008年以前，我们养猪都是自己联系购买种苗、兽药和饲料，规模太小，那些大厂根本不会拿正眼瞧我们，进货必须是现款，想赊购门都没有。联合社成立之后，这些大厂态度180度转弯，不仅可以赊购了，还主动派技术人员上门为养殖户服务。”

　　在地势平坦的北方，种植业合作社给农业规模经营带来的效益更为明显。黑龙江省讷河市规模经营耕地达300万亩，占全市的50%。讷河市委副书记韩枫告诉记者：“通过合作社的指导，我们的农产品实行标准化生产，提高耕作质量，收获后又由合作社进行统一包装、存储和销售，确保产品能够卖上个好价钱。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每年可为社员节支增收4亿多元。”

　　据农业部统计，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收入比非合作社同业成员收入平均高15%，有的甚至高一倍多。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扶贫方面发挥的作用在云南、贵州等偏远地区更为明显。

　　农村治理新探索，农民素质获提高

　　随着合作社的不断发展壮大，介入农村社会、经济程度不断加深，农村社会管理构架也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开始与农村传统基层力量寻求融合，自身公平、民主等特点也为基层民主管理提供了有益借鉴。依托各类合作组织，农民在技术能力、诚信水准、市场意识等方面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农业大省四川，作为吸纳农户数量达到半壁江山的新型农民组织，合作社近年来正在寻求与农村传统基层力量的融合，打破行政区域划分、以产业为依托的产业党组织正是这种融合趋势的表现形式之一。目前四川各类产业党组织超过6000多个，党员超过50万人，辐射带动农民达1000万户左右。

　　四川省简阳市贾家镇是全国小城镇建设重点镇，在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村，农民合作社运营已经突破了现有的行政区划。从2007年开始，贾家镇成立农业产业党总支，下设生猪、优质蔬菜、水果等产业党支部，领导数个农民合作社，产业党支部的登记党员均为合作社骨干。在产业党组织的带领下，不仅农民合作社有了长远发展，社员人均收入高出全省800多元，而且群众工作好做，上访、群体事件等现象大为减少。

　　简阳市坛罐乡南堰村猪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钟子敏告诉记者：“在合作社模式下，农民诚信意识得到极大加强。比如我们与饲料企业合作，以合作社的名义从企业赊购饲料，再赊销给社员，社员销售一批生猪后再还款，运行这几年来从来没出现过恶意赖账的事。”

　　企业法人角色难体现，亟须突破发展“天花板”

　　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随着介入市场经济的程度不断加深，农民合作社遇到了一些难以逾越的“天花板”，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壮大。

　　一是合作社规模普遍偏小，专业化水平偏低。尽管目前全国工商登记的合作社法人达40多万家，但从各省的情况来看，大型农民专业合作社依然不多。

　　二是合作社法人注册登记不规范。由于合作社法要求登记时录入每个成员的身份信息，但一个合作社经常有上百个成员，很多地区的工商部门无法做到一一录入，也就造成了登记成员和实有成员在数量上的巨大差异。“隐名成员”的存在，给生产经营中的税务抵扣、权益纠纷、破产清算等问题带来隐患。

　　三是土地、融资等问题难以解决。尽管有些农民合作社在部分地区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已经开始扮演重要角色，但是涉及资产、信贷等领域时，合作社的企业法人角色却难以体现，融资难成为全国范围内合作社面临的最大瓶颈。

　　李培堂感慨地对记者说：“我把全部家当都投入合作社，耗资数百万来搞养殖，我们的合作社占到当地行业内7成的规模，但是为了20万元的流动资金，我依然要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申报材料做到1尺厚，等了几个月也得不到贷款，最后只能通过民间借贷来解决。”

　　四川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郭正模认为，当前我国农民参与市场经济、参与城市化进程天然的缺陷就是缺乏有效、可抵押的资产，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他建议，国家应正视农村大量宅基地闲置的现状，以及宅基地事实上属私人所有的性质，选择符合条件的地方进行试点，探索明确农民宅基地财产权的性质，赋予农民参与市场经济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