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时间，七个城市，十份工作这是来自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的90后农民工魏胜一的打工“履历”。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漂泊。在以80后、90后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这样的“工漂族”并不是个别现象。专家分析，就业“高流动性”与“短工化”，是“工漂族”的典型特征，这也成为近年来用工荒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2月9日《新华每日电讯》)

　　眼下，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用工难、招工难，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普遍存在频频跳槽、“不太安分”的“工漂族”，这些现象证明，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着亟待破解的矛盾与急需消除的壁垒、障碍。

　　三年时间，七个城市，十份工作，如此“漂泊不定”的打工经历，并不是普通人想要的生活，却是眼下许多新生代农民工的无奈选择。由此而衍生的“工漂族”，实际上是一个极不安定且无归宿感的劳动力群体。“工漂族”的产生，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在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

　　如果说新闻报道只是加深了人们对“工漂族”的感性认识，相关的专业调查与分析则提供了更为清晰、透彻的理性分析。清华大学“农民工就业趋势研究”课题组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前我国农民工就业，普遍面临“短工化”的趋势。这主要体现为“高流动”和“水平化”两个方面：“高流动”体现为农民工换工频率高，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短，前后两份工作之间的待业时间也较长；“水平化”则体现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无论是在用工单位的内部，还是通过变更工作从而实现用工单位之间的转换，其职业地位都难以有实质性的提高。干不长、频跳槽、发展空间小、努力成效低，这是当下中国农民工就业趋势，简而言之，农民工大多在打“短工”。

　　“工漂族”所以选择打“短工”，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太难了。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期望值比父辈高，而现实状况是，农民工的实际工作强度较大，与其期望值存在巨大落差，工作之余精神文化生活单调，提升职业地位呈现“水平化”，缺乏上升空间与机会，严格的户籍制度和高昂的生活成本阻碍许多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为市民。于是，许多人选择频繁“跳槽”、“换岗”寻找更好的机会。

　　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普遍性的世界难题。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曾经指出：“二十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迟到的中国城市化，目前正在经历这个阶段。徘徊于城市文明之外的“工漂族”，现阶段主要是由于受到住房成本高、社保无法转移及教育不足等三大因素制约，而希望从农业流向工业、服务业，从农民转为市民的新生代农民工，正遭遇、感受着客观存在的就业摩擦和流动壁垒。

　　“工漂族”和与之相伴的“用工荒”的出现，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据统计，我国现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即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总数约有8487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58.4%，已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而一项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中有六成人会因为“工资比较低”、近四成人因为“没有发展机会”和“影响健康”等原因选择离开原工作单位。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业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但“高流动”、“水平化”的“工漂”现象的出现，已清晰地发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需加强服务引导、收入增幅有待提高、城乡“二元结构”亟待打破等一系列信号。而眼下普遍推行的加强保障房建设、强化农民工培训、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其实就是对症下药努力消除农村劳动力转移壁垒的具体举措。我们希望，这些举措能不断深化与全面落实，让更多“工漂族”找到合适的发展空间。而这些信息也同样提醒“工漂族”，用工荒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向卖方的转变，新生代农民工在抓住机会的同时，应该学习父辈认真、负责和踏实的就业态度，找准定位改变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