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自主成立的合作社与“支部+合作社”治理绩效的比较分析

　　——基于甘肃省民勤县的调查

　　内容提要：本文借鉴了美国密歇根大学Fornell 教授开发的顾客满意度指数(ACSI)，构建了一种基于满意度的农民合作社治理绩效评价模型，通过调查问卷并辅以入户访谈，对农民自主成立的合作社与“支部+合作社”两种模式各自提供的服务进行满意度测评，对比分析了两种合作社的治理绩效，并分析了西部合作社的演变路径。研究表明，民勤县合作社成立时间普遍较短，成立合作社的外部驱动力强，而农户自身合作意识并不强烈，在此背景下成立的部分农民合作社，提供的服务少，社员满意度低。

　　关键词：合作组织 治理绩效 演变路径 甘肃省民勤县

　　一、引言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之前，西北地区农民合作社数量很少。2007 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以后，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农民合作社的数量快速增长。与东部地区“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为主的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格局不同，西北地区由村两委带动成立的合作社所占比例较高，许多县乡着名的合作社或样板合作社，多是这种“支部+合作社”模式。因此，对比分析“支部+合作社”与农民自主成立的合作社的治理绩效，对于深入了解西北地区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具体情况，指导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20世纪中期以来，国外关于合作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合作社的经济属性方面，大多从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以及企业的角度去探讨(黄胜忠，2008)。国内关于合作社研究的重点侧重于从宏观层面探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必要性、发展现状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有关合作社的内部治理机制、行为主体的合作意愿等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朱春雷，2007)，而有关合作社内部治理绩效的研究文献则相对较少，尤其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民合作社内部治理绩效的实证研究更加薄弱。有关合作社治理绩效的研究成中果，黄胜忠等(2008)利用从台州、温州和邯郸三地获得的168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数据，基于有序概率模型方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机制及其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与治理机制紧密相关，治理良好的合作社，其成长能力和赢利能力相对较强，社员满意度也相对较高。赵佳荣(2010)运用农民合作社“三重绩效”评价模式，初步提出了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同时应用层次分析法(AHP法)建立了一个包括6个二级指标、14个评价级指标的“三重绩效”评价模式，并应用这一模式评价了湖南省10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刘滨等(2009)提出了度量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指标和方法，并运用根据8个调查点317份调查问卷得到的关于22个合作社的数据，最后分析得出结论：应该坚持从只重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转向以数量与质量并重的政策与价值导向。徐旭初等(2010)主要以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实践为例证，依据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体系，分析了治理机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影响的具体路径及其相互关系，最后得出结论：一个良好的合作社治理结构是内部机制与外部机制的有效结合，但主要依赖于内部机制，完善治理机制有助于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徐旭初(2009)在明确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的原则、思路和方法的基础上，建构了基于行为性绩效和产出性绩效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体系，界定了组织建设、运营活动、社员收益、组织发展和社会影响5个方面的指标，并以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样本进行了检验。于井泉等(2009)提出了农民合作组织创新是否有效的绩效度量标准，并从加强农业生产区域化和专业化、实行综合化经营、进行兼并和联合、实施企业化经营、整合改造传统组织资源和提升信息化水平6个方面提出加快中国农民合作组织创新的思路。

　　本文参考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Fornell 等提出的顾客满意度指数(ACSI)，选取甘肃省民勤县作为考察对象，以社员对合作社的满意度测评为视角，构建一种基于社员满意度的农民合作社治理绩效评价模型，通过调查问卷与入户访谈获得数据资料，对比分析“支部+合作社”与农民自主成立的合作社的治理绩效，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西部地区合作社的演变趋势。

　　二、调研基本情况与研究方法

　　一般来说，对绩效的测量有两个途径，即客观测量和主观测量。客观测量主要是运用统计数据和相关事实衡量实际绩效水平与预期绩效水平之间的差距；主观测量则是通过了解利益相关者对绩效的满意程度而获得所需要的绩效评估结果，常用的方法是满意度问卷调查(陈天翔、宁静，2010)。国内外学术界对绩效的主观测评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Fornell 等(1996)开发的顾客满意度指数(ACSI)。其他许多国家都开发了运用于评价公共部门公众满意度的测评模型和方法，例如瑞典的SCSB 模型方法、德国的DK 模型方法、韩国的KCSI 模型方法、马来西亚的MCSI模型方法等(吴建南等，2006)。国内一些学者将满意度与政府绩效挂钩，进行了相关的理论及实证研究。吴建南、庄秋爽(2005)对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在公共管理部门应用的背景、测量模型及结果的运用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其优点与不足，对构建中国公共部门公众满意度测量体系提出几点借鉴建议。闫章荟(2008)则认为，民众满意度与政府绩效的关系是极其微妙与复杂的，民众满意度并不总能真实地反映政府绩效。一方面，民众对作为被评估对象的政府并不是非常了解；另一方面，民众作为评估主体，也不是完全理性公正的评估者。笔者认为，农民合作社社员对合作社服务的满意度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合作社的治理绩效：一方面，合作社的规模有限，社员对合作社的服务状况掌握了充分的信息；另一方面，合作社社员对其付出的成本与获得的收益能够清晰地计算，可以对合作社治理绩效进行理性评价。

　　民勤县地处甘肃省河西走廊东北部，由于地表水匮乏，不得不大量抽取地下水以解决农田灌溉、人畜饮水问题，导致地下水位快速下降，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民勤县因而成为中国沙尘暴四大策源地之一。民勤县目前共有农民合作社134 家，参加社员共有32000 人，占农民总数的14.17%.2011年1 月，课题组在民勤县的7 个村庄进行了调查，表1 和表2 分别为此次调查的合作社的基本情况。

　　此次调查采用的问卷主要涉及五项满意度指标，分别为：对合作社所提供的技术服务是否满意，对合作社所提供农产品销售服务是否满意，对合作社所提供的农资采购服务是否满意，对合作社所提供的生产互助是否满意，对合作社的管理是否满意。合作社社员满意影响因素模型如图1 所示。

　　调查中共回收有效问卷63 份，其中，自主成立的合作社39 份，“支部+合作社”24 份。为了弥补样本数量少的缺陷，课题组同时做了比较细致的入户访谈，拜访了村组织相关负责人，深入了解样本村的村情概况、产业历史、村委会情况，同时到合作社所在场地实地考察，详细询问合作社的成立过程、运行程序、内部设置、服务内容等，对合作社的整体情况掌握得比较透彻。

　　三、农民自主成立的合作社与“支部+合作社”治理绩效的调查结果

　　﹙一﹚农民自主成立的合作社治理绩效调查结果民勤县农民自主成立的合作社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由农业公司带动成立，另外一种是由农户自由联合成立。农业公司带动成立的合作社有其自身的优势，例如资金比较充足，经营管理经验丰富，组织机构比较健全成熟，因而能够更好地带动农户，更有实力参与市场竞争。农户联合成立的合作社则内部联系相对松散，组织机构不健全，经营经验欠缺，整体竞争力较弱。

　　1.农业公司带动成立的合作社。2008 年11 月，夹河乡中坪村村民马玉锐前往宁夏、北京等地考察温室蔬菜种植及销售情况并与宁夏天瑞绿色种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2010 年7 月，马玉锐发起成立了玉锐蔬菜产销合作社。合作社现有社员5 人，注册资金22 万元，社长马玉锐个人出资20 万元，其余4 人各出资0.5 万元。2010 年8 月，合作社与宁夏天瑞绿色种业有限公司签订正式购销协议。合作社的成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员的农产品销售压力，增加了农户的收入。但是，由于合作社成立时间短，带动人数少，仍然面临很多困难。在未来的几年时间内，合作社将广泛吸纳社员，扩大规模，同时发动社员集资，与天瑞绿色种业有限公司合作建立种苗培育中心。

　　2.农户自由联合成立的合作社。这种类型的合作社是通过政府相关部门的宣传指导与扶持，在村庄能人的带动下自由联合成立的。此次调查的恒益农产品产销合作社和浩叶养殖专业合作社等，均为农户自由联合成立的合作社。通过与浩叶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交谈得知，大坝乡八一村有40多年的养羊历史。社长叶冬香曾担任八一村六组组长长达10 年，在村中具有较高的威望和号召力，同时，由于长期担任组长，比较了解农户情况，与普通社员相比管理能力也较强，因此带头成立了浩叶养殖专业合作社。参与该合作社的社员中有7 户是养殖大户，普通社员人数也比较多。政府对浩叶养殖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很大，县畜牧局计划分期分批投资80 万元，社员自筹资金20 万元。 参与自主成立合作社满意度调查的社员共39 人，表3 是经过整理得到的数据。

　　从表3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在合作社提供的五项服务中，选择“非常满意”的人数都很少，具体为：技术服务2 人，农产品销售服务1 人，农资采购服务2 人，生产互助服务1 人，合作社的管理2 人。对各项服务表示“满意”的结果为：对合作社管理满意的人数所占比重较高，达到25.64%;对合作社的生产互助服务满意的有5 人，占到所调查人数的12.82%.选择农产品销售服务为“不满意”的人数最多，为17 人，占43.59%.

　　﹙二﹚“支部+合作社”治理绩效的调查结果“支部+合作社”模式在民勤县的中部地区非常普遍，出现这种现象有其独特的背景。民勤县地处石羊河流域下游，被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包围，该流域的生态问题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07 年底，国家批准了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投资47 亿元进行生态治理。“关井、压田、建棚、移民、压沙、造林”,这是目前民勤县综合治理生态环境的六项重点工作(韩传号，2008)。“建棚”包括修建日光温棚和养殖棚区。在建设日光温棚的村庄，多数都有村组织带动成立的蔬菜合作社，所有以温棚种植蔬菜的农户都是合作社社员。

　　通过与村干部交谈得知，政府在宣传和推广日光温室项目时非常艰辛，农民也表现出极度的不满。夹河乡中坪村由于农户建棚的积极性不高，村委会不得不采取抓阄的方式决定温室大棚的建设，同时给参与日光温室项目的农户额外再分配5 亩地，当时民勤县人均耕地面积为2.5 亩。农户出现抵制情绪，原因有以下几点：①资金问题。当地建设的温棚有两种：一种为普通温棚，每个大棚县里补贴0.5 万元，乡里补贴0.1 万元，提供无息贷款0.07 万元，成本约为1.2 万~1.3 万元，农户需自筹资金0.5 万~0.6 万元，这对于当地农户来说有很大困难。即使部分农户有能力修建温棚，也要考虑到投资后的收益问题。这种温棚采用漫灌方式灌溉，加之水质较差、土地盐碱化严重，温室所生产蔬菜的质量以及产量都不高，从而导致价格上不去，不能达到农户预期的收益。另一种温棚技术比较先进，采用滴灌、电控外膜、光照加热等技术，每个温棚成本为2 万~2.5 万元，政府补贴0.9 万元，每个温棚的平均年收入大概在0.8 万元左右。尽管较普通温棚先进，但是需要投入更多资本，对于普通农户来说根本无法承受。②农民的疑虑。温棚与羊棚项目始于2007 年，以前从未出现，农民接受新的事物总要经历一个过程，也会在心里对收益与风险算一笔账：例如，温室蔬菜的市场前景如何?是否需要先进的技术操作?如何获取这些技术?所投资金多久才能收回?诸如此类的问题导致农民对建棚持观望态度。③温棚内湿度大，温度高，温棚内外温差悬殊，劳动者容易患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所以，民勤县中部地区的多数村庄都是一户一个温棚，只有极少数农户投资2 个以上的温棚，投资最大的也只有4 个温棚。

　　参加“支部+合作社”满意度调查的人数共24 人，也是从合作社所提供的五个方面服务着手进行满意度调查。

　　41.67%;对农资采购服务“满意”人数为9 人，比重是37.50%;对农产品销售服务“满意”的人数为8 人，占到调查人数的33.33%;对合作社的管理“满意”的人数为8 人，比重为33.33%. 在“不满意”一栏中，对农产品销售服务和生产互助服务“不满意”的人数最多，均为10 人，占41.67%;对合作社的管理“不满意”的人数最少，为3 人。

　　﹙三﹚两种合作社模式满意度对比在所调查的合作社中，自主成立的合作社数量为7 家，“支部+合作社”为5 家，被调查人数前者为39 人，后者为24 人。两种合作社模式满意度数据显示(见表5)，无论哪种模式的合作社，社员对合作社整体运行的满意度都低，这与发达地区合作社提供产供销一体化服务的格局差距非常大。

　　这说明，合作社自身的成长和发展还需要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问卷共设计了五项满意度指标，同时每项满意度指标赋予四种程度的主观评价，分别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在此选取“满意”相关统计量，设自主成立合作社指标中的“满意”项为i X (i =1,2,……，5)，“支部+合作社”指标中的“满意”项为i Y (i =1,2,……，5)，将i X 与i Y 相减，大于零用“+”表示，小于零用“ ? ”表示，这样就能清晰地看出社员对哪种模式的合作社所提供的服务满意度更高。表6 为参与两种模式合作社满意度测评的对合作社提供的各项服务满意的人数所占比例的差值。

　　表6 可以清晰地看出，整体来说，社员对农民自主成立的合作社所提供的各项服务满意度均不如“支部+合作社”模式高。

　　四、两种合作社模式治理绩效分析

　　通过对比分析，笔者发现两种合作社模式有很多相似性，但又有各自的特点。

　　两种模式的共同点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合作社成立时间短。其次，社员普遍都没有成立合作社的强烈需求，缺少合作社互惠的内驱力以及对组织的归属感。Osterberg and Nilsson(2005)指出，可以通过社员对合作社的承诺和成员对董事会成员的信任程度来衡量合作社是否成功。合作社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合作社所有成员都应该关心合作社的运行与成长，成员之间应该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而非简单的集合群体。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西部地区合作社社员互相之间提供的互助活动很少，并且很少集体决定合作社内部重大事项，对社长普遍存在不信任感。最后，村民对合作社有关知识知之甚少，认知度低，由此导致社员被动地加入合作社，机械地参加合作社的有关活动，从而不能提供任何有建树的意见。

　　两种模式的合作社又有各自的特点。在五项指标中，“支部+合作社”的满意率均高于农民自主成立的合作社，例如，对技术服务满意的人数比例，前者为41.67%,后者为25.64%.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支部+合作社”的社长均为村委会成员，作为村民与政府之间的纽带，与普通社员相比，村干部与上级部门关系更密切，组织能力更强，能够为本村争取到更多的惠农项目，组建合作社更容易得到上级领导的重视与扶持，上级会指定县乡农技部门、畜牧局等相关单位到合作社进行技术指导，定期进行养殖和种植知识讲座等。此外，由于大部分年轻人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有文化的人比较少，相比之下，村委会人员素质较高，在村内居住时间久，经验丰富，能力强。自主成立的合作社则表现出更加民主的氛围，社长多为村庄能人或种植大户，或者有外出务工经验，眼界宽，思路广，口碑好，在村中有较高的威望，容易动员农户参与合作社，对合作社更上心。

　　当然，笔者在前文已经提到，无论是自主成立的合作社还是由支部带动成立的合作社，社员对合作社提供的服务满意度普遍都比较低，在此将分别分析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1)社员对自主成立的合作社满意度低的原因第一，成立合作社的外部驱动力有余而内部动力不足。社员远景动机强，即对合作社的未来尤其是政府对合作社的支持期望很大，成立合作社的动机主要是能够得到政府等相关部门的支持与补贴。以红沙梁乡上王化村来福养殖专业合作社为例，该社社长是本次调查的所有合作社中唯一的一位女社长，比较健谈，她详细介绍了成立合作社的动机及合作社的运行现状：起初成立合作社是由于在县农业银行工作的表哥提供信息，说政府会给予补助，她随后动员邻居好友加入合作社，社员入社仅仅需要提供自己身份证的复印件，并没有真正参与到合作社的成立过程当中，更谈不上合作社是否有自己的章程、社员代表大会、组织原则和经营宗旨、所提供的各项服务等。截止笔者调查之日，该合作社虽已成立，但并未很好地运行，也没有得到相关部门实实在在的资金扶持。

　　第二，合作社成立的时间比较短，从整体上来说仍然处于成长的初期。民勤县的合作社大部分是自《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后陆续成立的，合作社的领导人与县乡农业、畜牧、科技、财政等部门不熟悉，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协调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关系。同时，合作社为社员提供的服务也比较单一，仅在成立初期为社员提供有限的技术指导和培训，但未能持久进行。

　　第三，农民对合作社知识了解得不多，对合作社的认知程度低，参与人数相当有限。民勤县地处偏远地区，农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在入户访谈时发现，大部分社员对合作社知之甚少，出现了调查人员谈论农业合作社，社员却认为是在讨论农村医疗合作的情形。由此可见，当地对合作社的宣传还缺乏力度，没能让农民从根本上认识和理解合作社究竟为何物。

　　(2)社员对“支部+合作社”满意度低的原因在五项指标中，“不满意”人数最多的是农产品销售服务。在入户访谈时了解到，合作社之所以提供销售服务比较少是因为合作社成立时间短，主要精力集中于前期的组建工作以及配合上级部门进行蔬菜大棚及养殖大棚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农产品有固定的销售渠道，外地商贩会上门收购所需的农产品。例如，位于苏武乡西湖村的金南农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定期会有商人到村庄收购鸡蛋，大批购买鸡只；在棉花种植区，有在镇上专门做棉花生意的商人开车前往村庄收集棉花。

　　被调查的农户90%都有三轮车，农民经常自己开车到最近的市镇集市销售农产品。大坝乡六沟村的蔬菜大棚种植户会定期用自己的三轮车将辣椒、番茄、人参果等集中运送到附近的蔬菜集散地大坝乡八一村，花费时间仅为20 分钟。社员对合作社所提供的技术服务比较满意，“满意”人数占被调查人数的41.67%,但合作社很少涉及农资采购服务和生产互助服务。蔬菜种植户主要是在当地的育苗公司购买所需的西红柿幼苗，合作社仅提供有关农资采购的信息。生产互助仅仅发生在邻里之间，并且互助的前提是两家的经营规模相当，并没有合作社统一安排的互助行为。访谈过程中发现，有些村干部利用职权照顾关系户。

　　在苏武乡西湖村，政府为了扩大养鸡规模，鼓励村民养鸡，建立了养殖园。养殖园可以容纳9 个养殖户，要求每户养殖规模在5000 只以上。对入选养殖户政府每户补贴3 万元。有的养殖户养殖规模未达标却仍然拿到了政府补贴，村民意见非常大，因此对合作社的内部管理评价很低。

　　整体来看，合作社与村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并不是很好，究其原因除了民勤县产业薄弱、合作社成立时间短之外，主要是“支部+合作社”模式的特殊性及其成立背景的复杂性。政府的政策与资金支持对农民加入合作社的动机有直接影响。“支部+合作社”是在政府推行日光温棚及养殖棚区项目的背景下成立的，村组织作为与乡镇政府直接对接的农村最基层组织单位，在棚区建设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推行温棚和养殖棚区项目过程中，鉴于上级部门的扶持与宣传，为方便项目更好地实施，村委会顺带成立了合作社，由此导致合作社与村组织二者很难分开。合作社和村委会在进行工作指导与宣传的时候，往往不能清楚地界定各自应该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应的职责与权限，社员更难分清究竟是合作社还是村委会在提供服务。因此，在社员对合作社提供服务的满意度评价方面，有某种程度上的混淆现象。

　　五、两种合作社的演变趋势

　　笔者在调查中观察到，村支部和村委会的换届选举，对“支部+合作社”的治理将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农民合作社也会对村庄政治格局的变动产生一定的影响。

　　村委会选举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在农村最广泛的实践形式之一。《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2010 年全省村级党组织和第七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甘办发[2010]68 号)，涵盖了有关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各个方面，其中对村委会候选人条件做了具体的规定，鼓励农村致富能手、复转军人、外出务工经商返乡农民、回乡大中专毕业生、大学生“村官”、县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提前离岗或退休干部职工通过法定程序，积极参与村委会成员竞争。笔者在调查过程中了解到，目前村干部的选拔条件很明晰，例如要求现任干部年轻化，超过55 周岁的人员就没有资格参选，同时必须具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等。因此，在村组织改选过程中，有的村庄原来的村干部由于种种原因落选，原先“支部+合作社”的社长都由村干部担任，村干部改选后，合作社社长不再是村干部。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使合作社内部社长与其他成员的地位更加平等，合作社趋向民间化，官办色彩淡化；另一方面，合作社与政府部门的联系不如以前频繁和方便，争取到的政府资源及项目可能会减少。

　　农民合作社对中国村庄政治格局的影响也正在逐步显现。带头组织成立合作社的农户，往往都是种植大户或村庄能人，在村内的威望由于带动成立合作社而进一步提高，在换届选举中当选为村委会主任、村支书的机会增加。农民自主成立的合作社社长一旦当选为村干部，就有机会为合作社争取到更多的政府资源和扶持项目。这种合作社的社长在未担任村干部时，合作社内部比较民主，社长与社员关系亲密，当选村干部后，有可能借助村干部的身份和地位，聚集人脉，加强对合作社的内部控制，从而形成家长制，不利于合作社的发展。

　　有研究指出，农民专业合作社促进了农村社区发展。合作社在强化法人治理的过程中，能够提高社员的民主办社能力，这对于加强村庄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王勇，2010)。以取消农业税为转折点，政府在农村地区的政策指向和目标要求发生了变化，村级组织的职能也由协助政府汲取资源和管制农民向为农户提供服务转变(韩国明、钟守松，2011)。村级组织一方面要协助乡镇政府推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另一方面要与各种民间组织和非体制内精英合作，逐步完成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合作社作为农民自己的组织，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要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实力。尽管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期，村庄内各种组织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但是，政府、村委会与合作社等将共同构成村庄活动的参与主体，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建设村庄的崭新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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