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

　　20世纪 50年代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农业的主要制度变化是服务于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在这个过程中，“三农 ”剩余被大量提取导致农业缺乏激励，农业劳动力减少投入，劳动力、土地、资金三大基本要素长期间净流出，农业相对不经济或不景气。可喜的是，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们看到政府直接进入 “三农 ”领域，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这为供销合作社系统发展创造了巨大的机会。

　　供销合作社与我国农村制度变革是相伴相生的。1950年，全国推进了土地改革。完成这次改革之后，面对全国分散的小农经济，国家建立供销合作社。1953年，统购统销的国家政策直接和供销合作社的体制建设结合起来。通过统购统销解决工业化中从农业占有剩余、满足城市发展需求的客观矛盾，这就有了供销合作社发挥作用的体制条件。 1952年开始搞互助组， 1953年开始组建初级社， 1955年进入合作化高潮，客观上为供销合作社执行国家统购统销政策奠定了基础。当国家工业能够生产大型军工机械时，工业各部门向中央政府提出建议，要求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从初级社进一步提升到高级社。当高级社形成以后，特别是人民公社形成以后，中国完成内向型从 “三农 ”提取积累的工业化的结构性的制度安排，有效地帮助工业提取了农业剩余。这段时间农业的主要责任，不是服务于农民自身和农村社会发展自身，而是服务于国家构建一个工业化体系，一直延续到 70年代。

　　上世纪 70年代末，国家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转折，也是现行我国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在这次改革中，受损失最大的是主要涉农部门，比如信用社、供销合作社、粮站、农技站、种子站、畜牧兽医站等，当时合称 “七所八站 ”。由于人民公社解体，原来“七所八站 ”所依存的降低与分散小农打交道的交易费用的体制不存在了，谁都与农民打不起交道的交易费用的矛盾爆发了，因此所有政府下乡到农村的涉农部门全部发生了严重亏损和重大变化，它们都在农村改革中线断、人散、网破。

　　在这个背景影响下， 1993—1994年，供销合作社进入租壳子卖瓤子、全面甩包袱的时期，所有不盈利的基层网点、基层门面基本撤掉，县乡两级的仓储全部市场化或资本化。这次是供销合作社大失血的一次改革，几乎很难维持。 2003年以后，中国“三农 ”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中央一号文件连续 8年关注 “三农”，政府强调国家战略重大转变。国家重新进入最需要财政投资的 “三农 ”领域。2003年开始，特别是 2006年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以来，政府每年的支农资金大量增加。

　　“新网工程 ”是供销合作社的第三次改革，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将“新网工程 ”和新农村建设结合是及时的正确决策。“新网工程 ”建设不应单纯强调商业网络建设，因为目前商业网络建设在农村和在城市一样，处于营商环境劣化的境况，搞大型商业网络体系只有一时之功，连沃尔玛的年平均利润率也降到 1%，大多数小门店都在勉强维持。在商业资本过剩条件下，重构营商环境特别是信用化的营商环境条件不具备，因此，恶性竞争比比皆是，假冒伪劣横行，这些都是营商环境劣化的现象。所以我们必须另辟蹊径，综合平衡、多方协调，用内部化的方式节约效益成本，把别人已经支付的信息成本节省下来。

　　利用国家财政投资建立起的基础，如何构建供销合作社系统搭业务便车的机会，去分享这些成果。国家大踏步地进入 “三农 ”的时候，各个涉农部门的机会来了。怎样利用好，这是我们的重大课题。只有搭上新农村建设、大规模改进农村基础设施的便车，才能极大地节约供销合作社重建农村市场网络的交易成本。

　　供销合作社作为目前国内唯一网点最完整的商业机构，现在最好的努力方向是变成全国大型综合商社，以自己原有网点的优势，进一步结合国家在农村大规模从事基础建设的条件，把现有的网点改造得更合理，让它更好地发挥综合性作用，绝不单纯做单一业务。任何单一业务都无法支付小农间的交易费用，这是以往的教训。

　　有些供销合作社强调 “新网工程 ”要和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结合，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因为，社区经济本来就是多元化的。我们搞了几十年的专业化，从 80年代就开始强调专业化生产、企业化经验，而现实中中国农村经济长期以来就是多元的、兼业的。供销合作社打算和农村综合服务中心结合，恰恰是利用了几千年中国小农经济内生的多样化特色，使信息成本降到最低可被分解的程度，因为信息成本是制度成本的内涵，才能把整个制度成本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