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没有理论指导又无经验可循的情况下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建立人民公社是我党决定走的一条快步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道路，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起有国际国内两方面原因。

　　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国际原因

　　人民公社化运动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直接影响。“公社”这个名称，原出于欧洲中世纪，指的是当时西欧实行自治的城镇。中苏两党两国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的八九年中，一直保持着一种“同志加兄弟”的关系，这既是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使然，也是各自利益的需要。然而，这种亲密的的关系到1958年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中苏关系发展史上，1958年是个转折点。首先，苏联的整个政治战略部署准备有所改变，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1958年元旦克里姆林宫的新年国宴，在苏共主席团长桌背后台上突然发现布置了一盆利用电光装置的熊熊烈火的盆景，上面写着‘解冻'，这是明白地宣布，苏方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要解冻了，要缓和东西方紧张关系了。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下，苏联与西方“解冻”，意味着中苏关系必然经受考验。其次，苏联共产党在1957年夏天清除了所谓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以后，赫鲁晓夫在苏联党和政府中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对赫鲁晓夫而言，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不象“三马驾车”时那样重要了，于是，老子党思想、大国沙文主义重新开始作祟。之后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追求平等的党际关系和独立自主原则的无产阶级政党，不可能屈服于大国主义的压力，不可能接受老子党的指挥。

　　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关键在于，在两党关系开始恶化的时候，中苏两党几乎同时开始了走出斯大林模式、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尝试。赫鲁晓夫在苏联推行的改革，其主要内容包括：在所有制方面，改变过去那种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允许包括个体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在经济的计划化方面也不像过去只有清一色的指令性计划，开始引入市场机制；在管理体制方面，强调部门、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重视利润、价格等经济手段在经营管理中的作用；在意识形态领域，强调人们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一致，提倡创作自由，认为文艺工作者不应该是根据命令，“而是根据自己的信仰”去创作；在外交政策方面，开始考虑与西方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从而实现和平过渡。苏联共产党确信：“哪个制度比较好，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不应当通过使用导弹核武器的世界战争来决定，而应当在和平竞赛中决定。”

　　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的这些改革措施和主张被中国共产党斥之为“修正主义”。在吸取了“斯大林模式”的一些教训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且取得了《论十大关系》这一重要理论成果。可是，就在这关键时刻，中苏关系的变化使中苏之间开始互相将对方视为竞争对手。当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得知苏联准备用15年的时间在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上赶上或超过美国时，毛泽东当即就提出了中国要用15年的时间在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上超过英国。表面上这是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的竞赛，实际上隐含了中国与苏联的竞赛。因为中苏两国之间不存在社会制度的优劣，谁发展得更快，谁能在这场竞赛中胜出，关键就在于斯大林之后的新的模式选择。也就是后来，我国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起。因为当时两国关系已经处在一种非理性的竞争状态，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再去参照苏联的东西。最终，从自身的信念和经验出发，中国共产党选取了“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群众运动这一建设模式，也就是实行人民公社。

　　由此可见，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导致了中苏之间的竞赛，由于中苏之间在关系不断恶化背景下的竞赛，导致了非理性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因此，走出斯大林模式，和苏联比较，与苏联竞赛，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起因之一。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国内原因

　　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大跃进”是密不可分的，“大跃进”是生产上的急于求成，人民公社化运动是生产关系上的急于过渡，生产上的急于求成导致了生产关系的急于过渡。

　　自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的过程中，全国范围内的很多领域出现了“跃进”的局面，特别是毛泽东在莫斯科作了15年赶超英国的宣示之后，全国广大农村在1957年冬和1958年春掀起了以兴修农田水利、积肥和深耕改土为中心的生产建设高潮。根据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原理，当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时候，只有新的生产关系才能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在“大跃进”的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凭着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尽快富裕起来的强烈愿望，劳动的热情和干劲在一个短时间内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从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农业劳动生产力在“大跃进”之初确实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这种提高是有限的，是受到当时历史情况下各种条件限制的。可是，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同志，当时对这一问题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认为群众的干劲和创造力是无穷的，只要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了，生产力就会得到极大的解放，共产主义就会提前到来。因此，误认为当时的高级社已经不能适应急速发展的生产力的需要，必须加以改变。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在生产力水平还相当落后的基础上起步的。虽然生产力水平低，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的心情和愿望却十分强烈。在当时的情况下，为解决这一矛盾，人们理所当然地想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想到了通过生产关系的改变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既然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和干劲已经创造了如此之高的生产力，那么生产关系必须随之发生改变，既然要维持“大跃进”的局面，必须通过人民公社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所以，人民公社既是“大跃进”的结果，也是“大跃进”的需要。

　　参考文献：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2]波利扬斯基：《1965年11月在庆祝十月革命48周年集会上的讲话》。